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和尤金·瑞伯恩先生在莱特伍德先生的办公室里，一同吃了一顿从咖啡店叫来的午餐。他们新近商量好了一块过日子。他们在汉普顿附近租下一幢单身汉住的小宅子，位置在泰晤士河沿上，带有一片草地和一间停船的篷屋，以及其他一切设备。他们打算在整个夏天，利用漫长的假期，在河上划船。
现在还不是夏天，而只是春天；也不是像汤姆森的《一年四季》汤姆森，见第114页注①。《一年四季》是他写的一部组诗。中所描写的那种优雅温和的轻柔的春天，而只是在约翰森、杰克森、狄克森、史密斯和琼斯都是英国通常使用的人名。这些人的一年四季中所有的那种严寒的东风劲吹的春天。那刺骨的寒风与其说它是在刮风，不如说它是在拉锯；而当它拉锯的时候，锯木场上到处都飞旋着锯末。每条街道都是一个锯木场，并且，拉这个大锯的没有上手，只有下手；每一个过路行人都是下手，锯末便迷住他的眼睛，呛得他喘不过气来。
每当起风时，那种在伦敦流通的神秘的纸币，便在这里、那里，在每一个地方迎风飞旋。它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它在每片丛林上悬挂，在每棵树木的枝梢上飘扬，被电线在空中钩住，在每一处篱墙下游荡，在每一口水井旁饮一口水，在每一扇门窗前打着哆嗦，在每一片草地上抖动不停，又去那数不清的铁栏杆后边徒劳地想寻找个栖身之所。在巴黎，人们却什么东西也不糟蹋，尽管那是个奢侈豪华的地方，那儿，大蚂蚁似的奇异的人类从他们居住的洞穴里爬出来，把每件破烂都拾回家去，所以那儿没有伦敦的这种玩意儿。那儿被风刮起的只是灰尘而已。在那儿，人们机警的目光和勒紧的肚皮甚至连东风也不放过，也要从中挤出点儿什么东西来。
风在拉锯，锯末在飞扬。灌木丛林痛苦地绞着它们的许多只手，只恨它们上了太阳的当，听信它的话，绽出了新芽；刚长出的嫩叶儿都憔悴了；麻雀们像那些男人和女人一样，后悔它们结婚太早了；彩虹上的七种颜色如今都看得见，但不是在烂漫的春花丛中，却是在横遭春风撕啃和掐弄的人们的面孔上。而风却一直在拉锯，锯末也一直在飞扬。
春天的黄昏是太长、太明亮了，想把它关在大门外边也办不到，又经常不断是这种天气，在这段时候，被波茨纳普先生不厌其详地称之为伦敦，伦德列，伦敦的这座城市是顶糟不过的。这样一座黑魆魆、闹哄哄的城市，一身兼备一间熏肉作坊和一位长舌妇的品质；这样一座灰沙飞扬的城市；这样一座不可救药的城市，漫天笼罩着一层铅灰色，连个缝隙也没有；这样一座被围困的城市，四面都被爱赛克斯郡和肯特郡的沼泽像一支大部队似的包围着。当这两位老同学吃饱晚饭，转过身去坐在火炉前面抽烟时，他们所感受到的伦敦，就是这副模样。小布赖特已经去了，咖啡店的侍者也去了，杯盘碗盏也去了，酒也正在往一个地方去——不过和其他那些东西的去向不同。
“听那风的响声，”尤金说，一边把炉火拨一拨，“好像我们俩在看守着一座灯塔似的。但愿能那样多好。”
“您不觉得那样我们会厌烦吗？”莱特伍德问。
“不会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厌烦。在灯塔里住着，就不必去参加巡回审判了。不过这种想法太自私了，就我个人而言。”
“也就不会有委托人来找我们办案子了，”莱特伍德给他添上一句话，“这可完全不是一个仅仅就我个人而言的自私想法。”
“假如我们是在狂风巨浪的大海当中一个孤立的小岛上，”尤金说着，同时抽着烟，眼睛望着火苗，“蒂平斯夫人就不可能驾船出海来拜访我们了，或者，那就更好了，她也许会驾船出海而遭没顶之灾。大家也不可能请我们去赴婚礼早餐的宴席。也不会有那些判例要你去为它穷折腾，除了一条简单明了的判例：保持亮光不灭。而观赏沉船一定是件激动人心的事情。”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莱特伍德启发他，“生活也未免单调吧。”
“我也想过这一点。”尤金说，仿佛他真是以一种办正经事的眼光从各个方面考虑过这个问题似的：“不过，这会是一种确定的、有限度的单调。它不可能超出两个人的范围以外。我说，莫蒂默，我在想这么个问题：这样一种规定得那么精确的、只限于那样一种程度的单调，未必就不比和我们那些同类相处的没有限度的单调更好忍受些。”
当莱特伍德笑着把酒递给他时，说道：“等夏天我们去划船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试试这个问题了。”
“一个不怎么理想的机会，”尤金叹口气，也默认这是个机会，“不过我们会试试的。我希望我们彼此之间不会发现互相受不了。”
“关于您的尊贵的父亲大人。”莱特伍德说，把他引到一个他们特别打算谈一谈的话题上：这个问题像一条最滑溜不过的鳝鱼，每次想谈，每次都溜了过去。
“对，关于我的尊贵的父亲大人。”尤金在扶手椅里安坐下来，同意谈谈这个问题。“我倒想点上一支蜡烛再来谈我的尊贵的父亲大人，因为这个问题需要一点儿人工制造的光彩；可是我们却要在黄昏朦胧之中来谈他，靠瓦尔森煤瓦尔森煤，英国出产的一种家用无烟煤。的火光来让它富有生气。”
他说着话，把火拨了拨，当火苗又燃起来时，他再接着说下去。
“我的尊贵的父亲大人给他的一般说来不那么尊贵的儿子，在老家附近找了一个老婆。”
“当然是花点钱啰？”
“花点钱，当然，否则他也找不到。我的尊贵的父亲大人——让我把这个为了表示孝顺而反复提到的称号缩短一下，以后用MRFMRF，英语My Respected Father（我尊贵的父亲大人）的首字母缩写。来代替吧，这听起来有点儿军事味道，颇有些像是威灵顿公爵可能是说MRF这种缩写法有些类似军事机构的名称。威灵顿（A W Wellington，1769—1852）是当年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英国将领。”
“您这个人真荒唐，尤金！”
“一点儿也不荒唐，我向你保证。MRF一向都以最为明确的方式为他的子女们，从出生之日开始，有时还从一个比这更早些的阶段上，预先做好安排。为这些忠诚的小牺牲品一生所应有的职业和生活道路做好准备（他是这么说的）。MRF为我预先安排好，要我成为一名律师，这一点现在实现了（还需要再添上一小点：要有一大批主顾来找我，这一点却没有办到），并且还要我成为一个有妻室的人，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实现。”
“第一点你常跟我谈起的。”
“第一点我常跟你谈起的。考虑到我这个人要在法律界显赫成名并不十分适合，所以我直到如今，在娶妻成家、安身立命这一点上也一直在克制自己。你知道MRF，但是不如我知道得那么清楚。如果你像我一样知道他，你一定会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趣。”
“这话真像个做儿子的说的，尤金！”
“完全如此，请你相信；而且是出于对MRF的全部崇敬之情。但是如果他让我觉得有趣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当我的大哥出生的时候，当然我们其余的人全知道（我是说如果我们其余的人当时已经存在的话，就一定会知道），他是家庭麻烦——我们在客人面前称之为家庭财产——的继承人。但是，当我第二个哥哥行将出生的时候，MRF说：‘这是教会的一根小栋梁。’他的确出世了，后来也的确变成了教会的一根栋梁；不过，是一根非常不结实的栋梁。我的第三个哥哥出世了，比他跟我母亲约定的时间提早了许多；但是MRF毫不因此而惊慌失措，立即宣布他是一个环球航海家。他被塞进了海军，但是他至今并不曾去环球航行过。我宣告出世了，于是给我所作的安排的令人极其满意的结果，如今就摆在你的眼前。当我的弟弟生下来还只有半个小时的时候，MRF决定，他必须具有机械方面的天才，以及诸如此类的决定，所以我说，MRF让我觉得挺有趣。”
“至于那位女士呢，尤金？”
“在这个问题上，MRF就不再有趣了，因为就我本意来说，是完全不想和那位女士有什么瓜葛的。”
“你认识她吗？”
“根本不认识。”
“你跟她见见面不更好吗？”
“我亲爱的莫蒂默，你对我的性格是有研究的。我可能这样吗？到那儿去，身上贴着标签：‘挑选对象。来此展出。’这样去见那位女士，而她身上也贴着类似的标签吗？我敢说任何为了实现MRF的安排的事情，我都肯极其愉快地执行——就是在婚姻问题上不行。我可能受得了这个吗？我这个人，如此容易厌烦，如此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但是你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人，尤金。”
“在容易厌烦这一点上，”这位有价值的朋友回答说，“可以奉告，我是全人类中最为一成不变的一个。”
“怎么，你刚刚还在大谈其两个人一块过的单调生活有多少好处呢。”
“那是说在一座灯塔里。请你记住这个条件，别冤枉我，我说在灯塔里。”
莫蒂默又笑了，而尤金也第一次笑了起来，似乎他发现自己回忆起往事来很有些味道，笑过以后，重又陷入往常的阴郁之中，他品味着手中的雪茄，昏昏欲睡似的说：“不行，无可救药了，MRF的预言之一只好永远落空了。尽管我满心情愿满足他的心意，他也只好失败一次了。”
当他们谈话时，天色越加黑了，风在拉锯，锯末在更加昏暗的高处飞旋。窗下的墓场已经陷入一个深沉的阴影之中，这阴影正向房屋的顶部爬上来，他们所在的这间屋子也在其中。“仿佛是，”尤金说，“仿佛是墓场里的鬼魂全都站起来了。”
他嘴里叼着雪茄走到窗前，为了拿它在炉前的滋味和它在外边的滋味比照一下，以便更好地领略它的芬芳，当他回头往扶手椅前走去时，半道停了下来，说道：
“显然是有个鬼魂迷了路，上我们这儿来打听怎么走了。您瞧这个幽灵！”
莱特伍德的脊背正对着门，便转过头去，只见在门口的黑暗中，站立着一个好像是人的东西，他对之发出了一声并非不中肯的询问：“见鬼了，你究竟是谁？”
“我请你们原谅，先生们，”那个鬼魂回答，声音很低，沙哑而且含混不清，“可是，你们当中兴许哪一位是莱特伍德律师吧？”
“你不敲门就进来，是什么意思？”莫蒂默不客气地问他。
“我请你们原谅，先生们，”那个鬼魂像方才一样回答，“可是大概您没留意您的房门是开着的。”
“您想干什么？”
对此，那鬼魂重又沙哑地回答，仍然是含混不清地：“我请你们原谅，先生们，可是，你们当中兴许有一位是莱特伍德律师吧？”
“我们当中有一个是的。”这个姓名的拥有者说道。
“那就好了，两位先生。”那鬼魂回答，小心地把房门关上；“有件难对付的事儿。”
莫蒂默把蜡烛点燃了。灯光下看出，来者是一位乜斜着眼睛的其貌不扬的访客，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一顶浸透了水的旧皮帽子在手里捏来捏去，这帽子已经没有个帽子样了，毛也脱落了许多，看上去像是一只长毛的动物：狗或者猫，小狗崽子或者小猫崽子，而且是淹死了的，正在腐烂的。
“那么，”莫蒂默说，“是怎么回事？”
“两位先生，”那人回答说，用的是一种他认为是讨好的口气，“你们当中哪一位是莱特伍德律师？”
“我是。”
“莱特伍德律师，”一边对他像鸭子低头似的深深鞠了一个躬，一副奴才相，“我是个靠自己额头上的汗水过日子，也就是说，想办法过日子的人。为免万一失掉我靠我额头上的汗水挣到的东西，我希望在往下谈以前先带我赌个咒。”
“我不是那种带人家去赌咒的人，老兄。”
这位访客显然是不相信他这句话，固执地口中念念有词地说了一声“阿福大卫”。
“这是你的名字？”莱特伍德问。
“我的名字？”那人回答。“不是；我是想来一个阿福大卫阿福大卫，原文为Affidavit，是法律上使用的宣誓书，与英语人名阿福·大卫（Alfred David）发音相近。”
（尤金一边抽烟，一边打量着他，解释说，就是“宣誓书”的意思。）
“我告诉你，老朋友，”莱特伍德懒洋洋地一笑，说，“我跟发誓赌咒这种事从来不相干的。”
“他可以诅咒你，”尤金解释说，“我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为您再做别的事了。”
这句话让那位访客大为狼狈，他把那只落水淹死的狗或猫、狗崽子或猫崽子，在手中翻来翻去，望望两位先生当中的这一位，又望望两位先生中的那一位，一边心里在深深地盘算，终于他做出决定：
“那么要把我的话写下来。”
“在哪儿写？”莱特伍德问。
“在这儿写，”那人说，“用钢笔墨水写下来。”
“首先，让我们知道，你要谈的是关于什么事情。”
“是关于，”那人说，向前跨了一步，压低了他那沙哑的嗓子，还用一只手遮着，“是关于五千到一万英镑赏钱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事情，是关于杀人案子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事情。”
“到离桌子近一点的地方来。坐下。要不要喝杯酒？”
“好的，我要的，”那人说，“我不说瞎话，先生们。”
酒给了他。他把手肘以下的手臂部分伸得直直地，把酒灌到嘴里去，先斜着脸让它流进右边腮帮子里，好像在说：“味道怎么样？”又斜着脸让它流进左边腮帮子里，好像在说：“味道怎么样？”再一口吞进肚皮里，好像在说：“味道怎么样？”最后做了结论，咂咂嘴皮子，仿佛在对三个问题一道做回答：“挺不错！”
“要再来一杯吗？”
“好的，我要的，”他重复说，“我不说瞎话，先生们。”并且又把上面那套过程重复了一遍。
“那么，”莱特伍德开始提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啊唷，您这是太着急了点呀，莱特伍德律师。”他用一种抗议的样子回答说。“您不觉得吗，莱特伍德律师？您这是有点儿太着急了呀。我是要靠我额头上的汗水来挣五千到一万英镑的；我是个穷人，希望自己这点子额头上的汗水不白白流掉，我会不让人家把它写下来，就那么轻易把我的名字这么大的事情说出口来吗？”
这个人认为笔墨纸张具有能够约束人的威力，莱特伍德尊重他的看法，当尤金向他点头建议，表示愿意来掌握这些有魔力的工具时，他点点头表示同意。尤金把笔墨纸张拿到桌上，坐下来当一个书记员，或者公证人。
“现在讲吧，”莱特伍德说，“你叫什么名字？”
但是这位诚实人的额头上的汗水还需要进一步的防范。
“莱特伍德律师，我希望能够，”他提出要求，“由这个另一位先生证明我说的话都是我说的。所以，要请另一位先生给我说说他尊姓大名，府上在哪里？”
尤金把雪茄叼在嘴里，钢笔捏在手中，丢给他一张自己的名片。这个人先是慢吞吞地逐字看个仔细，然后把它卷成一个小筒儿，捆在他围巾的一头上，动作比读它时还要慢吞吞。
“现在讲吧，”莱特伍德说，这是第三次了，“假如你把你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安排就绪了，老兄，并且完全有把握认为你是平心静气、毫不慌忙了，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罗杰·赖德胡德。”
“住处？”
“石灰洞。”
“行业或者职业？”
赖德胡德先生对这个问题却不像对前两个那样对答如流，他用解释来作答。“在河岸上干活儿的。”
“有什么跟你过不去的事没有？”尤金一边写着一边插进来问。
赖德胡德先生有些吞吞吐吐地在回避问题，他装傻似的说，是不是那另一位先生问了他点儿什么东西。
“你出过什么事情吗？”尤金说。
“出过一回。”（谁都会出这种事情的，赖德胡德先生又顺带说了一句。）
“嫌疑吗？……”
“说我扒过一个水手的口袋，”赖德胡德先生说，“其实我是这个人顶要好的朋友了，我是存心关照他。”
“用你额头上的汗水关照他？”尤金问。
“就是让我汗如雨下也行呀。”罗杰·赖德胡德说。
尤金又靠回到自己的扶手椅中，抽着烟，两眼不在意地转向这位告密者，钢笔在手，随时准备再写下去。莱特伍德也在抽烟，两眼也不在意地转向这位告密者。
“现在，请再把我的话记下来，”赖德胡德说，他把他那顶湿透了的帽子翻来转去好多回，又用袖子把它倒着毛（如果这顶帽子上还有顺毛的话）刷过一阵。“我报告，干下哈蒙谋杀案子的人，是赫克萨姆老头儿，就是那个发现尸首的人。杰西·赫克萨姆，在河上和沿河岸一带，人家都叫他老头儿的，这件事是他干的。是他干的，不是别人。”
两位朋友互相望了一眼，脸上显出的严肃劲儿，是这以前没有过的。
“告诉我们，你这项指控的根据是什么？”莫蒂默·莱特伍德说。
“根据是，”赖德胡德用袖子擦了一擦面孔回答说，“我是跟老头儿合伙的人，黑夜白天地，好多日子了，我一直在怀疑他。根据是，我了解他的路数。根据是，我跟他散伙了，因为我看出事情太危险；关于这个，我要提醒您，对我说的不管什么话，他女儿完全可能说的是另一套，因为她一定得要对您说瞎话，为了救她的父亲，她会撒天大的谎的。根据是，堤岸上，码头上，人人心中有数，知道这事儿是他干的。根据是，人家都不理睬他，因为他干了这个。根据是，我敢赌咒说是他干的。根据是，不管您把我带到哪儿去叫我赌咒都行。我一言既出，决不反悔。我铁了心啦。把我随便带到哪儿去吧。”
“这些话全没用处。”莱特伍德说。
“全没用处？”赖德胡德重复他的话，很气愤，也很愕然。
“完全没用处。仅仅不过是说明你怀疑这个人犯了罪罢了。可能是有些理由让你怀疑他，也可能你是毫无理由地在怀疑他。但是他不可能因为你的怀疑而被定罪。”
“难道我没有说过——我要求那位先生给我作证——难道我没有在刚一开口的第一分钟里，就坐在这把天长地久永存不朽的椅子上，”（他显然是把这种形式的语言当作和宣誓书一样有效力的东西在使用）“说过我敢赌咒说是他干的？难道我没说过，带我去叫我赌咒好了？难道我现在不是在这么说？您没法否认这一点吧，莱特伍德律师？”
“当然不能否认，但是你只是说，你要赌咒说你怀疑他，而我告诉你仅仅赌咒说你怀疑是不够的。”
“还不够，是不是？莱特伍德律师？”他小心谨慎地询问。
“肯定不够。”
“可是我说过它够了吗？现在，我要求那位先生作证，您说句公平话！我这么说过吗？”
“他当然没讲过他再没有别的话说了，”尤金低声说了一句，也没抬头望他，“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吧。”
“哈！”这告密者得意地喊出声来，察觉出这句话一般说来对他有利，尽管他显然并不十分了解这话的含义。“幸亏我还有个证人！”
“说下去，那么，”莱特伍德说，“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别等过后再想起来。”
“那就把我的话写下来吧！”这位告密者迫不及待地喊叫说。“把我的话写下来吧！凭圣乔治和老龙王圣乔治和老龙王，当时英国民间流行的一个基督教传说故事，其中说到圣乔治杀死一条老龙王，救出一个女孩子。起誓，我就要说了！可别让一个诚实人拿不到他额头上的汗水的果实！我报告，是他告诉我说是他干的。这还不够吗？”
“留心你自己说的话，我的朋友。”莫蒂默回答说。
“莱特伍德律师，是您，该留心我说的话呀，因为我认为，您要负责把事情追查到底的！”然后，他慢吞吞地伸出右手，在左手掌上重重地打着拍子，一字一句地说：“我，罗杰·赖德胡德，家住石灰洞，在河岸上干活儿的，对您，莱特伍德律师，说，杰西·赫克萨姆这个人，在河上和在沿岸一带都叫他老头儿的，对我说过是他干的这件事。而且，是他亲口告诉我是他干的这件事。而且，是他自己说过他干的这件事。并且我愿意赌咒！”
“他在什么地方告诉你的？”
“在大街上。”赖德胡德回答，不停地打着拍子，脑袋断然地歪向一边，两只眼睛同时、同样警觉地注视着两个听他说话的人。“在‘六个快乐的脚夫’店门外边的大街上，半夜十二点一刻不到点儿的时候——不过我凭良心说话，不能赌咒说精确得连五分钟也不差——就在他捞起尸首的那天晚上。‘六个快乐的脚夫’还站在原地没挪窝儿。‘六个快乐的脚夫’跑不掉的。要是结果证明他那天晚上半夜里不是在‘六个快乐的脚夫’里，就算我撒谎好了。”
“他说过些什么话？”
“我这就告诉您（把我的话写下来，那位先生，我只要求这个）。他头一个走出来；我末一个走出来。我可能比他晚一分钟；我可能晚半分钟，我可能晚廿五秒钟；我不可能赌咒说到底晚多少，所以我不赌咒。这是说，我知道阿福大卫要负的责任，对不对？”
“说下去。”
“我发现他在等着我，有话跟我说。他对我说，‘赖德胡德无赖呀’——人家多半儿都这么叫我——不是因为有啥意思在里头，意思是没有的，只是因为它跟‘罗杰’声音差不多他的名字罗杰（Roger）和英语中的无赖（Rogue）读音相近。”
“这无关紧要。”
“请原谅，莱特伍德律师，这是事实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事实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它有关紧要，我必须认为它有关紧要，我以后还要认为它有关紧要。‘赖德胡德无赖呀，’他说，‘咱俩今儿晚上在河上斗过几句嘴。’是斗过几句，不信问他女儿！‘我威胁你，’他说，‘要用我船上的踏脚板敲断你的手指头，要么用船钩子戳你的脑袋。我说这些，为的是你对我船后边拖的玩意儿盯得太紧啦，好像你犯了疑心似的。还因为你抓住我的船沿儿不松手。’我对他说：‘老头儿，我有数。’他对我说：‘赖德胡德无赖呀，你是个十里挑一的人。’——我想他说的是廿里挑一，不过这一点我不能肯定，所以取个最小的数，因为要紧的是对阿福大卫要负责任的。他说：‘当你的冤家露了头的时候，不管你是要他的命，或是要他的表，反正记住放机警点儿。你疑心过没有？’我说：‘老头儿，我疑心过的；不光是这个，我到现在还疑心呢。’他浑身一抖，又说：‘疑心啥？’我说：‘亏心事儿。’他抖得更厉害了，又说：‘是干过亏心事儿。我干这个为要他的钱。别出卖我！’他平常老是这么讲话的。”
大家都不说话，只有炉箅子上煤灰往下塌时发出的声音才打破沉寂。那告密者趁这个机会，用他湿透了水的帽子满头、满脸、满脖子地擦汗，然而却丝毫也没有改善他的尊容。
“还有什么要说的？”莱特伍德问。
“您早说关于他吗，莱特伍德律师？”
“不管什么吧，只要是有关的。”
“我不懂你们是啥个意思呀，两位先生。”那告密者说，一副卑躬屈膝的姿态：他在同时向两个人谄媚，虽然只有一个人跟他说话。“还要什么？难道这些还不够用的？”
“你有没有问他是怎么干的，在哪儿干的，什么时候干的？”
“我哪儿想到过这个，莱特伍德律师！不，要不是为了那笔我想靠我额头上的汗水从您这儿挣的钱，我那时心里那么乱，再多的事儿不会知道的，这话我说过两遍了！我跟他散了伙，我跟他断了来往。已经做过的事我没法收回了。当他讨好求饶地说：‘老伙计，求求你，别告发我！’我只是回答说：‘你跟罗杰·赖德胡德往后再没话好说了，也别再冲他瞧一眼！’我就躲开那个人了。”
无赖·赖德胡德把这番话说得绘声绘色，好让它们引起的效果更大些，给人的印象更深些，说完以后，未经邀请便给自己又斟上一杯酒，当半杯下肚，半杯在手时，他仿佛把酒在嘴里咀嚼着似的，眼睛凝望着蜡烛。
莫蒂默对尤金瞧瞧，但是尤金坐在那儿，眼睛怒视着面前的纸，并不回看他一眼。莫蒂默便又转向那个告密者，对他说道：
“你心里发毛已经很久了吧，先生？”
那个告密者把嘴里的酒最后再嚼了几下子，才吞下肚去，用短短一个词儿回答说：
“长久啦！”
“当此事四处轰动的时候，当政府悬赏缉凶的时候，当警察全部出动的时候，当全国上下传遍了这件犯罪案子的时候！”莫蒂默不耐烦地说着。
“哈！”赖德胡德先生慢吞吞地、声音沙哑地插进来说，想起什么似的一连几次点着头。“难道我那时候心里不发毛吗！”
“当人们都在凭空瞎猜的时候，当大家都在想入非非、乱加怀疑的时候，当一天之中的任何一个时辰里，都可能有五六个无辜者被投入监牢的时候！”莫蒂默说着，他几乎是激动起来了。
“哈！”赖德胡德先生又像方才一样地插进来说，“难道整个这些时候我心里就不发毛吗！”
“然而那时候，”尤金说，他正在记录纸上画着一个女人的头像，还不时描上几笔，“没有个可以挣到这么一大笔钱的机会，你知道。”
“这另一位先生说到点子上了，莱特伍德律师！就是这个让我动了念头。我曾经三番五次挣扎着要解脱自己，心里不再发毛，可总是解脱不了。我有一趟差一点儿就把这事说给‘六个快乐的脚夫’那位老板娘阿贝·波特森小姐听了——那家酒店还在，它跑不了，——那位太太也还在，她不大可能在你们到达之前突然死掉——去问她吧！——可是我那时候没法说出来。到后来，刷地一下子贴出了那张新告示，上面印的有您合法的署名，莱特伍德律师，我就拿这个问题在自己心里琢磨着，我是不是要永远心里这么发毛下去？我是不是永远也不想甩开它？我是不是老是要为老头儿想得多，为我自己想得少？要说他有个女儿，难道说我就没有一个女儿啦？”
“于是回答是——？”尤金引他把话说出来。
“你也有的呀。”赖德胡德先生坚决地说。
“顺便问一问，她多大年纪了？”尤金问。
“对，先生。去年十月满廿一岁。我就自己这么想：‘说到钱吧。这是一大堆钱呢。’真是一大堆钱呢，”赖德胡德先生坦率地说，“干吗不要呢？”
“说得好！”尤金一边描着他的画像一边说。
“‘一大堆钱呢；可是，一个劳苦人，他挣的每一粒面包屑上都浸着他的眼泪，——要不是浸着眼泪，就是浸着他的伤风感冒头痛——要他干这个是不是罪过呢，要这个人去挣这笔钱是不是罪过呢？您说说，有什么东西反对他挣这笔钱没有。’我认真地对自己提出这个来，我认为这样做是我必须尽的责任；‘可要是不先责备莱特伍德律师拿出这笔钱来让我挣，又怎么能这么说我呢？’而又是不是应该由我来责备莱特伍德律师呢？不。”
“对。”尤金说。
“当然不，先生。”赖德胡德先生表示同意。“所以我下定决心解脱我心上的烦乱，用我额头上的汗水去挣这笔人家摆在我面前的钱。再说呢，”他又接着说，突然变成一副凶残相，“我要拿到这笔钱！现在我告诉您吧，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莱特伍德律师，就是这个杰西·赫克萨姆，人家通常叫他老头儿的，不是别人，干的这件事，是他自己对我承认的。我向你揭发，我希望把他抓起来，今儿晚上就抓！”
又一阵子大家都不说话，只有炉箅子上煤灰往下塌的声音才打破沉寂，这声音吸引了那个告密者的注意，他好像觉得这就是钱的丁当声，这时，莫蒂默·莱特伍德俯过身子去跟他的朋友交谈，是悄悄在讲的：
“我看我得跟这家伙去警察分局里我们那位稳重的朋友那儿走一趟。”
“我看也是，”尤金说，“也实在没办法了。”
“你相信他的话吗？”
“我相信他是个十足的瘪三。不过他也可能说真话，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也只可能说这一回。”
“不，似乎不大像是在说真话。”
“他是不大像在说真话，”尤金说，“不过他告发的他那位原先的伙伴，也是一位讨人喜欢的人物。看样子，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东西，一丘之貉。我想问他一个问题。”
这段谈话的话题正坐在那儿乜斜着眼睛对炉灰望着，极力想要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当那“两位先生”眼睛对他瞟来时，他便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
“你提到过（两次，我想是）这个赫克萨姆的一个女儿，”尤金大声说，“你的意思不是想说，她对这件犯罪案子是知情的吧？”
这位诚实人，在考虑一番之后——或者是考虑他的回答对他额头上的汗水的果实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很干脆地回答说：“不，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你不是想要牵连其他任何人？”
“不是我想牵连谁，要看老头儿牵连过谁，”他这样固执而坚决地回答，“除了他对我说的‘是我干的’这句话以外，我没想说自己知道更多的东西。他是说过这句话的。”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莫蒂默。”尤金小声说着，站了起来。“我们怎样去法？”
“我们走去吧，”莱特伍德小声说，“给这家伙一点时间想想。”
这样一问一答之后，他们做好出门的准备，赖德胡德也站起身来，在吹熄蜡烛的时候，莱特伍德好像理所当然一样，拿起那位诚实的先生喝过酒的玻璃杯，冷静地往炉膛里一甩，杯子在火炉中裂成碎片。
“现在，你要是肯领路的话，”莱特伍德说，“瑞伯恩先生和我就跟你走。我想，你是知道怎么走的吧？”
“我想我知道，莱特伍德律师。”
“那么领路吧。”
这位在沿岸一带干活儿的人物，用两只手把他那顶湿透水的帽子往下一拉，拉得罩住了耳朵，板着面孔一成不变地缩头缩脑往前走，那副模样使他比他天生的更显得腰弯背驼了，他走下楼梯，转过法学协会的教堂，越过协会地区，走进怀特弗莱尔区，就这样在沿河岸一带的马路上穿行着。
“瞧他这副上绞刑架的神气。”莱特伍德说着，跟在他后边。
“我倒觉得他是一副绞刑吏的神气。”尤金回答说。“他无疑是存着那种杀人之心的。”
他们跟在后面，没有再说什么话。他在他们前面走着，好像一个面目狰狞的命运之神那样走着，他们注意着别让他走失了，但心里觉得要是他走失了倒也令人高兴。而他在他们面前走呀走，老是保持一定的速度，隔着一定的距离，他侧着身子往前走，顶着那严厉的、不饶人的天气和凛冽的冷风，要拖住他走慢点或是催他加快些步子都不行，那副样子，的确像是个向前挺进的命运之神。当他们大约正在中途的时候，下了一阵猛烈的冰雹，几分钟内便把街道全都铺满了，变成一片雪白。而他则全然不顾。事关攫取一个人的性命和得到这性命的代价，要想阻拦他达到这目的，那冰雹还得比眼前这一场来得更大些、铺得更厚些才行。他在遍地冰雹中碴碴而行，在迅速溶化的泥浆中只留下些不成形的窟窿，那就是他的脚印；一个跟在他的身后的人可能会以为，连他的两只脚也已经失去了人的形状。
冰雹过去了，月亮在和急速飘过的朵朵乌云奋力争斗，天空中那一片狂暴的混乱，使得街道上这场可怜的小小的骚动显得微不足道了。狂风把所有吵吵嚷嚷的东西都扫得销声匿迹。就好像它把一堆堆残留的冰雹扫到那可以容它们藏身的一个个角落里去一样；但还不是如此，简直似乎是，条条街道都已经被天空吞没，整个夜的世界都悬挂在半空中一样。
“就算他有时间去考虑一下，”尤金说，“也不会有时间让他考虑得更好了——没时间让他改变这个念头了，即使那样会更好些。他一点儿也看不出回心转意的样子；我记起了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一定距我们那天晚上下车的拐角处不远了。”
的确，几个急转弯把他们带到了那一带的河沿上，就是他们那天在乱石堆中一步步滑着走过的地方，现在他们的脚下就更滑溜了；阵阵狂风，越过蜿蜒汹涌的河水，猛烈地向他们迎面扑来，或是斜刺里刮来。根据河岸一带干活儿的人们平素养成的随处找个地方避风的习惯，眼前所说的这位河岸上干活儿的人物也把他们领到了“六脚夫”背风的一边，然后他说：
“瞧瞧这左近，莱特伍德律师，瞧瞧那些红窗帘儿。这就是‘六脚夫’，那一家我说过它跑不了的酒店。瞧它跑了没有呀？”
这位告密者如此卓越地确定了他所提供的证据，莱特伍德却并不显得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他问道，他们到这儿来除了证明这一点以外，还有什么事可做？
“我希望你们亲眼瞧瞧‘六脚夫’，莱特伍德律师，那你们就好判断我是不是撒谎了；现在我要自己去看看老头儿家的窗户，我们就知道他到底在不在家里。”
说完这些，他就溜走了。
“他会回来的，我想？”莱特伍德喃喃地说。
“啊，他还要干到底呢。”尤金喃喃地应答他。
他真是一小会工夫就回来了。
“老头儿不见了，他的船也不见了。他女儿在家，眼盯着火盆坐着呢。桌子上放着晚饭，那是在等老头儿回来啰。我能搞清他在干什么，这便当得很，马上就知道。”
然后他招招手，重又在前面引路，他们来到了警察分局门前，那地方还像从前一样地清洁、冷静和稳当，只除了油灯的火焰在风中飘闪，而它只不过是一片灯芯上的火焰而已，对警察局说来，只是个附属的局外的东西。
在室内，探长先生也仍然一如既往，安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这两位朋友刚一露面，他马上便认出了他们，而他们的再度前来并不曾对他的镇定有任何影响。甚至于赖德胡德为他们领路这件事，也没有令他动心，只不过在当他把钢笔尖往墨水瓶里蘸着的时候，把他的下巴往硬领结里一缩，仿佛在问他：“你来干什么，最后那个人？”他并没有抬头看那个人物一眼。
莫蒂默·莱特伍德问他，能否劳驾看一看这些记录？同时把尤金记下来的东西递给他。
读过最初几行之后，探长先生的情绪上升到了（在他说来是）非常的高度，于是他说：“你们两位先生当中哪一位随身带着点儿鼻烟没有？”发现谁也没带着，他便没有也罢，继续读了下去。
“我读的这些你都听到了没有？”然后他问那诚实的人。
“没听。”赖德胡德说。
“那么你顶好是听听。”于是他便用一种正式的调子大声地读着。
“这篇记录，就你要来报告的东西和你要提供的证据来说，对不对呢？”他在读过之后问。
“对的。就像我自己一样对，”赖德胡德先生回答，“我再也没有比那更多的话好说了。”
“我要自己问问这个人，先生。”探长先生对莱特伍德说。然后他便问赖德胡德：“他在不在家里？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你是在当回事儿一样要了解他的全部情况的，毫无疑问。”
赖德胡德说了他所的确知道的情况，还答应说，他能在几分钟之内搞清楚他现在还不知道的情况。
“别说了，”探长先生说，“等我叫你说的时候你再说。我们一定要装得像没事儿一样。你们两位先生不反对跟我一道去‘六脚夫’酒店里假装喝一杯什么吧？那是一家正派的酒店，店主人也是个很有身份的太太。”
他们回答说，很乐意真去喝一杯，而不是假装，这似乎和探长先生的本意大体一致。
“那好极了。”他说着，便把帽子从挂它的木钉上取下来，又往口袋里放入一副手铐，仿佛那是他的手套似的。“值班的！”值班警察敬了一个礼。“你知道去哪儿找我吗？”值班警察又敬一个礼。“赖德胡德，你一发现有关他回家来的情况，就到‘雅座’窗下来，敲它两下，等着我出来。走吧，先生们。”
三个人一同出去了，赖德胡德也在门口那摇曳的灯光下懒洋洋地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这时莱特伍德问那位警官，他的看法如何？
探长先生用适当的、概括和含蓄的话回答说，一个人干坏事比没干坏事的可能性往往总是更大一些。又说他自己曾经几次给老头儿“结过账”了，不过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他已经犯了罪。又说，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也只会是一部分真实而已。又说，这两个都是非常可疑的人物，很可能是合伙干的，两人“在这件事情里”是半斤八两；不过这一个“吃住”了那一个，目的是救他自己，并且获得赏金。
“我还认为。”探长先生结束时又说：“如果一切对他都顺利的话，他还是未尝不可以得赏金的。不过‘六脚夫’酒店到了，先生们，就是那有灯光的地方，我建议不谈这个题目了吧。你们顶好装作是下游诺斯福利德地方哪一家石灰窑上的人，担心你们的货是不是被坏人盗窃了，因为石灰是由驳船运的。”
“你听见了，尤金？”莱特伍德转过头来说。“你对石灰是非常感兴趣的。”
“如果没有石灰，”那位不动声色的出庭律师说，“我的生存就连一线希望的光亮也没有了。”旧时通常用一种以氢氧气的火焰燃烧石灰棒的方法来产生强光，作为舞台和灯塔照明之用。叫做灰光灯，或石灰灯。因此才有这种没有石灰就没有光亮的说法。同时这也是和上文中两人说将去灯塔中居住的一段话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