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三
中国记事[1]
卡尔·马克思
在桌子开始跳舞[2]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3]。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为了描写这些“灾星”，我们把夏福礼先生（宁波的英国领事）给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生的信摘录如下[4]。
夏福礼先生写道：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太平军的这种观点，同传说太平军将“解放中国”，“复兴中国”，“拯救人民”和“推行基督教”的英国传教士们的幻想实在不相符合。10年来他们的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夏福礼先生继续写道：不错，太平军同外国人正式交往时，比清朝的官吏要好些，他们做事比较直爽，态度坚决认真，但他们的优点仅限于此。
太平军如何供养自己的军队呢？他们的兵士没有饷，靠战利品生活。如果太平军夺得的城市富，兵士们就吃饱喝足；如果穷，他们就表现出模范的忍耐态度。夏福礼先生问过一个穿着很好的太平军兵士，问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职业。那个兵士回答说：“为什么不喜欢？我喜欢什么，我就拿什么，谁要是抗拒，那就……”——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砍头的样子。这的确不是空话。在太平军看来，一个人头并不比一个菜头贵。革命军的核心是由正规军——服务多年并且久经战斗的党羽们构成的。其余的部分则是一些年轻的新兵或出掠时抓来的农民。在某个被征服的省份里征集的军队，统领们总是把他们派赴其他遥远的省份。例如在宁波，叛乱者们现在就操着40种不同的方言，而宁波方言此刻也第一次传到了遥远地区。在每个地区，所有的地痞无赖和流氓都自愿地归附太平军，军纪只要求在执行任务时服从命令。太平军禁止结婚和吸鸦片，违者处以死刑。只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才可以结婚。作为补偿，太平军在拿下一个城市的头三天，趁那里的居民来不及及时逃走，可以得到任意强奸妇女的carteblanche〔行动自由〕。三天以后，所有的女人都被强迫离开城市。
引起恐惧，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他们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这种妙计的效用。他们吓人的方法，首先是在某一个地方一下子出现大批人马。他们先派探子秘密探路，散布惊人的谣言，到处放火。这些探子如果被清朝官吏抓住处死，那末马上就由别人来代替，直到清朝官吏同城市的居民一起逃出城市；或者像占领宁波时有过的情况一样，直到已经发生的惊惶现象能帮助叛乱者获得胜利。
主要的吓人方法，是太平军穿着五色相杂的丑角服装。这种服装只能引起欧洲人的大笑，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有一种奇效。因此，这种丑角服装在作战的时候给予叛乱者们的好处，是线膛炮也比不上的。此外，他们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者染黑的乱发，一双凶狠的眼睛，他们发出惨叫，装出凶恶发狂的样子——这就足以把规矩的、温顺的、拘谨的中国老百姓吓死。
在探子散布了惊惶消息之后，便出现了故意从乡下赶出来的难民，他们也夸大就要到来的军队的人数、实力和凶猛。当城里起火，城市守军在这种可怕的场面下出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一些吓人的五色相杂的怪物，吓得他们魂不附体。到了适当的时机，成千成万的太平军就拿着大刀、长矛和猎枪，狂叫着向吓得半死的敌军冲去，只要不遇到抵抗就一路上扫荡个干干净净，像不久前在上海发生过的情形那样。
夏福礼先生最后说：“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nothingness）的大怪物。”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6月下半月—7月初
载于1862年7月7日“新闻报”第18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导读］
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评价为何前后不一
马克思与太平天国处在同一时代。1853年当中国的太平军起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在地球另一边的马克思也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在1853年5月20日他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的社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寄予了深切的期待，并论述中国革命同欧洲革命关系。
马克思在这篇社论中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殖民国家首先是英国的掠夺政策对中国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指出，外国的侵略和中国国内的封建统治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广泛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者的农民革命，即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
马克思最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因为，中国人民的觉醒缩小了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而商品市场的缩小将加速工业危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几年后的1857年恩格斯又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预期进行，到了1862年，在撰写《中国记事》一文时，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中国记事》一文原载于1862年7月7日在维也纳出版的《新闻报》上，内容是评论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评论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在文中大量引述了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给驻北京公使普鲁斯的一封信的内容。
夏福礼的信发表在1862年6月17日英国的《泰晤士报》上。夏福礼在信中写道：“10年来他们的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夏福礼举例说，他问过一个穿着很好的太平军兵士，问他是否喜欢干这种行业，那个兵士回答说：“为什么不喜欢？我喜欢什么，我就拿什么，谁要是抗拒，那就……——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砍头的样子。”夏福礼还说：“太平军不准结婚和吸鸦片，违者处以死刑。只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才可以结婚。作为补偿，太平军在拿下一个城市的头三天，趁那里的居民来不及及时逃走，可以得到任意强奸妇女的car
关于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评价的逆转，中国学界也有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对于太平天国起义没有亲身的体验，其观点主要来自当时西方的媒体，受到了当时西方舆论的“蒙蔽”。夏福礼给普鲁斯的信是精心炮制出来的，是侵略者本性的显露，其目的是为了给英国政府武力干涉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果然，夏福礼的信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后，英国舆论界哗然，对太平天国的攻击甚嚣尘上。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也从热情赞许转为批评指责。当然，马克思对太平天国态度的变化，其中固然不能排除太平天国自身日益封建化的因素，但马克思身在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的西欧，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大都源于西方报道和外交官、传教士的言论，其中不实的报道自然也影响了他对太平天国的印象。而《中国记事》一文正好写于西方主流媒体大肆宣扬反太平天国言论的大背景下，夏福礼之流的言论不仅仅“蒙蔽欧洲的舆论”，也“蒙蔽”了马克思的睿智。《中国记事》全文1900字中，真正马克思自己的文字仅500字，而且还是受到了夏福礼发表在《泰晤士报》上文章的迷惑。自然，马克思的《中国记事》，也如同其他欧洲舆论一样，无法根据这些材料作出公正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