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于1989年5月被发现患了子宫中胚叶肉瘤。这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早期很容易随血液转移扩散至全身。她很快住进医院，接受了手术。可几个月后，医生告诉我母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癌肿已大面积转移至肝、肺、骨。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为她延长生命、减少痛苦……
我惊呆了，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对母亲，我没有隐瞒，将病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她当然很震惊，却出乎意料地平静，说：“到底是我的好女儿，懂得我。谢谢你讲了实情，让我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安排身后之事。”我问能为她做什么？她说只希望在生命最后的这些日子里每天见到我。从那一刻起，我每天下班后直奔医院，守在她的床前。
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像我跟母亲这种关系并不多见。记得在兰大读书期间，她每天都给我写一封信。我功课忙，隔三差五地回一封。母亲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每次接到信，都用红笔在上面勾勾画画地批改，甚至指出个别错别字，然后再寄回来。班上有个负责开信箱的女同学，每天都会为我取回一封厚厚的信，信封上的落款为“北京张”。她跟我开玩笑说：“老实坦白，这个‘北京张’是你在北京交的男朋友吧？”我说：“才不是呢，这是我妈。”她说：“打死我也不信，哪有当妈的每天给孩子写一封信的？”
我曾对一位“闺蜜”讲：我在这个世上最好的朋友就是母亲。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她点点滴滴的教诲对我影响极大，深入骨髓。
眼见母亲在癌病的折磨下苦苦挣扎，一天天委顿下去，我心如刀割！我对她讲：
“不能想象这个世上没有她我还怎么活……”可她却劝慰道：“傻孩子，千万别这么想，这个世界离开谁地球都照样转。”她还引用了刘禹锡的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母亲说她感到很安慰，三十几年来按照她的理想塑造了一个人。这个人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心都很像她，身上有她的基因，血管里淌着她的血，是她生命的延续……
在母亲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头脑一直都十分清醒。我们每天长谈，前后持续了三个月，话题涉及方方面面。她多次提到顾伯伯，说感到非常遗憾，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顾准的那些真知灼见为世人所了解。
今天，母亲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顾准伯伯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历尽坎坷，终于在他故去18年后的1992年出版。这部著作是他与胞弟陈敏之于1973-1974年间，在通信中的学术讨论笔记，是顾伯伯冒着生命危险，撰写的一系列掷地有声的醒世篇章，凝聚了他思想的精华。学者王元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1994年，《顾准文集》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立刻在中国掀起了一波“顾准热”。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人人争谈顾准。凡读过他遗作的人，无不为其字里行间所散发出来的真理之光所折服。李慎之先生称赞顾准为中国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样的知识分子。诗人邵燕祥这样评价顾准著作的影响：只因他的文字变成了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