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她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虽然她积极地配合治疗，但死神还是在一步一步地接近她。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随身携带的包里有三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止痛药、化妆笔、口香糖。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她就悄悄地服上几粒止痛药，每当剧烈咳嗽的时候她就咀嚼口香糖，每当气色不好的时候，她总是躲在不被人发现的地方涂上胭脂和口红”，她不想把忧伤和痛苦带给别人。她怕儿子担心她的病情，2006年暑假儿子放假回家时，王瑛刚刚做了化疗，头发大把大把地往下掉。她为了隐瞒病情，在和儿子相处的过程中她小心地处理每一个细节，生怕儿子从中看出破绽。“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她手里总是拿着一块毛巾，装作很热的样子不停地擦汗，不为人知地把掉落的头发卷在毛巾里顺势藏到口袋里。平时生活很讲究的她，那个暑假她坚持不洗头，直到儿子返校后才去理发。理发师给她洗头时惊异地发现，她的头发已经大面积脱落，所剩无几，是汗水把脱发黏在了头皮上。”身怀绝症的人往往心理上更为脆弱，希望有人可以分担这种软弱，但是王瑛坚强的灵魂却选择了独自承担，她独自咽下辛酸无奈的泪水，却用笑脸安慰每一个担心她的亲人，甚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仍挂念着身边的亲人，“每当看到母亲用那颤抖的双手给她揉腿时，她就担心自己走后母亲会不会跟着倒下；每当看到丈夫用伤残的手艰难地拖地时，她就担心自己走后谁来照顾他的生活；王瑛最放心不下的是儿子，他还没有成年，还需要妈妈的呵护”。郝敬堂满怀敬意地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在整理王瑛的遗物时，在场的人看到一个催人泪下的情节。在她办公室的抽屉里，有一本工作日记，这个笔记本的扉页上，反反复复写着六个字——写给儿子的话。总共写了11遍，这只是一个悬念，没有内容。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王瑛想给儿子说什么？是她没有想好，还是她想好了没说？这是一种怎样的不舍和眷恋？这是一种怎样的揪心和牵挂？”任何善意的揣测都无法得到验证了。王瑛的心中，除了工作、朋友，还有最珍贵的亲人，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血浓于水的亲人面前，她也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向往幸福的妻子、女儿和母亲而已。
王瑛朴实无华但却光彩照人的一生，源自于她纯朴的内心和真诚的爱。一般情况下，权势往往会让友情变质，但是，王瑛在她的政治生涯中却从来也没有失去过友谊这种珍贵的情感。她总是把自己放置于权势之外来精心经营着友谊，“王瑛经常出差，去成都，去重庆，去北京，每次出差回来，总是不忘给身边的姐妹们带礼物回来，或是一个手包，或是一件毛衣，或是一枚胸针，或是一条丝巾，既经济又时尚，让姐妹们爱不释手”。也许，她的朋友、县水利局局长郑琼说的一段话，能够充分体现出这位女子拥有的那颗简单而纯朴的心灵：“王书记在自己身上从不乱花一分钱，可在朋友面前她又显示出少有的‘阔绰’和‘大方’。在她去世前的一个星期，我去重庆看她，她先是责怪我一番，临别时又悄悄地在我大衣兜里塞了一件礼物，告诉我不许看。越是有悬念的东西越是让人感到神秘，我忍不住打开那个神秘礼物一看，是一条很别致的项链坠。我不无埋怨地对她说，‘王书记，你这是为什么？’她说，‘不为什么，我只是觉得你戴上很好看，戴上让我看看好吗？’她轻轻地给我戴在脖子上，用温柔而欣赏的目光痴痴地看着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笑着对我说，‘真的很漂亮！女人嘛，是用来打扮的。上周是你生日，我没能回去给你祝贺，就算是补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吧。’”即使是在她忍受着病痛折磨的日子里，她依然没有忘记朋友的生日，甚至精心准备了生日礼物，这样的细节把王瑛作为普通女子的一面形象地勾勒出来了，在她的生命中，同样需要这种简单而深刻的，不同于爱情、亲情的友情。她愿意用自己的耐心、细心、贴心来经营彼此的感情，可以说，王瑛在朋友面前卸去了她所有的坚强和刚硬，这是她作为一个普通女子让自己生活幸福的特权。
在塑造曾经被评选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沈浩时，作者没有大肆铺陈，而是选取了沈浩面对家人的三次流泪。这三次流泪是沈浩作为一个儿子、兄弟、父亲的一面。第一次流泪是因为工作他无法侍奉老母亲，不得不托付给远在合肥的兄弟，母亲理解他，只在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乖乖儿啊，你可要把公家的事情办好了！”就在老母亲离开的那一刻，沈浩双膝跪倒在母亲面前，当他抬起头来，已是泪流满面。这是一个儿子对母亲无法尽孝的愧疚。第二次流泪是自家的侄子想让沈浩帮忙承包工程，沈浩却拒绝了，他在亲情与公正面前选择了公正无私，他语重心长的对他的三哥说：“三哥啊，不是我不想帮家里，是我不能帮，这个口子一开，小岗村的父老乡亲会怎么看我？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做？小岗村这些年不容易啊，是靠大伙儿拼出来的！你看，你长我七八岁，你的头发还乌黑，可我的头发几乎是斑白了。我们是亲兄弟，希望你们给我多一点支持，多一点理解，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真是不容易。”说到此处，沈浩流泪了。这泪，是辜负兄弟之情的无奈与愧疚。第三次流泪是给女儿过生日，沈浩失约了，这让期盼已久的女儿极为伤心，这个笨拙的爸爸为了哄女儿开心，竟然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给女儿翻跟斗。四十几岁的大男人连着翻跟头，直到耗尽力气摔倒在草地上。看到眼前的一切，女儿没有笑，反倒哭了起来。“爸爸，你别再翻了！爸爸，我想你，就是想你！”女儿扑在爸爸怀里号啕大哭。女儿哭了，沈浩也哭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他为了让更多的孩子笑，却只能让自己的孩子哭，这泪，是因为缺失的一份父爱。三次流泪，是沈浩注定不能圆满的平凡生活。这样的沈浩，让我们动容！
生命一词因为简单而博大，因为沉重而欢愉。当文字剔除了那些华丽的辞藻、优雅的情感姿态时，所能存留的只能是简单的线条。郝敬堂的报告文学恰恰是这样的，它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没有或深邃或凄婉或浓烈的蕴涵，它所能呈现出的不过是真实，而正是这样最本真的呈现，能够让人体味到潜藏其中的悲壮和感动。郝敬堂以文人之笔为我们勾勒世间百态，努力让那些生命之花开得绚烂。摩罗曾在《大地上的悲悯》中曾经这样定义“英雄”：“首先，英雄是精神的。一个人不是靠他的地位、金钱、名声、功勋成为英雄，而仅仅是靠他庄严的激情和崇高的灵魂成为英雄”，而要成为英雄，“应该回过头来，认真注视自己，要从自己内心找出别人所没有的东西”。这些英雄，在自己短暂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种种磨难，却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忠诚。在浮华尘世中，他们坚定地持守着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并愿意让职责化于心中，只为了可以让自己守护的群众露出真切的笑容！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平凡普通的一面，才让我们真正认识到他们内心中与我们不同的地方——兼顾大爱与小爱，人必然是因为有着各种情感诸如亲情、友情、爱情等才能完整，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存在。他们也留恋着这些真情，但他们也会兼顾大爱与小爱，而把苦难承担。我相信，不论是王瑛还是沈浩，他们都是群众心中的好儿女，那些真诚流出的泪水就是最真切的怀念和痛惜。我之所以如此评价郝敬堂的《大巴山的女儿》与《小岗之子》，是因为这是一类值得关注的报告文学作品，它真正地把“魂”、“真”、“文”三者巧妙地融为一体。作品的主人公，在苦难的面前仍微笑着感谢命运的眷顾！这样的英雄形象的生命，因为命运的沉重而让整个中国敬仰，因为发自内心的欢愉，而让整个中国流泪！郝敬堂以纪实为基础，经过文学手段的必要加工，最后捧着放在我们面前的，正是生命的沉重与欢愉！
为爱重新命名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李炳银在谈及报告文学时曾说道：“在我看来，报告文学，是指那些及时对社会生活中富有思想意义、情感蕴涵、文化内容及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事件与人物作真实、独特、理性艺术报告的散体文章。报告文学具有信息传播、事实开发、释疑解惑、理性表达、艺术表现、丰富历史、记录历史等多种功能，是最有直接社会效应的文学体裁。也是最能便捷充分表达时代意义和社会生活真实面貌的文学品种。”（《我所理解的报告文学》）关注现实问题，记录时代主题是报告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因此，作家在作品中是否能够关注表现当下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便成了衡量报告文学优秀与否的一个重要美学标准。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具有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敏感性，并且能够对其进行理性关照和准确理解。郝敬堂便具有这样的现实敏锐性和素质，他的另外两部报告文学作品《好大一个家》、《都市寻梦人》，就相当及时、准确、深刻地指向了两大时代主题——民族大团结与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人口流动问题。
在遥远而神秘的青河，有这样一个家庭：祖孙三代，六个民族，183口人，如此庞大的家族堪称“中国之最”，如此和睦的家庭世上稀有。而这样一个独特的家，是由维吾尔族老人阿比包和妻子阿尼帕·阿里马洪共同用爱心搭建的。那么多挣扎在贫困、孤独、困窘中的孩子，因为这两位老人，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火焰，正如王晓晖所言：“她温暖的关爱没有民族之分，没有偏见之心。她把孩子们无助的眼神化作对世界的希望，把弱小心灵的惶恐抚平成面对尘世的从容。”郝敬堂的笔跟随着这位老人从容地游走于她的童年、她的成长、她的婚姻……阿尼帕是从苦难中成长起来的，父母的去世让一个年仅20岁的女孩带着九个孩子生活，丈夫工资不高，饥饿时常威胁着一家人。阿尼帕虽然饿得全身浮肿，但她与丈夫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抛弃和抱怨，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命运所给予的一切。她没有想过那样无私的爱是什么，只是遵循着爱的本能，付出与满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