书城杂志四川文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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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论语》札记

王国华

所谓国学勃兴多年,已为多人创造生计。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国学”为今人做出的贡献。但成年人宁花重金让孩子去学“国学”,自己仍一知半解乃至毫无所知并欣欣然。《论语》作为国学最经典的著作之一,不过一万多字,通读完毕的又有几人?尤其当下三十多岁至五十多岁的人,幼时被刻意遮蔽传统文化,对此了无兴趣。无奈现在又到弘扬阶段,“国学大家”如过江之鲫鱼,层出不穷,对经典的阐释、解读良莠高下不等,有人捧经典为圣经,有人冷嘲热讽,有人攻其一点,该如何看?依我之见,有两点他们大多具备:毕竟通读过全文,毕竟有扬善之心。各人资质不同,能有这两点,即为圣人粉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非传统文化守望者,只是一读者,一旁观者,读《论语》,亦颇多感触与启发,随时记下。

圣人言当为圣人解

钱穆解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时说,“孔子距今已逾两千五百年,今之为学,自不能尽同于孔子之时,然即在今日,仍有时习,仍有朋来,仍有人不能知之一境。学者内心,仍亦有悦、有乐、有愠、不愠之辨。即再逾两千五百年,亦当如是,故知孔子之所启示,乃属一种通义,不受时限,通于古今,而义无不然,故为可贵。读者不可不知”。在解读“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时,说“孔子论政,就在上者之心地言。敬于事,不骄肆,不欺诈,自守以信。不奢侈,节财用,存心爱人。遇有使于民,亦求不妨其生业。所言虽浅近,然政治不外于仁道,故唯具此仁心,乃可在上位,领导群伦。此亦通义,古今不殊。若昧忽于此,而专言法理权术,则非治道。”

颇有几位朋友谈及,读《论语》读出浓浓功利心。孔子及弟子言论均注重即时性,拿来即可用,直接解决问题,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无宏大叙事的铺陈,感情浓烈而无宇宙情怀,易被视为实用哲学。自然,卫道者可指斥读者心中先有了功利才读出功利。但若多人都读出功利,岂非文本自身即有这样的初衷?而钱穆之解读,刻意避开功利机巧,专注于古今相通之“道”,处处以“道”导引,矫当下心灵鸡汤之枉,堪为心中有“道”之卫道士,对圣人之言有圆通之功,故圣人言当为圣人解。

无违

假期回乡,见叔婶将奶奶接到自己家中,腾出一间屋子给她住,明亮宽敞,暖暖和和,说是方便照料。奶奶九十多岁,思维清晰,只是行动有些迟缓,需拄拐,身边不能离人。奶奶说,我还是喜欢住到自己的院子里,两家虽然不过二百米远,但孙男弟女们来看我,已经习惯到我家来,我一会儿搬到这里住,一会儿搬到那里住,找起来不方便。就算在儿女家里照顾得好,还是不如自己的家踏实。

我把奶奶的想法讲给叔婶听。婶子说,以顺为孝嘛,老人实在想回自己家住,就让她在那里住吧。我们每天多跑几趟就行了。

孟懿子向孔子请教孝道。子曰:“无违”。意为一切按长辈的意思来,不违背他们的意愿。婶子的回答,正暗合了孔圣人的教诲。但孔子强调了一下“无违”的前提是“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按既定的礼仪对待长辈。暗指的含义是,长辈也不能乱来,行为也要有“礼”。约束世俗社会的“礼”,常常是和法律重合的,难道父母让儿女吸毒、杀人,儿女也要“无违”?

但这是个大前提,约束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家庭都在追求父慈子孝,和睦相处。无违便很重要。具体的生活中,很多事情其实并无针锋相对的指向,此亦可,彼亦可。吃面与喝汤哪个更正确?洗衣服早一点晚一点又如何?周末是出去溜达还是宅在家里?子女对老人的关心,贵在同情(同样的感情,同样的角度)。为什么非要讲道理?“无违”需有同理心、同情心,即使无同理心,也要有同情心。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长辈开心便好。有了这个情,所谓的理,便不再是坚定的理了。

此“无违”亦合夫妻、兄弟伦理。

幸福

曾写一文,名为《成功学和幸福学》,抄录部分段落:“‘成功学’散发着一股极端功利的味,说他们邪恶都不过分,讲一千个道理,说一万堆理由,就是告诉你如何从被别人骑在头上拉屎变成骑到别人头上拉屎。更可笑的是,他们跟那些算卦的没什么两样。如果真能‘成功’,他早一路奔过去了,哪还有时间教别人‘成功’。即便你真按他们说的做了,你也‘成功’不了,还得被别人骑在头上拉屎。

“对成功学的追捧,体现了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功利化,攻其一点不顾其他,消解了生活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每当这时,我总忍不住问:为什么没人来推广幸福学呢?如何把幸福当成一个课题,让大家像追求‘成功’一样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这该多有意义。”

“幸福学,可不是告诉你‘如何寻找幸福’。否则估计又要坠入讲禅说禅、装腔作势的一套把戏了。什么是幸福?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但它起码应该是积极的生活,而非神神叨叨;是为自己的幸福努力、抗争,而非逆来顺受,四大皆空。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难以几句话说清。我想表达的是:相比所谓的成功,幸福更应该是人类追求的东西,但现在它被忽略了,被以成功学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维左右,以致我们感觉到了缺少幸福,却又不能清晰地将其表述出来。名利不是不可求,但最终目的还是幸福,如果因过度囿于名利而忽略了内心的幸福感,岂非舍本求末,买椟还珠?”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早就用另一种极端表达指出过一种幸福的方式,食无饱,居无安亦可。今天也有类似案例,某某坚守深山支教,困顿不堪而志不移,某某照顾无血缘关系的残疾人几十年义无反顾。但此种案例多描述其坚强表象,摸爬滚打,鲜血淋漓,妻离子散,越惨越好,让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而忽略了主人公内心的幸福感。支撑他们的是幸福感,而非受虐心。

为所欲为

一个场景:屋子里坐满人。二十多岁的人进来,下意识地想,这些人会如何看我?四五十岁的人进来,会想,我如何看这些人?随着阅历的变化,心态亦有变化。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古人寿命短,能活到六七十岁算长寿,四十岁以前,该解决的问题都应该解决了。不惑、知天命已是相当高的境界,有耳顺、从心所欲的机会,乃生命之额外补偿,简直欣喜若狂,有生即好,夫复何求?

今人寿命增长,计较的东西亦增。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者,属自我警示、自我克制所得,当然,也可以是自我安慰的产物。欲望还有,机会减少,寻找自我解脱之途径似无可厚非。有临近退休之人称,已无所求,故从心所欲。结果是攻击性起,与人为恶。貌似“从心所欲”,实违孔子所言“不逾矩”三字。恶一旦爆发,此前多年的知天命、耳顺表现便成表演,可叹!

异端

孔子一直提倡少说话。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于言,木讷,少说话。此处“欲”字颇值玩味。你的讷于言不一定是天生,可以做出来,装出来。子张想走仕途,向孔子问道。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多听别人说话,把你觉得可疑的放在一旁,其余的也要谨慎地说,便少过错。多看别人行事,把让你觉得不安的,放在一旁,其余的也要谨慎而行,便少悔恨。说话少过失,行事少后悔,功名利禄自然都有了。

今人亦提倡少说。对于刚上班的青年,去外地工作的亲人,师长们都不忘叮嘱一句:“少说话”。少说是明哲保身的手段。但为什么“少说”可以明哲保身,而不是“多说”?

可以用孔子的另一句话解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意为,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抵彼。若专就此端言,彼端便成异端。反之亦然。攻击别人为异端不是什么好事,很有害啊。但人间攻伐,一定先找到你所执的一端,然后由另一端发力攻击,而你的发言正好成为靶子。若有同理心、同情心,一切都好办:若无,乃至紧盯着你,盼着你犯错的人,你一开口便是偏见与异端。所以最好一言不发。不发言,对方没有靶子。

与讷于言并行的,是敏于行。孔子提倡的不说多做,与后世实践貌似不符。古今案例,现实中得利的,多为不说又不做。

此并非孔子书生意气,只见一端未见另一端。相反,任何人说话做事都有特定处境与语境。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少说应具舆论共识,并可传袭至今,而“敏于行”亦应是该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有现实回报。只是时过境迁,今日“多做”亦被殃及。

相较于今日西方,少说少做(或不说不做)应是集体主义下的自保,强调融入、和谐之类。如果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变为个体主义生活方式,人人生而自由,个性张扬,则这种生存哲学便自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