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解玺璋
梁启超的一生，有两个时期与孩子们接触较多，一个是流亡日本后期，大约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元年（1912年）回国之前。这时，二女儿梁思庄刚出生不久，他已经是个拥有三儿二女的父亲，一大家子人就住在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这里原是一位华侨朋友的别墅，主人慷慨地借与梁家居住。此地环境甚好，依山傍水，山上松涛阵阵，门前大海波涛，梁启超为它起了一个颇富诗意的名字“双涛园”，这几个孩子也被称为“双涛园群童”。这个时期，梁启超因政治活动屡遭挫折，经济来源又几近断绝，意态萧索，乃埋头读书教子，以享天伦之乐，曾有诗曰：“却埽闭关弄孺子，敬通真欲老江湖。”
这个时期因梁启超归国，投身新中国建设而结束，直到他欧游归来，定居天津饮冰室，讲学北京清华园，才再次将自己置身于孩子们中间。这时，长女梁思顺早已成家，并随其夫、民国外交官周希哲居住于海外。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三子梁思忠先后进清华学校读书，又先后留学美国。二女儿梁思庄不久也到海外读书，常在他身边的只有民国后出生的四子梁思达（小名达达）、三女梁思懿（戏称司马懿）、四女梁思宁（小名六六）、五子梁思礼（小名老白鼻）。因为有五个孩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和孩子们的通信也非常频繁。
教子成人，享天伦之乐
梁启超很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从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信中，不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与孩子们交流时的快乐，而且，也真切地体会到他与孩子们在一起时的快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伦之乐吧。他总是怀着极大的期待等待孩子们的来信，收到信，就“欢喜得狠（很）”，收不到信，就着急，就抱怨。同样，他也怀着极大的热情给孩子们写信，有人说，他写给孩子们的信有几十万字，也有人说超过百万，总之是个惊人的数字，但又不仅仅是个数字，其中饱含了一个父亲对儿女浓如烈酒的亲情。他在写给孩子们的许多信中反复提到一点，就是这种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爱。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事实上，他的这种爱不仅惠及所有儿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写信给二人，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他写道：“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读了整整一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便在信里和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他的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
能和儿女们有这样的情感交流，是梁启超的幸福，而他的幸福还表现在身边这一群“小朋友”，常常给他带来快乐。那时，最大的达达也只有十来岁，老白鼻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梁启超去世时，他也只有五岁，还有一个来去匆匆的小白鼻，生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九月，却只活了百余天，他们都让梁启超感受到了亲情的快乐和温暖。
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一个人到了晚年，能有童稚绕膝，其乐融融，这种天伦之乐的美好，是多么难得啊！
他有时就像个孩子，对儿女表现出某种依赖。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天，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疾病一直折磨着他，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听说大女儿思顺要回国了，他很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给她：“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发病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但因为你事实上既未能回家，我总不愿意说这种话。现在好了，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还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个月以后家里的新生活，已经眉飞色舞了。”读这样的家信，是会让人落泪的，为感动，也为羡慕。
是父亲也是朋友
没有人会反对说，梁启超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他关心每个子女的前途，关心每个孩子的成长和进步，梁氏一门，九朵奇葩，这在中国历史上怕也是十分罕见的，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这奇迹的创造者，就是作为九个孩子父亲的梁启超。但他这个父亲不是旧时代包办一切、唯我独尊的家长，不是以自己的意志安排儿女的未来，他像一个大朋友，为孩子们出主意，提建议，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
他最得意思顺和思成的婚事，被他视为自己的杰作，而并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对思顺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的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事，梁启超也颇费了一些心力。首先，梁思成是他的长子，是要继承他“全部的人格和名誉”的；其次，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儿，她刚刚经历了丧父之痛，她的难处和感受，都是他必须考虑的。
最初，林家希望能早一点订婚并举行婚礼，但梁启超觉得，两个孩子的学业和前途更重要，所以，他极力主张思成与徽因继续求学，待学业完成后，再订婚、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他甚至还有这样的打算，考虑到思成所学，也许不便于谋生，于是提出：“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住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然而，林长民在战争中不幸遇难，使得事情起了变化，他急着要为思成找工作，帮助他解决生计问题，因为“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因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
为儿女，梁启超总是想得很细、很多，事事都想在前面，虽然他有时也感叹，“太费心力了”，“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当时，思成与徽因正在美国读书，不方便回国举办婚礼，他便提议把婚礼安排在加拿大的阿图和（今渥太华），又考虑到林长民本是基督教徒，尽管自己不喜欢教会，但他依然建议婚礼“在那边最大的礼拜堂里举行”，采用“庄严的基教婚仪”，由思顺、希哲夫妇代为操办。
聘仪定礼自然是在北京举行，这方面的细节梁启超考虑得也很周全。他请了林宰平先生作为大宾，主要聘仪则为玉珮一双，“可以佩在项间者，其珮以翡翠一方，碧犀（红色）一方，缀以小金环联结而成”，大约是取“何以结恩情？美玉缀罗缨”的意思吧，是林家的大宾陈仲恕先生和梁启超的二弟梁启勋商量购置的，据说“美丽极了”。听说林家的聘仪是玉印一方，也有翡翠，很漂亮，又听说玉印原有两方，他不好意思让林家全买，打算自己悄悄买了添上去。写庚帖也是极隆重的一件大事，两家商量的结果，决定恭请林家至亲、著名书法家卓君庸先生执笔，不仅因为他的字“写得极好”，而且，“堂上具庆夫妇齐眉”，真是“合适极了”。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定亲大礼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12月18日在北京南长街54号家里举行。那天，全家“晨起谒祖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遍拜长亲，午间宴大宾，晚间家族欢宴”，场面“极庄重热闹”。可惜，梁启超未能亲临现场，一是他病情不稳，恐“再发旧病”；二是京中近日风潮正恶，他又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来此恐于他不利，所以，“二叔及王姨皆极力主张我勿往，一切由二叔代为执行”。他们的好意梁启超自然是要领的，当天他写信给思成，还说：“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的玩了半天。”
兄弟手足情
作为梁启超的二弟，梁启勋在各个方面都是其兄长的得力助手。启勋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论年纪，他们之间只差三岁。梁启超少年中举，又拜康有为为师，就学于万木草堂，不久，梁启勋也来到万木草堂学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梁启勋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学习经济。民国以降，他们一同回国，梁启勋始终追随兄长，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国事还是家事，都给他很大帮助。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落户天津，梁启勋居住北京，但是，他在北京南长街54号的梁宅，常常又是梁启超来京的落脚之地。从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书中，不难看到他与家人在这里居住的情景。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节过后，他写信向孩子们汇报病情，还提到他在北京城里过年，很热闹，“把南长街满屋子都贴起春联来了”。梁启勋后来写文章，也曾提到“今年任兄忽发奇兴，自书春联，遍榜楹柱，庭院为之一新”。
民国十三年（1924年），梁夫人李蕙仙病逝，梁启超痛苦万分，其间他又一再因病住院，只好由二弟为嫂子操办丧事并安葬。
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整个夏天，梁启勋都在西山为建墓地而奔忙。梁启超写信告诉他的孩子：“你二叔的勤劳，真是再没有别人能学到了。他在山上住了将近两个月，中间仅入城三次，都是或一宿而返，或当日即返，内中还开过六日夜工，他便半夜才回寓。他连椅子也不带一张去，终日就在墓次东走走西走走。因为有多方面工程他一处都不能放松，他最注意的是圹内工程，真是一砖一石，都经过目，用过心了。”因此，他告诫几个孩子：“这等事本来是（思）成、（思）永们该做的，现在都在远（方），忠忠又为校课所迫，不能效一点劳，倘若没有这位慈爱的叔叔，真不知如何办得下去。我打算到下葬后，叫忠忠们向二叔磕几（个）头叩谢。你们虽在远，也要各个写一封信，恳切陈谢（庄庄也该写），谅来成、永写信给二叔更少。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才算我们家的乖孩子。”他还在另一信中特别提醒思成，在给二叔写信时，要特别提一下二叔在建筑方面的新发明，“令他高兴”，他说：“二叔当你妈妈病时，对于你很有点怄气，现不知气消完了没有。你要趁这机会，大大地亲热一下，令他知道你天性未泯，心里也痛快。你无论功课如何忙，总要写封较长而极恳切的信给二叔才好。”
从这里所透露的信息中，不仅可以看到梁家兄弟的手足深情，而且可以深切感受到梁启超随时随地给予孩子们的人格教育，他是把做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