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四川文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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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王明远的微画

——我看王明远绘画

王星

画画之于王明远,就是他的生命方式,他说:“我就好这一口,老天给了我生命,我就用它来画画,谁叫我喜欢画画呢?我画画不去讨好别人,我也不管能达到什么程度,我就是画起来舒服——我画故我在。”

王明远地地道道是个草根,生存处境艰难,在垮杆的供销社下属的一个垮杆公司下了岗,每月拿几百元下岗工资,他说,不久就退休了,那时“吃社保”就比现在好多了。多年来,三代六口人居住在50来平米的老瓦房里,他夫妇住最里一间,没有窗子,又黑又潮湿,只有八匹亮瓦透光。2009年后,在房后开了一扇门,面临岩壁,借助房檐岩壁,“新建”了四平方米左右的“画室”。也是在2009年前后,他才有了手机。

王明远个头不大,但在斗室里他就显得大了,多一人就更拥挤,当然,他们两口子是不怕拥挤的。自从有了“画室”,他更是疯狂地画画。2014年动迁,租房住,比以前反倒宽了,但极盼迁入新居,好安心画画。

在旁人看来,他的画全是“涂鸦”,他画画速度很快,并自诩为能事,有时疯狂起来一天“涂”七、八十幅。他有关节炎,站久了膝盖疼痛,就用一张凳子放在旁边,把膝盖搭上去,继续画,这样左右交替放膝盖——这种境地已经不能用涂鸦和画画来论了。

他的画,完全走的是“野狐禅”的路子,他没有进过艺术学校,没有老师,完全是从看书和与朋友的交流中获取知识,或者说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完全是在自学的过程中自取所需,把不喜欢的滤去,凭藉自己的兴趣、聪明、勤奋,自由自在地、不依套路地画。他小时候住在竹棚子,院子里有家姓黄的三弟兄,都会画画,尤其是小的那个叫九娃的,用白粉笔在地上画列宁像,惟妙惟肖,令他惊奇羡慕。他的绘画启蒙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地画”大约就是他“粗放型”画法的来源。他不迎合时代,不媚世,不参加什么什么画展,只画自己想画的,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因而他的画给人总有些纠结不清的感受,既为他的随性、无所顾忌的自由灵魂喝彩,又为他凌乱不净的画面恼火;既佩服他的自信,又觉得他的狂妄。他有幅粉纸画“西山红雨中”,中间有一大块焦墨,有朋友说墨团太死太多,是个大忌,要不得,他说:“哪个说要不得!我是故意的,专门用碳素墨水倒出来晾半天,略氧化,积在此处贼亮贼亮的。这是我的奇迹!你越说要不得,我越要放大了来做,越要多做。艺术本身就是反艺术而存在的,没有不可能的东西。放五十年你看看将是什么样子。多少艺术大师生前都被当代人骂得不得了。一个人就是这样:左边是天才,右边就是疯子。”

王明远的嗜好,除了绘画,还有收藏,那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兵,后来做游动商贩,有点类似“投机倒把”分子——赚差价,建国后为小职员,乐观、豁达,爱读书,喜欢收藏图片、瓷器。

王明远先是以收藏火花富有而著名,他还是英国皇家火花协会的会员,自贡市火花协会的会长,创办了一份小报《火花研究》,在九十年代,他的前卫文章让人刮目。他在小报刊头下注明“(内部资料,注意保存)”——按出版局内部资料印刷规范要求,应该注明“内部资料,免费交流(或免费赠阅)”。我当时看到,还以为他搞错了,后来才晓得是故意为之。他也送过我不少火花,还想拉我“入伙”。后来,他受唐弢《晦庵书话》里写藏书票文章的影响,又对藏书票发生兴趣,渐渐开始收藏、鉴赏和创作。

据我所知,他真正创作藏书票,大约在九十年代后期,断断续续的。那时他的精力主要是书法和国画,创作的高峰期大约在2010年前后,那时他大量地为我和我周围的朋友制作藏书票。我先是贴在书上,久了就忘了,有时想看却找不到。后来干脆集中存放,现在大约有120枚以上。他知道这个数字后很兴奋,说还要多为我制作。那个兴奋劲,好像是他得了藏书票一样。

他制作的藏书票全是手绘的,非常有个性而且丰富多彩,有趣味,同他的绘画如出一辙,画法多是“离经叛道”的,但更灵巧、通透。他给我制作的藏书票大的不过20厘米左右,小的小到只有2——3厘米,在这样小面积上纵横驰骋,汪洋恣肆,显出了他的智慧和匠心。

他用材料也是不依套路,什么纸张都用,只要他觉得可以就用。墨色也是,只要能染色的都用。

这几枚藏书票我非常喜欢,绘制得如版画一般,“奔马”与“奔鹿”中岩画的意味非常浓,其“半间堂藏书”又有古宋体木刻版的元素,很耐人寻味。“拄杖和尚”活脱脱的梁疯子的笔法,王明远的行笔还“更疯子”。

他用我的名字制成各种图案,初看有点随意凌乱,多看反而觉得有点生意盎然。

家族一组,则以线条表现面部挤压变形,有点德国表现主义和毕加索线条的元素,边框构图用随形印章形式,像是用手撕出来的毛边纸片,莫名其妙的是他在上面写下“1947”,不知何意,造成一种让人很“气愤”的效果。还制作了些莫名其妙的图案。

他是朱新建的信徒,这几幅则是明显的朱新建风格。有裸女放在书前是不利于读书的,容易让人分神。他十分崇拜朱新建,他说:“通过朱新建可以看出中国绘画是怎么一回子事,他是我们认识中国绘画的一个窗口。”

藏书票本来是标示某人对书的拥有。但藏书票一出来就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质,先前以版画为主,后来有用各种材料来做底板刻绘的,再后来有印刷的,有电脑绘制的,手绘的极少。2011年,吴冠中一枚为文汇报副刊《笔会》创刊60周年画在打印纸的“笔会六十年珍藏版”藏书票原稿,只有12×10CM,以15万元拍出。

我认为,手绘的藏书票更珍贵,这不仅是因为少,更重要的是高度“私有化”。有针对性地制作藏书票,具有制作者与藏书者两者融合的文化信息,也更有艺术的意味。用这样一种情愫托起的藏书票,承载了友情、对书籍与艺术的敬畏。

艺术家把绘画引进了藏书票,而王明远把藏书票当成绘画。他在制作上使用了各种方法,许多还是莫名其妙的方法,汲取古今中外各种艺术因子,揉进他的藏书票制作实践中,不管他技艺如何,他在藏书票上进行各种技法试验,不受篇幅大小的限制,甚至更加肆意妄为。他在践行他一贯坚持的艺术观: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哪怕你认为我画的不是画,我也这么画,我画的是我,不是“画”,也不是你认为的“应该”的画——艺术的真谛不就是如此么!

只要是朋友相聚,王明远总是滔滔不绝的,随便你谈论什么,他都接过话头噼里啪啦。去年,他在网上以700元抢购了一部“红米”手机,他可以拍照了,兴致浓得不得了,拍出来的东西让人大吃一惊,拍的人像全是变形怪物,比哈哈镜还哈哈镜。有一次我们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喝茶,他忙来忙去地拿着手机对着我们乱舞乱拍,把我和市作协主席李华拍得其丑无比,甚至变形得认不出了,一半边脸挤压成长条形,一半边脸拉成宽银幕,一个眼睛凸在画面……诸如此类。越是变形他越得意,他认为世界有许多肉眼看不出的东西,借助拍照把异化的世界显形出来了——“这是我最初也没有想到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