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具体到我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的实际，我发现，越是对教育有更多的关注，便越觉得低幼阶段教育的重要。是以，身为高中教师，我会与朋友一起研究小学教材，也会亲自去写一本儿童读物。这之中，广泛涉猎童话童书，是应有之义。尤其是欧美等儿童教育更为先进的地区，其绘本作品、童话作品以及其他形式各异的儿童读物，真是琳琅满目。路易斯便携其《纳尼亚传奇》进入我的视野。当然，其中还会有《魔戒》三部曲，会有E·B·怀特，但没有一个人像路易斯，在创作伟大童话的同时，又能给我很多人生价值的指引。因而，我以为，教育的过程，恰恰也是教育者自我生命不断走向完满的过程，只是任重道远，我们永远在路上而已。
近年来，我的阅读往往跟着我的思考，在面临很多教育个案的时候，我常意识到教育的无力、个人的有限。在前不久所写的一篇名为“教育为何是无用的”的文章中，我坦承了自身的疑惑与无力感。事实上，孩子来到教师身边时，已经是个半成品了。他们不是一块有待我们雕琢的“璞玉”，相反，他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特点，可能是特长，也可能是缺点，可谓瑕瑜互见。但哪个孩子不是瑕瑜互见呢？如单从问题的角度来看，又有哪个孩子不是“问题儿童”？孩子们的虚荣、暴力、谎言，多数与家庭教育有关。而学校的评价体制，则加重了孩子们的这些问题。这个时候我经常感受到教师个体的无力。教师不但需要成为孩子的引领者，还需要成为家长的教育者。这一点真令人十分纠结。纠结在于，有些家长并没有意识到，成为父母是一辈子的责任，给了孩子生命之后，还需要不断学习如何做家长。而更纠结的在于，教师何德何能，竟能担负教育家长的重任？“医生，先医好自己吧。”这句话也可套用在我们教师身上。
这样，心理学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很多我们教育界人士认为无能为力的事情，教育确实无能为力。因为有些问题的根源在这个个体的心灵深处，非有专业人士不足以到达。这样，我重新捡拾起了心理学的书籍。这是在路易斯之前的专题阅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便是朋友黄晓丹与杨庆推荐的河合隼雄，他是我今年阅读中的第一座富矿。我读的他的第一本书，是《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村上是世界知名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有力的竞争者。这样一个人，竟然要寻求河合隼雄的指导，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这本书很好读，几个小时便可读完。也正是这次阅读，使我一则更了解了村上春树从个人主义向人道主义的转向，二则也更明白了河合隼雄为何是不可替代的。于是，接下去的一本，便是河合隼雄中译作品中最负盛名的《孩子的宇宙》。
我本应该用一整篇的篇幅来谈论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因为河合隼雄首先是一位临床医生，他有丰富的案例，这些案例所包含的心理问题，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在身边看到。但更重要的在于，河合隼雄并不单单是一位临床医生，还是一个有深厚造诣的荣格心理学分析师，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因而，他的书有理论高度，足以建立起我们对孩子这个特殊群体的全然不同于前的认识。后来我读了河合隼雄的回忆录，得以近距离了解，河合隼雄何以会一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儿童事业。这样，我就将在这之前同样由朋友杨庆寄赠的书——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再度翻了出来。我将这两本书放在同一个时间段阅读，以便互相参看。至少，我的一个模糊的意识被明确了：在教育中，成年人的责任在于，他并非孩子的建设者，而是守护者。
日本的学者一方面给我现实的教益，一方面也更使我明白教育对于新一国之民的重要。这里我还想提另一位日本学者——松居直。我与一些年龄相仿的父母朋友们，总是拿一些翻译作品给我们的孩子阅读，其中以欧美日韩的为主。尤其是有关绘本的理论方面，我认为日本学者建树颇多。松居直与河合隼雄及柳因邦男合著的《绘本之力》，我也是今年才读。这在低幼阶段的教育界，是一本必读书；对绘本界而言，则是一本启蒙书。沿着这本书的路径，我读了松居直另外的两本：《幸福的种子》与《我的图画书论》。日本学者不擅长构建理论体系，但精于归纳整理。松居直这两书不是理论著作，而是个人的经历与感悟，其中满是美、爱与感动。松居直作为出版人，可以说一手促成了日本绘本的繁荣。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正是河合隼雄、松居直这些人重建了日本战后的教育，重塑了一代热爱自由与和平的新日本人。
就这样，从岁首到年终，直到传说中的世界末日的前夕。这便回到了路易斯在《痛苦的奥秘》中的另一个问题：假如世界真有一天会毁灭，那么文明的意义又何在？我自然无法解答这些终极的追问。只是记得孔子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对意义的追问，蕴含着人类神圣的荣光，而阅读便是追问本身。至于教育，你知道，她承袭人类的文明，恰恰显示着这种思想的荣光与骄傲。
于2012年
5.写下就是永恒
葡萄牙作家佩索阿曾经写道：写下便是永恒。而卡夫卡在临终前对朋友的遗言却是将自己的作品全部销毁。两位我所喜欢的作家对作品的迥然不同的态度，经常让我深思。对于不同的个体，写作这件事，尽管有不同的意味，但多指向一个存在哲学上的命题，即：通过写作，向世界、向自身索求意义。在读过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之后，我倾向于认为，卡夫卡的全部作品，其实可以被命名为“失败之书”。他或许原本只想写一部“沙之书”，这个人，他的一生，将名字写在水上，写在沙上，可是鬼使神差，卡夫卡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多焦灼、惶惑、挫败、虚无……让我们在阅读中不断遇见，不断冲撞我们的心灵。
这就是人的存在感与价值感带来的灵魂的战栗，这种特质催逼我们不断去思考，去追问，就如荷尔德林的诗句：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对任何一个愿意写作的个体而言，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在2009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命名为“阅读抵抗荒诞”。而我建于2004年的博客，则名为“读书写字”。一个在书斋中度过大多数时间的人在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时，往往会深切地感受到自身的无力与软弱，幸好我找到了两样防身利器：阅读与写作。可以说，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阅读建立起来的。而我对自我的认知的厘清，依靠的则是不断回环往复的书写与剖析。余华在《我为何写作》的演讲中说：“写作唤醒了我生活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欲望在我过去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20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寻常的写作者，写作的意义用余华这段演讲中最核心的七个字——“有益于身心健康”便可概括。
之所以要强调2009年这个时间节点，是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我一直将自己的写作与个体的存在状况联系在一起，而没有将其与我作为教师的职业身份联系在一起。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这一阶段的写作，无非一个文学青年的写作，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类似、同质的写作，我并不独特。当然，这种写作对于我自身而言，固然非常重要。我曾设想，如果不写作，又会如何。我想我一定会沉入物质生活的深渊。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世界。因为只有物质，别无其他，所以才称之为深渊。我很现实，我很无力，我只有写作，于是文字中多有顾影自怜，而今重读，不免汗流浃背。
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的，并非来自某一刻，而是来自某一时段。大概2010年左右，借助阅读思考的深入，我开始对教育有了新的理解。冯友兰有个词语叫“觉解”。在觉解之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而一旦有了觉解，山尽管仍是山，水尽管仍是水，而意义已经不同。这不是禅宗的打机锋，恰是我切身的体会。两年前我写过一文，叫作“重新发现的任务”。意思是说，之前的所有阅读思考，都应称之为前教育时代；只有理解到教育与我的个体生命密不可分的纠合之后，才重新发现这一任务的艰巨与幸福，这便是教育的自觉时代。这一年，我还写过另一篇文章，叫作“教育为何是无用的”。将上述两篇文章结合在一起，才是我近年以来对教育的崭新理解。教育的无用在于：其一，教育仅解决其自身范畴之内的问题，而身为教育中人，却时常要面对一些超越教育范畴的问题，因而教育无能。其二，越是对教育有更深的理解，便越觉得基础教育的重要。很多问题表现出来之后，我们才会发现，根子在童年，在教育。这是我近年来一个巨大的认知的提升，也坚定了我要一直做教育的信念。其三，教育仅是一种柔弱的力量，不是匕首，不是投枪，不是律师的雄辩滔滔，但教育是用以改变未来中国的力量。在这个层面讲，教育看似柔弱，但其实最有力量。
在这样的理解之上，身为教师的写作，其意义在向内与向外的两个层面，得到了统一的可能。同时展开的，便是对教育之意义的追寻。渺小如我，穷夜独坐，付诸键盘的，自非微言大义，权作不平之鸣。因而，我便不再满意于余华“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说法，而更倾向于乔治·奥威尔的说法。他说：“我想写它是因为有某种谎言我想要去揭穿，有些事实我想唤起注意，我最初所关心的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
一直以为，阅读可以抵抗荒诞，因为阅读带来自我启蒙；而言说亦可抵抗沉默，因为话语即力量所在。对于当下贫乏的基础教育，学院内或者媒体界的精英知识分子，其实很难确切知晓这个基础教育的机构是如何精密地运转的。而处于这些流程之中的普通教师，则多数缺乏言说的能力。现在我恰好在基础教育之中，又恰好有一定的言说能力，因而常有一种责任在我的使命感。所谓“因为他们沉默，我才将之传达”。
我从来不是一个奢望以文字而使教育改观的人，仅愿做一个不被世界改变的人，多年来沉溺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如今又不可遏制地企图理解教育的深层意义。所幸我有键盘作为利器，得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一一付诸文字。而借助这样的写作，我与自我、社会、教育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有了一种逐渐厘清的可能。因而，寻找有意义的教育，对于教育中人而言，无非也是寻找生命的意义而已。
很多年前，看许鞍华的电影《男人四十》，张学友演一个40岁的语文教师。当时觉得好悲凉，到40岁不如死了算了。如今年届40，却发现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生活很琐碎，却是价值所依附并得以实现之所在，舍此无他。所以教育的出发点就在当下，就在日常生活中。这是“教育即生活”的现代阐释。我经常想到一些致力于基础教育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不悲壮，很踏实，并且享受自己的工作。我希望写作能为这些踏实的工作者插上飞翔的翅膀。我教书、我写作、我见证，这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参与。作为教师，其价值自然在于需要不断寻求自身的突破，而写作可给教师以助力。至于是否如佩索阿所言“写下就是永恒”，我只能说，教育的价值也许永恒，而我们教师，无论哪一代都仅仅是中间物。
于2013年
6.参与构成本地精神生活
2009年夏天我到贵州游历，顺便在有关县市寻找抗战时浙江大学辗转办学的旧迹。那一日来到遵义，正是炎夏的天气，我从烈日当头，奔波到华灯初上，人困马乏漫思茶。因为年代已远，城市变迁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我要寻找的故迹多已不可考。时近黄昏，我斜背一个上网本，沿着旧街瞎走，有气无力，又是泄气，又是疲乏。西西弗书店的招牌，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下子跳进我眼帘的。我之前完全不知道，原来遵义也有西西弗书店。这个著名的以加缪笔下的苦役者为名的书店，在我心里面，其名头和北京的万圣书园、上海的季风书店一样响亮，我原以为它在贵阳，不料却在遵义这个红色城市出人意料地遇见，当下仿佛脚下又长了气力，蹭蹭上楼，宛如回到我熟悉的地方。
对于爱书、爱书店的人来说，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搜觅那里的书店，也是一大乐事。我总要提起朋友郭初阳的说法，他说，热爱一个城市，是和这个城市的书店质量成正比的。这也是我的态度。书店，于我而言就是一座城市的坐标系。我这一次选择从贵阳返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贵阳的西西弗书店，想趁机去瞻仰一番。当然现在买书已经很方便了，网上购书，特快专递，天涯若比邻。但对于喜欢书并且有强迫症的人，逛书店是一种瘾，就像爱美的女性逛街，看时装。想象你站在宽阔的书架前，无数蕴藏着人类杰出思考和鲜活个性的书籍错落有致地排列在面前，你的手指指点之处，难保不是某一位前辈大哲神妙思考的聚集处，你就没法子不心动，不神情恍惚，如同站在了时间线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