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妃参政也基本上是表现为被动陷身朝政活动中。明代后妃在各个阶段都对政治发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定立太子、迎立新君、培养幼主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与宋代具有共性的一点是明代后妃参政大多是被动参与政治。这是因为，明代从建国之初就想尽办法去杜绝后妃参政，并为此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去防范后妃参政。所以，明代后妃参政都不具有法理支持。但是，明代是一个高度君主集权的时代，这样的体制决定了在皇帝不能有效履行权力的时候，必须有作为皇权替代物的后妃政治产生。所以，明代有许多太后都深刻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仁宗诚孝皇后张氏在太子朱瞻基继位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后来，到宣宗驾崩后，又是张太后操持了新皇帝明英宗的继位事宜。正德末年，明朝又一次出现皇位继承危机。关键时候，明孝宗孝康张皇后决定由武宗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正是赖于张太后临危不乱，才使明王朝渡过危险。朱翊钧当皇帝的时候，一直不肯立太子，朝廷上下焦急万分，也是由于李太后一语定乾坤，朱常洛才得以成为后来的明光宗。而没有李太后的支持，张居正的变法根本无法推行。这些后妃参与到朝政活动中来，基本上都是以被动的方式，在朝臣的恳请下实施的。因为有明初的严禁后妃预政的规定摆在那里，如果不是受朝臣之请，后妃是没有参与政治的理由的。
宋代后妃、明代后妃基本上都是以被动参与的方式卷入政治生活，然而，这两个朝代在后妃政治的实践中反而都取得了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效果。
二、利益的驱动——主观原因
后妃参政从主观原因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为了皇帝丈夫的统治稳固或者是以母后的身份去维护儿皇帝的地位。这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因为丈夫的权力稳固与否、儿子权位的获取与丧失，与后妃自己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为着这样的利害攸关，后妃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都需要参加到政治活动中来。第二是为着获取更大的权力和地位。如汉朝的吕后和唐朝的则天武后。吕后和武则天在其丈夫在世的时候地位已经稳如磐石，夫君身后也无人能撼动其根基。对于她们来说，如此积极投身到政治活动中来，显然是为了谋取更高的权力，满足更大的政治野心。第三是为了家族的私利而干涉政治。后妃自己位居高位了，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作用于她，使她本能地产生了一种责任感，要为家族谋取利益。
这几种类型以第一种原因参政对于政治最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意义，因为这样的目的已经脱离了后妃本人和家族的利益层面，作用力集中在巩固发展皇权。如果一个稳定的有效率的皇权是封建时期国泰民安的基本条件，后妃的这种对皇权的维护作用当然就是良性的。宋代后妃参政大多属于此类情形，而且宋代后妃的参政从政治效果来看是中国历朝中最好的局面之一。第二种情况比较复杂，它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效果。一种效果是虽然后妃参政带有强烈的个人权力目的，但是由于这个人具有理性的政治思维和突出的掌控朝政的能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结果在她的统治下，政治局面稳定，社会秩序井然，老百姓也能过上相对好过的日子。这样的后妃参政尽管目的是自私的，但是其客观效果是应该肯定的。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无疑就是则天武后了，后来宋代的章献太后刘娥也类似。刘娥在宋真宗时期就大量参与朝政，到宋仁宗继位后又继续听政达11年之久，成为宋朝听政时间最长的太后。章献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太后，生前想做武则天，死后才把权力交出来，以此来看，她是一个权力欲较重的太后。但是，章献太后统治的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因此她的主动参政其客观效果是好的。
而以“你让我不快活一会，我就让你不快活一辈子”为行事原则的慈禧太后则是相反的例子了。慈禧当政，从头到尾都是为着一己私利。因此，慈禧在处理朝政事物时，从来都是把私利摆在第一位，让国家的利益服从于自己的需要。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俯拾皆是。当初，同治年少而亡，照理当从载淳的后辈中选人来做皇帝。然而，慈禧因为想继续当太后之私利，公然违背祖制，又选了一个载字辈的人来做皇帝，也就是载淳的堂兄弟载湉。等光绪到了大婚之年，慈禧不管光绪是如何不喜欢慈禧的侄女隆裕，也要把她硬塞给光绪。为何？只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光绪的私利。
如果说这样的干政对国家尚不构成大的损害的话，那么，当年慈禧因私利而带来的对义和团运动的政治态度就给整个国家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慈禧对光绪帝余怒未消，时存废立之念。慈禧蓄意实行废立，屡遭各方面之梗阻，而尤恨外国之干预。当时，慈禧与列强的关系急剧恶化，慈禧的个人地位由此动摇，出于对丧失权力的恐惧和对列强的深刻怨恨，黔驴技穷的慈禧，只能打出义和团这张牌，借义和团之势向列强施压，以迫使列强让步，认可她的个人统治的合法性，遂有利用义和团反对外国之决策。实际上，经历过无数次与洋人的交锋，慈禧并非不知自己是斗不过西方列强的。所以，当义和团兴起后，慈禧一开始是主张剿灭的。后来直到八国联军开始侵华以后，慈禧还在“剿”和“纵”上举棋不定，时而谕令前线将领准备用武力阻止洋兵进京，时而急调驻防山东的袁世凯和山海关的马玉昆率部来京剿杀义和团。导致慈禧作出要利用义和团向八国开战的决定的重要原因是1900年4月17日她接到一个报告（后来查无此事）说列强要让她归政光绪。就在这事发生以后，慈禧的开战态度一下子坚定起来了。当天她就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到19日慈禧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不顾光绪等人的反对，强行决定对外宣战，声称：“与其苟且图存，遗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说什么“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32]，说得比唱得还好听。这就是想抱洋人的大腿，却被鬼子甩了一脚的慈禧的嘴脸。如果当时洋人给慈禧一点面子，如果慈禧不是为“归政光绪”大为光火的话，她对义和团对洋人的态度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慈禧，一个把自己的私利看得重于一切的统治者。
被慈禧所利用的义和团会众走上了疆场，杀公使，烧教堂，攻使馆，义无反顾，前仆后继。他们以为他们是在爱国，他们以为他们生得光荣，死得壮烈，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慈禧与列强“手谈”的棋子，不过是捍卫慈禧宝座的牺牲品而已。尤为可悲的是，多少听从政府号令走上疆场的义和团会众，甚至不是死于敌人的炮火，而是死于政府的计谋。天津西郊的杨村之战，义和团奉命上前线冲锋，不堪敌人机枪扫射，掉头逃跑，却又为清军所阻，两面机枪夹击之下，死伤殆尽。东交民巷之战，如慈禧战后所云：“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换句话说，慈禧其实并非真是要与洋人对抗，她是要给洋人一点颜色，她要让洋人知道，这个国家是被她老人家所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你们洋人不要想玩什么让光绪主政的把戏。其亲信荣禄对此心领神会，深怕敌方不支，而致使馆夷为平地，因此不惜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使馆防御。而攻打使馆的义和团会众和清军官兵哪能察知此中隐情，仍猛打猛冲，那些牺牲者至死也不知道，给他们以致命一击的枪弹，就是他们的统帅荣禄给敌人提供的啊！
后妃以一己私利参政，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政治的破坏性会是很大的，国家民族会因此坠入深渊。慈禧者是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