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还指出：“关于名人的报道，50%是艺术夸张，20%是凭空编造，只有30%才是真实有据的。而这30%也是只说好，不说坏。”
这数字大体靠谱。验诸身，比30%还有少些。
李敖认为鲁迅“文章很别扭，文字很可疑”，原因是：“第一个，它是从中国的旧文学出来……写的白话有的时候不能够脱胎换骨；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日本人的文法、日本人的文字影响了鲁迅。”
这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但加之于鲁迅的全体，是不公正的。鲁迅是丰富与独特的高度一致。“很可疑”的文字，也许恰恰是他的深刻独到处，常人未必解得。
有徐葆耕者，为夏中义《九谒先哲书》作序，谈到如何看待“规范”，颇有可采：
“近几年学术界提倡‘规范’，这无疑是很必要的，惟倡导规范的本义是给思想以科学的骨架，而不致变成权力、金钱或时髦思潮的奴婢。但历史又告诫我们，任何思想在其萌芽时恐是很难规范的，如果把规范抬得至高无上，思想就会变成规范的奴婢。”
这就是事物本身的相对性与自否性。课程改革这一新事物，在其萌芽生发的过程，同样不宜给教师树立太多的规范。尤其须知，教师本身也是规范的创造者，是主人而非奴婢。
汪曾祺说，鲁迅是个性格复杂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孤独、悲愤的斗士，同时又极富柔情。《故乡》《社戏》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和凄凉，如同秋水黄昏。
这秋水黄昏的比喻，是汪先生的独具只眼，独怀心肠。把鲁迅的所有小说散文通读之后，会感觉那是一个涉世太深而心灵痛苦、情感复杂的人，不仅仅在形象刻画外部世界，还在向我们真诚而曲折地叙述他的内心世界。
读鲁迅，必须进入他的精神内里，必须能够听到他的灵魂的声音。
于漪说：“要在语言文字的智育中，融进德育、美育。”
虽然“融进”也有渗透的意思，而把语言文字即语文的教育称为智育，是合适的。
方仁工则认为不宜用“渗透”，不能说“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云云”，宜用“加强”，因为“德育”、“美育”就存在于语言文字之中。
这也是对的。但“渗透”二字仍然可用，用于何处？我想用在这样的表述中：
“要在语言文字的教学中，让德育美育渗透出来。”
朱光潜先生说：“从前我看文学作品，摄引注意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情感本身很引人入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注意它的语言文字如何。反正语文是过河的桥，过了河，桥的好坏就不用管了。近年来我的习惯几已完全改过。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辞藻，存心装饰的文章使我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彩妥帖，心里所要说的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不含糊，也不夸张，最适当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回事。……这种精确妥帖的语文颇不是易事，它需要尖锐的语感，极端的谨严，和极艰苦的挣扎。一般人通常只是得过且过，到大致差不多时便不再苛求。”
这一段话，拿到语文课上说，应是常识。但能体验“极艰苦的挣扎”，又并非师生都能领会。这就是语文教学的困难处，也是语文教师之难以胜任的一个原因。
张中行把婚姻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
这里没有一个字涉及爱、情、幸福、和谐，但板上钉钉，有不易之理。
汪曾祺说：“朦胧不是手法，而是作者的思想本来就不是十分清楚。有那么一点意思，但是并不透彻。‘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所谓含蓄，并不是作者知道很多东西，故意不多说，他只是不说他还不怎么知道的东西。”
这是作家的悟道语。把“朦胧”、“含蓄”之类的传统和习惯的说法，揭穿了看，对我们解读作品是一个全新的提醒！
汪曾祺还说：“应该在写的时候就控制住自己的笔，每捉摸一句，都要想一想：这一句是不是可以不写？尽量少写，写下来的便都是必要的，一句是一句。那些没有写下来的仍然是存在的，存在于每一句的‘上下左右’。这样才能做到句有余味，篇有余意。”（《小小说是什么》）
汪先生所谓“上下左右”，即包世臣论书时所说应使“字之上下左右皆有字”，亦即中国画讲究的“计白当黑”。这就是特别讲求文字要有蕴涵，有深广度，乃是运用语文的极高境界。
我曾强调过取舍是语文教学的第一功，而汪曾祺讲到短篇小说的创作，有一段话让自己有豁然开朗之感。他说：“短篇小说是‘空白的艺术’。办法很简单：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这样一篇小说的容量就会大了，传达的信息量就更多。以少少许，胜人多多许。短了，其实是长了。少了，其实是多了。这是很划算的事。”
一节语文课，如果取舍得当，不仅是不浪费时间，而且能增加容量。教少了，其实是教多了。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研究和试验的课题！
汪曾祺的文字如清水出芙蓉，自然极了。而他对语言的重视程度，不是所有人都会注意到，他的经验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说得出。他说：“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余华说，他因杰克·伦敦的一句话而改变了毫无经验的阅读，这句话的大意是：宁愿去读拜伦或者济慈的一行诗，也不要去读一千本文学杂志。为此，他二十年来最大的收获就是不断去阅读经典作品。余华说：“当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就开始阅读经典作品，那么他的少年就会被经典作品中最为真实的思想和情感带走，当他成年以后就会发现人类共有的智慧和灵魂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延续。”“经典作品对于我们并不是意味着完美，而是意味着忠诚。”“经典作品的优点是可以反复阅读，每一次阅读都会使我们本来狭窄和贫乏的人生变得宽广和丰富，或者说使我们的心灵变得宽广和丰富。”
这也是常识，但很难。阅读已经变得十分功利而低俗，本应该为此承担引领作用的语文课程，早被应试教育绑架了。
易中天有一个看法：“我不认为学问是靠积累的，做学问，最重要的不是知识，是方法。这好比一台电脑，你说是数据重要还是软件重要？数据好比是积累，方法不就是软件吗？”
当我们需要强调积累十分重要时，也会完全换一种说法：软件固然重要，难道没有数据，也可以计算吗？
没有绝对的重要不重要，只有什么时候哪个更重要。此之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叶圣陶说：“习作一课，我谓宜认定标的，师生全力以赴之。标的为何？文理通顺而已。”“果臻文理通顺，习作课即为成功。至于思想之高深，意境之超妙，皆关系于学养，习作课所不克任也。”
这话要是拿到语文刊物上讨论，一定会很热闹：叶老怎么会树立如此低的标的？他怎么一点都不顾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龙应台讲到文言文，举国语为例，说：“我怎么看都看不出它是个布满灰尘的老古董瓷器。白话文、英文德文不一定代表现代，文言文也不一定代表落后。我在文言文的世界里，发现太多批判的精神和超越现代的观念，太多的先进和丰富，太多的思想和文采。”
龙应台的赞美，可能有明显的情溢乎辞，但却是真诚的，我们的确要对古代作品怀有温情和敬意，要能够读出它的早慧、先觉与超迈的品格。
Essay是“随笔”的英文单词。该词的本义，也可作“试”解释。17、18世纪的英语里，还见这个用法。“随笔”的“随”也许就是这个义项的引申，即“试着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现今的博文，无论宏微，都是随笔的一种，是更多人更随意地试谈而已。
当代是随笔统治的天下。
史铁生说：“写，真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着安静。写，这形式，注定是个人的，容易撞见诚实，容易被诚实揪住不放，容易在市场之外遭遇心中的阴暗，在自以为是时回归零度。把一切污浊、畸形、歧路，重新放回到那儿去检查，勿使伪劣的心魂流布。”（《想念地坛》）
这里每一句都值得参悟，值得印证，值得自省。唯有如此看待写，才有真的写作，文字才可能具有流布的价值。
忽然悟到当年写《语文之边》还应有一个关键点：语文无边，因为语文始终在路上，正因为始终在路上，没有终点，所以无边，于是能够自由前行。
史铁生认为，“电视就是把文化档次往下压。我觉得电视剧什么的是把大众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往底线推，而不是往上边提。”（《灵魂的事·代后记》）
这话很对。这种艺术的纯粹本质就是浪费。人类不能没有“浪费”的需要，就像大地不能没有荒废，海水不能没有蒸发。
孙郁说得好：“周作人在自己的书房里不断地找精神的灯火，鲁迅却是在民间用生命之躯自燃自烧着。”
不能说周作人就没有在寻找，而只是沉湎。也不能只看到鲁迅总在为改造社会唤醒别人而点火，而没有发现他的自燃——偷来火种，烧自己的肉。
读鲁迅，必须能深入他的心的深处，读出他灵魂的灼痛。
孙又说：“鲁迅周边的人大多性真而又喜欢搞乱，似乎是向上的太阳，喷吐的是热的气浪。而八道湾那里如日暮屋下的茶舍，是袅袅的茶烟，散出清而浓的诗味。彼此的差异，很让人思之再思的。”（《周氏兄弟的里与外》）
孙的比喻很好，值得反复思之。不过“热的气浪”与“袅袅的茶烟”，又皆不可简单而轻率评价之。
语文课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学生多半是不自觉地甚至是盲目地跟着教师的话语走。数理化史地政这些学科可不是这样，一旦偏离了思维的逻辑轨道，学生就容易发现，警觉，甚至发出质疑。语文课则不然，凡是教师所讲所问，学生均以为有必要跟进，教师指到哪里，学生就趋向哪里。无论教师出什么招，学生也都能接招。师生自我感觉都不错，外人则视为“互动”、“对话”之成功。但是许多低效率、无质量的课，往往被掩蔽在这常见的错觉与麻木之中，无从察觉。
语文课难道不需要清晰的逻辑，难道可以允许多元无序长期存在吗？像四十多年前，郑桂瑜君《群英会蒋干中计》那样生动而严谨，丰富而细密的课，恐怕永远无由得见了。我因这一节课而常常想起他，怀念他。我真的相信，永远也不会有他那样的好课，那样真正的语文文本解读课了！惜哉，郑君遽早逝矣！
中外电影之一种比较——
外国电影，是真作假时假亦真；中国电影，是无为有时有还无。
想起鲁迅当年说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电影似乎也是如此。
王蒙作于1962年的诗句：
“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第三句，不是说的“被召唤”，而是“自召唤”。50年后的今天，多少鸟儿，已经长不出翅膀，或者虽然长出，却如鸡如鸭，只有等待屠刀的召唤了。
英国一记者曾报道说：“在中国，了不起的全国性消遣之一就是看人，……中国人认为，对自己觉得稀奇或有兴趣的某样东西盯着看，是一种权利，就像吃了一顿美餐之后要打嗝一样，是很自然的。”（摘抄自1979~1981年的小笔记本）
二十多年过去了，看客依然在，而且依然在丛生。在这一点上，中国似乎永远没有结束温饱。我仿佛再一次遇见鲁迅那忧郁的眼光。
忽然想起，鲁迅的“瞒和骗”，与福州话的“糊对瞎”（糊弄与瞎说），可成适对。
裴先师曾谕厦大教授李景禧先生曰：力戒多言，括囊无咎。
括囊者，囊中空无也。李先生是著名民法专家，当年曾被打成“右派”，后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复多次以裴先师之谕谕我，故志以不忘。
叶圣陶说：“通过写作关，大概需要在思想认识方面下功夫，思想认识是文章的质料，有质料是主要的，没有质料如何写？”
可我们现在只注意材料。一拎就散，一洗就脱，一放就忘。
学习作文，从阅读上下功夫：一是看它站在什么位置，针对什么对象，从什么角度落笔；二是看它剖析有怎样的条理、层次、步骤；三是看它的概括本质，发微抉窍的功夫。（专指说理文）
古语云：其天全故其欲淡。
此话值得琢磨。
叶圣陶说：“语文教本好比一个锁钥，用这个锁钥可以开发无限的库藏——种种的书。”
我们的语文教师，反而都把教本当一个一个锁孔，打开一个是一个。殆哉。
吕叔湘说过：“如果把教学比作演戏的话，学生是主角，老师是配角，但是同时是导演。很多戏里，导演也扮演一个角色，一般不是演主角而是演配角。”
师生互为角色，彼此既互为主体，当然也互为客体。作为主体的教师，即今之所谓主体的主导者，他是主角。而作为客体的教师，则是配角。教师既是配角又兼导演，这是主客二者角色的统一。
吕先生的思想何等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