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
[冰岛]格尔德·克里斯特尼（Gereur Kristny）严蓓雯译
我永远也想不通奥尔加怎么会认识那姑娘的。她不是住我们这片儿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的爸妈互相认识。奥尔加的爸妈是共产党员，可出名了：给闺女买酒，而且根本不在乎她并不同意。他们家墙上，有张致敬无产阶级的海报，这些无产阶级养活了资产阶级，可资产阶级反过来支持精英阶层，精英又反过来认可贵族统治，贵族再反过来资助宫庭，而宫庭最终力挺皇帝。很有可能我们去拜访那姑娘，就是脑子里吃进了这套共产主义调调，我们都知道，这些想法来自这样一个概念：世上没有阶级之分，因此，人人都得降尊纾贵去拜访别人，给人鼓气。沿着这思路，精英不该高高在上，不屑于上资产阶级家的门，而资产阶级，应该和工人阶级一起喝杯咖啡啥的。
我们仨常常一块儿出去玩儿——奥尔加，史坦娜和我。我们的聚会，跟常规的周末线路完全不同。我们定期在彼此家里碰头，吃糖果，换糖果，谈糖果。吃这种或那种糖时，喝Tab好呢还是Fresca？或者，喝汽水，配奶油蛋糕好呢还是巧克力麦芽球？一旦这些全在我们嘴里奇怪地挤作一堆，我们又想，其实干脆光吃火星巧克力棒就好了。再后来，我们还会想，要是花同样钱买一袋混装的，是不是能吃到更多。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史坦娜家聚。她爸妈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刚在ártúnsholt建了个房子。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要给孩子买酒喝。他们没时间整这事儿。他们有生意，总是在工作。我爸妈更不可能了，就算求他们也不行，他们绝对反对我喝酒。他们不时说，这个谁那个谁，怎么是那么个酒鬼，真没想到！不过，即便这样，我们家从不缺酒，看来有人总是去买。我爸常常晚上喝点儿。刚开始那几大口让他高兴得很，看着钓鱼报道都能哼起曲儿来。到自然节目开始时，他就会皱眉、头疼，最后，满身斑点的美洲豹一爪子扣住羚羊，他就开始嘟囔了。然后我妈就会宣布，所有人该上床啦！她道了晚安，他没有。他靠在墙边，看上去根本没注意到我，在他高大的身形下，我挤出道来走向卧室。就好像他是个妖怪，站在黑黢黢的通道里，而我衣衫褴褛，是个看不见的魂灵。
爸妈卧室紧挨着我的，我会坐在电视机前，看到深夜，这样就不用隔着墙壁听到他们的声音。他嘟囔抱怨。她呜咽啜泣。有天，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车库乐队。乐队成员都是快乐的男孩子，他们在车库放东西的地方排练。他们全是我的好哥们，有时候我们不干别的，就是厮混在一起。我玩键盘手。没我，乐队就屁也不是，不过有时候我也觉着，没他们，我也啥都不算。一想到那些乐手们在车库，日子就没那么不好过了。我的朋友关心我，要是我爸妈吵翻了天，他们会出面的。
不过，现在，我们这些女孩儿，共产党员的女儿，住宅建筑商的女儿，禁酒主义者的女儿，一起出发去找一个奥尔加都不太熟的姑娘，就像那三个聪明人想要找到小耶稣，至少我们在暴风雨中艰难前行时，无法从奥尔加那里套出更多消息。“她在学校里老被人嘲笑，”奥尔加最后终于开口，抽了抽鼻子。“她真的一个朋友也没有。”
一个朋友也没有！就好像一发子弹也没有，还得上战场！我一直都有朋友——她们不是一直那么有趣，但好歹是朋友。我们三个人，史坦娜、奥尔加和我，从六岁开始就一个班，但友谊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那时我们都七年级了。她们两人冬天打手球，夏天踢足球。我对运动不感兴趣，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弹键盘想曲子上，虽然那些歌我立马就忘了。我只是想戴上耳机，把家里的一切关在外面，想象着男孩子们在车库里等着我，就为了听我新写的曲子。能这样子真不错。有时候，我会摘下一个耳机，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能听到我爸妈的声音，然后就想出首歌来给他们伴奏。我让低音低鸣、咒骂，音量越来越高，然后突然坠入沉默，心上一震——直到一切重新开始。
我知道有些孩子觉得我特怪，所以能跟史坦娜和奥尔加交朋友真幸运。一个朋友都没有，光想想就受不了。所以我等不及要见见那连一个朋友也没有的姑娘了。
她住在一栋三层楼里，就像在Hlíear造的那种。这些奢侈的房屋得益于战争暴利，贝壳砂墙面熠熠生辉，里面的住户当然也受惠于希特勒的傲慢，因为起居室都是拱形的窗户。奥尔加摁了门铃，一个朋友也没有的姑娘应了门——一个人开的门，当然。那双严肃的灰眼睛藏在一丛厚发下，盯着我们，脸颊上每边都有一大坨红晕。就好像她为自己羞红了脸，可第一眼看去说不出为什么。她长得很普通，住得很普通，爹妈也很普通。他们就闪了一下，冲我们说了声嗨。
那姑娘没邀请我们进她的房间，相反，领着我们去了客厅。要是在她房间，我们就可以坐在书桌前的转椅上晃悠，或躺倒在沙发床上。客厅墙上，照例是那些装饰性的挂盘，厅里还有松软的沙发，玻璃鸡尾酒桌，铺着刺绣软垫的椅子。就跟我家一样。爸妈知道我来这家玩一定很高兴。一个不错的家庭。水晶糖罐里装着聪明豆。我们坐得笔笔直，好像等着男孩子来请我们跳舞似的。多像大人啊。我觉得特别不自在，真希望自己还在外面，在平静的冬夜里。窗外雪花轻柔地飘落。
她爸妈在干什么？我想着，竖着耳朵。我听见厨房里不停传来压低了的聊天声。但我们在厅里的对话一点也没意思。起初，我们这些闺蜜讨论粉的聪明豆是不是比黄的好吃，或者，有没有另一种颜色总体上来说更好吃，我们的主人，那姑娘，只是静静听着。奥尔加想起来，据说有一个世界范围的研究，要确定新的聪明豆该推出什么颜色，大部分人选蓝色。“M&M不也是吗？”史坦娜咽下口点心，问道。
“是吗？”奥尔加带着疑问看了看我，我耸了耸肩。我没注意那点儿事。事实上，我压根忘了我干嘛在这里。车库里的家伙可能在想我到哪儿去了。一个朋友也没有的姑娘挨个儿看着我们，眼神还那么严肃。我们在这么糟糕的天气里突然上门，陪孤独的她玩，她至少看上去并不怎么激动。也许她刚咂摸出有闺蜜的滋味，她们在一起叨叨的究竟是什么。她肯定很怀念一个人在房间里翻翻纸牌。为什么她不请我们上她房间里去呢？
突然，奥尔加为我们这次登门定下了调子：我们必须向这姑娘展示出对她的一点点小兴趣。奥尔加猛吸了吸鼻子，开始问起我们的主人学校怎样啦、老师如何啦、最喜欢的科目是啥啦等等。回答很简短，好像发电报，每个字母都要花钱似的：“我觉得数学还行，”或者“生物老师还不错。”她那局促不安的眼神仍然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飘来飘去，每过一会儿，脸上那坨红晕就更深了。史坦娜和我也不时抛出个问题，但我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你没有朋友？为什么大家都嘲笑你？
没多会儿，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就问光了。沉默蔓延开来，萦绕着沙发上的我们，吞噬着水晶糖罐里剩下的聪明豆。那姑娘的眼神在屋里扫了一圈，像探照灯一样，然后，没来由的，她问，“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不是自己，而是什么别的人？”这句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慢慢蹦出来，好像她不相信它们能在这残酷而没有朋友的世界里活下来似的。
我的心立刻砰砰乱跳，好像要挣脱令人窒息、监牢一样的胸腔，跳出来。“是的，”我想说，“我是乐队的键盘手，我们在我家车库里排练！乐队所有家伙都棒极了，也许我们马上就要去巡回演出了呢！”
但我决定让史坦娜和奥尔加先开口。也许史坦娜想成为瑞士的手球明星？那么，奥尔加会成为某种工人领袖，就是她爹常告诉她的那类人？但是，奥尔加和史坦娜看起来不知所措。沉默了会儿，史坦娜说，“没有……”，接着斜眼看着我们的主人，“那么……你还喜欢做什么？”
“没有想成为的人吗？”那姑娘说着，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我仍然能从她的话音里嗅到一丝希望的味道。我看向奥尔加，她慢慢摇了摇头，最后说，“没有。”
姑娘的眼神好像落在我头顶上方空气里的某个点上，然后她说，“有时我是《冰人》里的一个角色。那个女孩，桑娜。”
史坦娜和奥尔加默默看着姑娘，希望她接着解释。
“你们看过《冰人》吗？”姑娘迟疑地问。
我读过那系列里的一本，但是，我觉得桑娜那个人物实在太奇怪了，就没读下去。她是一个暗黑组织的成员。我的闺蜜们显然从来没被挪威巫术吸引过，因为我们同时都摇了摇头。我的心还在激烈跳动，所以接下来就没说什么话，让我的闺蜜们叨叨去了。不管怎么说，已经没办法重新连上刚才的话题了。短暂停顿后，我们每个人都看了看表，说了句那么晚啦之类的，站了起来。我总算松了口气，但又希望别的女孩子们没注意到。
“能看看你的房间吗？”史坦娜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姑娘打开门，说，“里面乱乱的。”她脸上全是斑点，比刚才更多了。我们没勇气跨过那道门槛，但在过道往里瞅了瞅。房间里有张桌子，上面放着不少字典，一台电唱机，旁边是Limahl和Level 42的唱片，床上满是泰迪熊、毛绒兔、狗和猫。所有这些动物上方，悬挂着一个小小的、穿着白衣的小丑。虽然咧开大嘴笑着，眼泪却在瓷制脸庞的每边脸颊上滑落，像是怪异的处女玛丽雕像，为人类的罪孽哭泣。
回家路上，我走在闺蜜们身后几步，每一步都踩在她们留在雪地上及踝深的脚印里，自娱自乐。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周围很安静，我们也没什么话要说。
“那女孩是够怪的。她说的冰人到底是什么人啊？”我听见史坦娜问。
“她们是一套书里的。不用管它。反正我们还会再去看她的，”奥尔加说，又添了一句，“……哪天。”
我们回家的路正好要经过城里最危险的路口，Mikla路和Kringlumyrar路交叉口。撞得粉碎的尾灯撒满路边，红黄的碎片像珠宝一样在雪地里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