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心弦·心声(中外经典散文读库 心迹卷)
5958200000014

第14章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郁达夫

文明大约是好事情,进化大约是好现象,不过时代错误者的我,老想回到古时候还没有皇帝政府的时代——结绳代字的时代——去做人。生在乱世,本来是不大快乐的,但是我每自伤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我虽没有资格加入竹林七贤——他们是贤是愚,暂且不管,世人在这样的称呼他们,我也没有别的新名词来替代——之列,但我想我若生在那时候,至少也可听听阮籍的哭声。或者再迟一点,于风和日朗的春天,长街上跟在陶潜的后头,看看他那副讨饭的样子,也是非常有趣。即使不要讲得那么远,我想我若能生于明朝末年,就是被李自成来砍几刀,也比现在所受的军阀官僚的毒害,还有价值。因为那时候还有几个东林复社的少年公子和秦淮水榭的侠妓名娼,听听他们中间的奇行异迹,已尽够使我们现实的悲苦忘掉,何况更有柳敬亭的如神的说书呢?不晓是什么人的诗,好像有一句“并世颇嫌才士少”——下句大约是“著书常恨古人多”吧?——我也常作这样的想头,不过这位诗人好像在说“除我而外,同时者没有一个才士”,而我的意思是“同时者若有许多才士,那么听听这些才士的逸事,也可以快快乐乐过一生”。这是诗人与我见解不同的地方。

讲到了诗,我又想起我的旧式的想头来了。目下在流行着的新诗,果然很好,但是像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了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我记得前年生病的时候,有一诗给我女人说:

“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何当放棹江湖去,浅水芦花共结庵。”

若用新诗来写,怕非要写几十行字不能说出呢!不过像那些老文丐的什么诗选,什么派别,我是大不喜欢的,因为他们的成见太深,弄不出真真的艺术作品来。

近来国学昌明,旧书铺的黄纸大字本的木版书,同中头彩的彩票一样,骤涨了市价,却是一件可贺的喜事,不过我想这一种骸骨的迷恋,和我的骸骨迷恋,是居于相反的地位。我只怕现代的国故整理者太把近代人的“易厌”的“好奇”的心理看重了。但愿他们不要把当初建设下来的注音字母打破,能根本的作他的整理国故的事业才好。

喜新厌旧,原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黄色同胞的喜新厌旧,未免是过激了。今日之新,一变即成为明日之旧,前日之旧,一变而又为后日之新,扇子的忽而行长忽而行短,鞋头的忽而行尖忽而行圆,便是一种国民性的表现,我只希望新文学和国故,不要成为长柄短柄的扇子,尖头圆头的靴鞋。

前天在小馆子里吃饭,看见壁上有一张“莫谈国事”的揭示,我就叫伙计过来,问他我们应该谈什么,他听不懂我的话,就报了许多炒羊肉,炸鲤鱼等等的菜名出来。往后我用手指了那张红条问他从什么时候起的,他笑了一笑说:

“嘿,这是古得很咧!”

我觉得这一个骸骨迷恋,却很有意思。

近来头脑昏乱,读书也不能读,做稿子也做不出,只想回到小时候吃饭不管事的时代去。有时候一个人于将晚的时候在街上独步,看看同时代的人的忙碌,又每想振作一番,做点事业出来。当这一种思想起来的时候,我若不是怨父母不好,不留许多遗产给我,便自家骂自家说:

“你这骸骨迷恋,你该死!你该死!”

十四年一月在北京

【人物·导读】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沉沦》、小说《迟桂花》、《迷羊》;散文集《屐痕处处》、《达夫游记》。

本文中的“骸骨”是喻指过去存在的事物,迷恋骸骨便意味着迷恋过去的事物,而对现实中的事物则不感兴趣,生活在现实中感觉不快乐。这种迷古厌今的心境虽然给人以萎顿、沉郁的感觉,但若结合本文创作的年代,则不难理解。本文创作于1925年,当时正是军阀混战,军阀官僚统压民众的灰暗时期,民众饱受欺压,国家四分五裂。作者因看不清国家的未来希望,才以沉迷过去的方式无声地表达对现状的不满。这种不满在文中通过对围绕饭馆中一张“莫谈国事”告示的对话,委婉却明晰地表达了出来。

作者小趣

郁达夫的故事

藏钞票

30年代,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在军政界做事的朋友到饭馆吃饭。饭吃完付帐,郁达夫从鞋底抽出钞票交给堂倌。朋友很诧异,问道:“你怎么把钱藏在鞋子里?”郁达夫笑笑,批判手里的钞票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要压迫它。”

快短命

有一次,郁达夫应邀演讲文艺创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写了“快短命”三个大字。台下的听众都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本人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个字就是要诀,‘快’就是痛快;‘短’就是精简扼要;‘命’就是不离命题。演讲和作文一样,也不可以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完了。”郁达夫从在黑板上写那三个字到说完话的时间,总共用了不到2分钟,正合乎他所说的三原则——“快短命”。

驳倒党政之神

1921年10月的一天,在日本东京神田区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会馆,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正在这里聚会,听当时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所谓“党政之神”,历任文部大臣、司法大臣、东京市市长等要职的尾崎行雄演讲。他在演讲中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作“清国”,还带有明显的讽刺意昧。

突然,大厅中“呼”地站起来一青年,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行雄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

这个青年就是在日本东京帝大经济学部经济学科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郁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