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儿子徐伯阳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参加青年远征军的。他不满母亲与张道藩的关系，毅然辍学去从军。受训后编入孙立人的新一军，战斗在印缅前线。以著《万历十五年》而闻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和徐伯阳曾是战友与同袍。在缅北密支那前线，徐伯阳曾浴血奋战，幸天佑善人未生意外。抗战胜利后，随新一军接收广州。以后内战又起，新一军与中共军队鏖战在东北，他也在东北战场。1947年初，蒋碧微请钱昌照写信给孙立人，让徐伯阳退伍复学。孙立人允所请，徐伯阳回到南京。以后行踪茫然。比较而言，徐伯阳与母亲蒋碧微的关系要比其妹徐静斐与母亲要好。徐伯阳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听说我母亲老想我们，我们的照片放在她床头柜上。她到台湾跟张道藩生活十年，就分开了。她有十八年是一个人过的，听说是一个孤单单的老太太，只有打麻将消磨时间。她是很坚强的，晚年过得很凄惨。”言下之意颇为同情。1978年蒋碧微在台湾去世，她曾有遗愿要尸骨还乡。2003年，徐伯阳返故乡宜兴时曾透露，他将通过努力，实现母亲这一遗愿。据说至今未成。
蒋碧微的女儿徐静斐是留在大陆的。1948年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一年级时，当时淮海大战，国民党失利，南京一片混乱，徐静斐悄然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后来她自己说：“我因写文章骂了张道藩而和母亲吵翻，便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1949年后，徐静斐在安徽农业大学任蚕桑系主任，先后任安徽省第三届、第四届政协委员。数年前，合肥有家报纸的记者曾采访过徐静斐，谈到蒋碧微鲜为人知的一些往事。虽然事隔多年，说到母亲的所作所为，徐静斐仍愤愤然。当问到作为蒋碧微的亲生女儿，在感情上是否更依恋母亲时，她毅然回答：“不！”
“我并不依恋我的母亲，甚至没有享受过真正的母爱。记得小时候，我和哥哥一起挨他骂，哥哥听得不耐烦了就慢慢往门边挪，挪到门口拉开门就跑出去了。剩下我一听就是两三小时，躲也没处躲，直到她骂累了为止。”徐静斐这样说。
“蒋碧微为什么这样歇斯底里，你父亲是否疼爱你们？”记者索疑请答。
她回答：“我母亲脾气非常暴躁，甚至专横跋扈，现在想来这是她在爱情上失败的不平衡心理导致了变态人格。我八岁那年母亲跟父亲决裂，我和哥哥跟着母亲过，除此之外还有张道藩，作为母亲的情夫经常到我家来。我和哥哥经常用我们的方式不欢迎他，再加上母亲只能作为张道藩的秘密夫人，在一些公开的社交场合只带他的法国夫人苏姗抛头露面，这大大伤害母亲的自尊心，所以她就把愤怒发泄到我和哥哥身上。”
说到父亲对他们的疼爱，她举了一个例。她读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碰伤了脚，伤口感染流着脓，走路时趿着鞋一拖一拖的。父亲正好来，看她这狼狈样，皱着眉抚摸着她的头。父亲有个习惯，遇到伤心事就皱着眉。校长来了，吩咐校医帮她包扎伤口。当时父来带来八个广柑和一袋龙虱，全给她和兄长。龙虱是给哥哥治尿床病的。
她又解释了父亲为什么不去家里看他们，是因为父亲每次去都被母亲骂出门。
徐悲鸿后来与廖静文结婚。徐静斐说：“廖静文与我的父亲结婚后一起生活了八年，此后多年中，她一直为宣传我父亲的画品和人品，呕心沥血、矢志不渝。我认为她才是徐悲鸿的真正夫人！”
徐静斐与廖静文年龄相差不大（徐悲鸿比廖静文大二十八岁），她对这个继母评价很高。她说廖静文感情丰富，心地纯净，她和父亲结婚八年也是父亲生病的八年，她是做出很大牺牲的，自己很爱戴他。
悲鸿身后，廖静文曾写过一本《徐悲鸿的一生》。徐静斐把这本书和蒋碧微的《我与悲鸿》一起评价。她说：“廖静文写的是基本符合父亲形象的。蒋碧微写的就不顾事实真相，大骂父亲，极不道德。我感到愤慨的是，她花了我父亲一辈子的钱，临分手时，父亲还给她一百幅画和一百万元钱。这里面包括我和哥哥的抚养费，其实我和哥哥花了不到十分之一。母亲就是靠这笔钱在台湾度过余生的。可她骂了父亲一辈子，真不知父亲前生欠她什么。”
蒋碧微于1978年12月16日在台湾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徐静斐指责母亲时，蒋碧微已魂归泉壤。如九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她生前是把女儿看作柔顺的，殊不知女儿早有腹诽，可见两代间沟通不易。
五十年来千斛泪
——顾颉刚的情感世界
蔡登山
最近《顾颉刚日记》出版了，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通读所有日记，写出《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其中有个意外的发现是，大家过去都认为顾颉刚是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君子，但从日记观之，在谨厚宁静的背后，却有着激荡以至浪漫的情感。余先生指出他对谭慕愚女士“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委实动人。也因此本文根据顾颉刚先生的日记、书信，及顾潮女士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等提供的信息，重新来审视顾颉刚先生的婚姻生活与感情世界。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因顾家数代单传，长辈们要他早婚，因此在顾颉刚十三岁时，有一次父亲带他去茶馆吃茶，与邻桌的客人寒暄了几句，并唤他过来拜见。顾颉刚原以为这是父辈一般熟人相遇，哪知是女方家长前来相亲。就这样他与城内吴氏定婚，他虽不满这包办婚姻，但又不敢抗拒。1911年1月27日，他与吴征兰女士结婚了，那时他尚不满十八周岁。而新娘则大他四岁，是个纯粹旧式女子，两人本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但顾颉刚感其柔弱无辜，既然木已成舟，则“男女之情舍吾妇外，不应有第二人耳”！婚后他刻意培养夫妻感情，甚至还教她认字，写她自己的名字。
1912年夏，顾颉刚自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毕业，次年4月入北京大学预科。这时他的长女自朋刚出生两个月。顾颉刚因专心于课业，每年仅在寒暑假回家探望。而吴征兰体质素弱，1917年2月生次女自珍后不久，街上有大出殡者，热闹非凡，她不顾月子里的羸弱，出门观看，受了春寒，回家即患干咳。这时顾颉刚已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学习，在暑假返家，看到吴征兰夜夜咳嗽并且发热，知道是结核病，建议送她到西医处就诊。奈何家中长辈认为是平常小疾，不予理会。翌年寒假顾颉刚返家，又再催请入院治疗，仍遭家中长者拒绝。最后吴征兰只得去求仙方、服香灰，而顾颉刚在北京得知吴征兰病重后，终日心神不定，忧虑交加，终于在1918年6月中旬，因失眠日剧，无法应付学校功课，不得不提前请假回家。回家后，他看见吴征兰消瘦不堪，终日昏卧，知道她将不久于人世，乃极力主张将其送入医院，但仍被长辈斥为多此一举，于是顾颉刚日夜陪伴吴征兰五十天后，吴征兰终于在1918年8月初撒手人间。
吴征兰入殓次日，顾颉刚的父亲便和他商议续婚之事，但他因心情不好，推说等大学毕业再议。但因料理丧事，失眠症又发，加上祖母年近八十，幼女尚在襁褓之中，继母又随父亲从宦在杭州，家中无人照料。于是顾颉刚只得休学一年，居家侍奉祖母，兼养病体。他体察现实情况，实在需要一位少妇主持家务，否则自己亦无法回京复学；加上失眠症久治不愈，医生劝他觅一如意夫人，可陶冶性灵以愈病。而那时顾颉刚的好友王伯祥、叶圣陶都在苏州东南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为了帮顾颉刚从丧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于是他们邀顾颉刚前往游览。9月间，顾颉刚去住了一星期。王伯祥向他谈及本校毕业生殷履安，并推崇其才德；后来叶圣陶也有同样的褒奖，说她好学不倦。两位挚友的推荐，使得顾颉刚产生敬慕之心，虽未谋面，却对她不能忘怀。10月底，他向祖母说起殷氏，得到祖母应允，于是便派人去求亲。为了这门亲事，顾颉刚煞费苦心，因为长辈笃信算命，除在生辰八字上做文章外，又费尽唇舌，终才底定。1919年5月21日，顾颉刚与殷履安结婚了。
婚后，两人相亲、相知、相爱。按照当时的习俗，没有所谓的“新婚蜜月”，但顾颉刚以给自己医病为由，带着殷履安将苏州园林逐一游玩，一个多月后又一同到杭州为父亲做寿，在西湖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倘佯。家中长者对此颇多非议，但顾颉刚却不以为意。从杭州返苏不久，夫妻同到殷家行“双归礼”，顾颉刚乘便要殷履安拿小学的课作一看，见其许多成绩均佳，更增加了几分敬重。他觉得以前所羡慕的“以伉俪而兼朋友”的乐趣，现在竟如愿以偿，真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而殷履安素来好学，得嫁一位学人，自是深感幸运，处处总要顾颉刚教她。她在家中临摹欧阳询《九成宫》碑帖，便寄去给顾颉刚看；她想看小说，也写信给顾颉刚要，而顾颉刚总是有求必应，或寄去，或请乘船人带去，而且对这些书籍做概要的介绍，便于殷履安阅读。
除此之外，在信中顾颉刚一直劝殷履安不要迷信教师，他说：“非自修必不足以成学问”，“一个人自修得来的学问，是真学问；是永久不忘的学问；是能够应用的学问。若是秉承师教来的，便是‘口耳之学’，不真切的。……同鹦鹉、留声机器有什么分别呢？”对于老师，“只当他是引导、是顾问”。“老师所说的，还要自己考虑一番”，“考虑不出的，我们还得存疑”。顾颉刚并提醒殷履安，在自修时“对待书籍亦要留心，千万不要上古人的当，被作者瞒过；须要自己放出眼光来，敢想、敢疑”，因为有了疑惑才会有推测、实验、判断，得知事物的真相，才能改良革新，“所以世界的进步，根本在人类有疑惑的天性。一个人的进步，根本在这个人有疑惑的性情”。而后来顾颉刚的《古史辨》，正是发挥这种“敢疑”的精神。
1919年9月，顾颉刚回北大复学，殷履安在家中代他尽孝道，操持家务。他们两人相思良苦，鱼雁频繁，互诉双方的生活和情感。顾颉刚庆幸自己能娶到如此贤慧的妻子，尽管结婚时间不长，然而彼此了解，对别人不说的话，唯独他们俩能相互说个畅快；尤其是在如何对待旧家庭、处理各种矛盾方面，他们相互体谅、相互安慰、相互帮助，同舟共济。顾颉刚感到他们之间已由男女之爱、夫妇之爱而达到朋友之爱。他说，每想到履安时，自己“心里的肃杀之气，都变成融融春意了”。而顾颉刚在学业忙碌中，为抑制失眠，常偷闲出门游览，虽有好友相伴，但他总遗憾殷履安不能相随。于是他便把殷履安的照片带在身上，仿佛也让殷履安分享美丽的景色。然而有一次在溪山上走得匆忙，竟将照片遗失了，顾颉刚相当懊恼，因为这是妻子刚刚寄来的近照，只亲密了四天多。后来他在信中说：“履安，我把你留在远远的青黑的西山了！你再多洗几张照片寄来吧！我要在‘书里夹着，箱里藏着，袋里帽里依旧插着，让我处处看见你，仿佛你真在这儿一般’，以慰思念之苦！”
1924年4月13日《顾颉刚日记》提到他和潘家洵（介泉）等人和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刘尊一、谭慕愚等人游颐和园等地，这是顾颉刚初识谭慕愚之始。谭慕愚，1902年生，湖南长沙人。出身书香门第，父谭雍，“系日本留学生，清末从事革命，到四川、广东等运动起义。光复后，感党人之不义，杜门不出”。谭慕愚从小聪明好学，初小毕业后，家境困窘，失学在家。后自学高小课程，考取公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长沙积极响应，谭慕愚作为女师“乐群会”的代表，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并被推选为该会负责人之一。她勇敢地投入抵制日货和驱张（敬尧）的爱国运动中。她以学联提出的“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誓词为信念，四处奔走，多方联络，组织罢课，发动游行，成为“驻省驱张团”的健将。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而谭慕愚也赢得同学们的敬佩，成为湖南学生界的风云人物。1923年谭慕愚报考南京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及北京大学，先后被三校录取，后来她选择进入北大。她晚年回忆说：“我在预科时，顾先生（按：顾颉刚）叫我学历史。我在历史科，读了半年，后来还是转到法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