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还是富民？
自古以来，如何解决分配问题，缓和贫富对立，是历代思想家和理财家所共同关注的“第一命题”。
两千年来，中央集权的中国有一种延续至今的经济治理逻辑：中央政府对财政和税收进行严厉的宏观管制、对市场和企业进行微观上的放松，同时，政府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达成政治和经济集权的客观条件。这是一种非常有成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对此的坚持，也是中国两千年没有分裂的重要经济原因。
这种治理模式的困境在于，宏观管制和对资源的控制必然会诱生国家主义前提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国家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各阶层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最终导致社会失衡。所以中国经济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国家强大与民众富足之间达成和谐。
自古以来，如何解决分配问题，缓和贫富对立，是历代思想家和理财家所共同关注的“第一命题”。早在《晏子春秋·内篇》中就出现了“权有无，均贫富”的观点，诸子百家对此各有分析。
儒家的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认为最好的状态是“均无贫”——类似于福利社会。但这些理想如何实现，他没有具体的办法。老庄的道家也主张均贫富，其实现方式是“损有余以补不足”。
与儒、道不同，墨子则承认富贵贫贱的适当差别的存在，惟要求可以相互转化，其转化方式取决于一个人的贤与不肖。他不同意儒家“藏富于民”的观点，主张应该先让国家富起来，所谓“官府实而财不散”。
上述几位经典思想家对贫富问题的分析比较抽象，那些真正掌握国纲的理财家则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比如，在公元前770年，齐国的管仲就主张用价格政策为工具来缩短贫富分配不均的差距。
到了公元前360年前后，商鞅在秦国变法，走到了“强国贫民”的极端。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
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
民众富足起来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出现了较为广泛的中产阶层，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商人经济的繁荣和思想的活跃。当“强国”成为唯一目标之后，如何看待商人和知识阶层就成了一个很敏感和关键的命题。
商鞅对商人阶层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在《战国策·秦策一》中还记载，商鞅曾向秦孝公提出要“焚书”，虽然不知有没有执行，不过一百多年之后，他的思想继承者还是完成了这个工作。
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在西汉时，晁错在《论贵粟疏》一文中，开头就直呼：“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一直留存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玉石为何比鹅卵石更值钱？
统治了中国人民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在经济理论上其实是羸弱而混乱的。
一块玉石为什么比一块鹅卵石更值钱？在《第一财经周刊》上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显得很弱智？不过在我们这个国家，这其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年，伟大的孔子和他的学生就曾经很认真地讨论过。在《荀子·法行篇》中就记录了孔子与子贡讨论玉石为什么比较贵的一段对话。
问题是孔子提出来考子贡的。子贡同学这样回答：“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因为玉比较少，而珉（珉是一种低档次的玉石）比较多。”听了这个回答，孔老师很不以为然，他神情严肃地说：“君子怎么可能因为繁多而贱弃某一东西，又因为稀少就珍贵某一东西呢？玉之珍贵，是因为君子把它看成是道德的象征呀。”（“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接着他洋洋洒洒地说了玉的“七德”。孔子所谓的“玉之七德”，现在常常出现在各大珠宝企业的广告上。可是你更认同子贡的观点，还是孔子的呢？
这段对话在历代道德家看来，当然可以读出孔老师的学识高妙，相比，子贡的观点就太铜臭了点。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似乎还是学生子贡说得有道理，因为他就物论物，直接道出了“物以稀为贵”的朴素真理。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往往把商品的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子贡似乎无意识地将之进行了分辨，因此，经济史学家胡寄窗便评论说：“在缺乏价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子贡能第一次接触到价值问题，值得称述。”
从这段对话可见，统治了中国人民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儒家在经济理论上是多么的羸弱和混乱。
先秦的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家和道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黄老、庄子以清心寡欲为生命诉求，全面排斥权力管制，而儒家的孔孟虽然积极入世，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与法家、墨家乃至农家、杂家相比，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更糟糕的是，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汉代，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无所谓好坏，但是到了治国的层面上，却显得非常的可笑。其实，历代统治者早已隐约发现了其中的软肋，故有治国需“霸王道相杂”的体会，后世中国出现“表儒内法”的状态，与儒家在经济思想上的贫乏与羸弱是分不开的。
近年以来，新儒学的兴起已蔚为可观，不但民间喜读《论语》，学界更是新论百出，颇有老树新枝的景象。
一些美国及台湾的学者试图证明儒家的千年伦理传统贯穿着强烈的济世情结，儒家的众多伦理概念——如“均贫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点。余英时在多篇论文中证明，儒家与生俱来的入世价值观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不需要证明中国也有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萌芽，而只需承认中国史的特殊性。杜维明甚至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解决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协调，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人与群的关系，对过分强调科学主义、效率、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是一个反驳。
不过，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人解答：如果余英时和杜维明的立论成立，儒家伦理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处，但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如此艰难？玉石为何比鹅卵石要贵的问题，到现在仍是一个问题。
为何超越不了一只铜鼎？
早在殷周时期，我们就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司母戊鼎，为什么两千年跨不过这一只铜鼎？
我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一个来自3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与我对视，它重875公斤，高133公分，是当今世上最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站在它面前，我浮想联翩：那个铸造它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的疑问后来得到了一些答案，北大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大方鼎的铸造流程：它的铸造者首先是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其次，他是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勾画出精美的铜鼎图案；再次，他还是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200℃才能溶化，所以必然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第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须在短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当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八百多公斤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熔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到4个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2000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到400人左右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而当我们以这只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鼎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因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跨过这只沉默的大鼎。在一些学者看来，从殷商到20世纪中期的两千余年来，中国的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几乎停滞。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20世纪4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庭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据他的观察，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300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75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而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世界经济史上，中国是特别早慧的民族，可是却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徘徊了两千年，这一景象，举世独一。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又是否已彻底的排除？导致一个文明体的发展停滞，有几种重要可能性，一是灭绝性的自然灾祸，二是外患的入侵，三是内部的长期分裂暴乱，四是自身的制度安排。就中国而言，灭绝性的自然灾祸从未发生，外患的威胁一直存在，不过却从来被汉文化所消融，内部的长期分裂暴乱，整体而言也未发生，大一统从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那么，制度安排，就成了最后一个需要审视的问题了。中国的统治制度，统而言之，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人类历史上，保持这一体制长达两千年的，只有中国。早在殷周时期，我们就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司母戊鼎，为什么两千年跨不过这一只铜鼎？要回答这一问题，对治理制度的思考很可能是个重要的功课。
为何有名的妓女比商人多
在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寻找商人的结果，要么是坏蛋，要么寥寥纪录，要么有名无姓。
按历史学家钱穆的说法，“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以史书记载论，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就明确有年可以考据。从那以后，各路英豪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出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大历史，只要稍稍懂点掌故，谁都能随口报出几百个历史人物的名字。
不过，这么轻易的事情现在却每每困扰到我。近年来，我一直在做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在经济史料极度缺乏、对商业极度鄙视的国度，试图从商业的角度来描述国家历史的演进，显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你会发觉，这是一个主角模糊、故事残缺的历史长卷，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里，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把自己逼进了死角。最让我烦恼的事情之一，是很难找到商人的名字。
写《史记》的司马迁是第一个为商人做传的历史学家，在《货殖列传》中他列举了先秦到汉初的十多位大商人的名字和他们从事的产业，尽管每个人只有寥寥几句，可已经让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感动到涕泪俱下了。因为，在他以后的所有历代官史，尽管都有《食货志》，可是却几乎再没有商人名字的出现。
比如说到宋代。它被史家认定是商业最为兴旺的朝代，四大发明中就有三项出现在宋代。胡寄窗先生认定，有宋一代是对“富民”提倡最力的时期。你看世博会上中国馆如何证明我国古来文明璀璨、商业盎然呢？就是把一卷《清明上河图》用高科技的方式重新展现。
然后我到宋史中去寻找商人的名字，可笑的是，花了我好多天的时间动手动脚找材料，找得全名字的商人居然没有几个。比如在官方的《宋史》中，似乎只有一个商人，名字叫朱勔，他以贩卖花石纲而出名。在《宋史》中，朱勔是个坏分子，他被写在了《佞幸传》里。
除了朱勔，我还在大理学家朱熹的相关资料中意外发现，他的外祖父祝确是个商人，据朱熹自己说：“新安祝氏世以贷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朱熹自己很讨厌商人，不过对这个号称“祝半州”的外祖父倒是津津乐道。
找不到其他名字，我当然不死心，就再回头看看当今的历史学家是否找到过，一查，果然让我发现，写过《两宋财政史》的汪圣铎先生做过同样的傻事。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寻找宋代大商人》的短文。
汪先生是宋史大家，他查得比我细致。自先秦之后，盐商就很富有，宋代盐业也很活跃，他就到盐商堆里去找。在《宋会要辑稿·盐》中，果然被他找到二位有名姓者：北宋的康喜、南宋的吴傅。可惜两个人的名字都只出现过一次。文中甚至连他们的籍贯等都未言及。
汪先生还在考察宋代宗女出嫁时遇到了两位大商人。一是帽子田家，一是大桶张家。史家李焘记，宋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戊午，“太皇太后曰：一事甚悔，前日乃往问帽子田家，见说是家凡十县主，毎五千贯买一个，国家宁要汝钱。也是何门当户敌”。又北宋后期人朱彧记：“近世宗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议婚，京师富人如大桶张家，至有三十余县主。”一个娶了十县主，一个娶了三十多县主。勿庸置疑，二人真正是京师的大商人。然而不幸的是，关于帽子田家，记载仅此一处，他的经营规模、雇工数量等一无所知。关于大桶张家记载有二三处，但有价值内容也很少。
这就是在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寻找商人的结果，要么是坏蛋，要么寥寥纪录，要么有名无姓。
一个可笑的对比是，在历代的史书中，有名有姓的妓女肯定比有名有姓的商人多——当然，我这样说绝无歧视性工作者的意思。在宋代，艳名流传至今的名妓就有好多，比如与皇帝纠缠不清的李师师、“莫问奴归处”的严蕊、被苏东坡写进诗里的琴操等等。
从这个细节，你大抵可以知道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了。
“西汉富豪榜”的启示
两千年来最容易发财的产业是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其余者只要能专心于一个小的产业，做到第一，也可进富豪榜。
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有一章叫《货殖列传》，专门记载了西汉初期的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前日闲来无事算了一下，有21个名字，把这些人所从事的产业一一排列出来，突然发现，两千多年前的财富积累好像与当今并无太大区别。
在司马迁的这张“西汉富豪榜”上，排在前四的竟都是冶铁业者。第一位是四川地区的卓氏。他原本是赵国人，秦灭赵国后，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一辆小板车被流放至临邛（今四川邛崃），就着当地的铁矿资源大搞冶炼铸造，把产品销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里的奴仆就多达千人。榜上接下来三位分别是来自山东的程郑、魏国的孔氏和鲁国的曹邴氏，致富之道与卓氏相似。
排在第五位的是齐国的大盐商刁闲。齐国以沸煮海盐而闻名天下，一向富足的齐人对奴隶非常轻贱，认为这些人凶悍狡猾，而刁闲则大量地收留他们，让他们去打渔晒盐，然后带着这些人四处贩卖，结交各地的官吏，终于累积起数千万的财富。
盐铁之外，第二大致富产业是流通业。司马迁记载，当时的大运输商拥有上百乘马车，上千辆牛车，有的还有大型船舶。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阳的师史。他家共计有上百辆车，在各郡国周游经商，足迹无所不至。
第三大致富产业是种殖业，司马迁列举了两个商人，分别是任氏和桥姚。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败亡时，各路豪杰争着抢夺府库里的金玉，而任氏则独独挖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对峙，老百姓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他养了上万头牲畜，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
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也就是金融业。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可得。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另外一个则是叫邓通的“黄头郎”。
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列举了当时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比如，秦杨以从事粮食生产而成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当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贩卖业；桓发，从事的是“博戏”，就是今天的博彩业；雍乐，靠的是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
细想司马迁的这段记录，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货殖列传》中所记录的当代富豪不过区区21个，以当时信息传播的落后，能够进入到宫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已是天下闻名之人。而这些富豪中有不少人从事的都是薄利多销的产业，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出巨额财富的。
所以你看到了，两千年来最容易发财的产业是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其余者只要能专心于一个小的产业，做到第一，也可进富豪榜。读到这里，你作何感想？
靠什么拯救商业人生？
对财富的贪欲是企业家的最大敌人。在没有形而上信仰的中国，靠什么来拯救我们的商业人生？
近日，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邀约中国企业家参与一次慈善晚宴，去还是不去，现在已经成了商业界的一场“茶杯里的风波”。
读着这条新闻，我突然想起一则轶事。1948年春天，《国史大纲》的作者、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应邀到荣德生创办的江南大学任教。钱穆问当时的中国首富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荣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接着，荣德生突然提到他在南通修建的一座大桥，他说：“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个桥。”
去年我访无锡，当地人带我遍走荣家遗迹，花枝烂漫的梅园，已成废铁的工厂，依然屹立的是石桥。荣德生果然说对了。当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消费和享受之后，它的拥有者将如何处之，这是一个比创造这些财富更为艰难的命题。
从来没有人因为富甲一时而长久地被人们纪念，相反，人们常常提起的是他对待财富的态度及相关的细节。我曾经编著过一本《首富》，写的是全球当今三十个国家的首富。一定要为这些富豪寻找一个共同的精神特质的话，就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将财富与慈善结合在了一起，无论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做做给世人看的。一半以上的首富是他们国家中最大的慈善捐赠人。
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形而上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此，任何个人也不例外。
这十多年来，我读得次数最多的书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韦伯第一次揭示了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与商业精神的渊源关系，他论证了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毕生为积累财富而奋斗但却对这笔财富的消费不感兴趣。韦伯认为，那种源于达尔文宿命学说的生命观念，使得那些人勤俭、自律、诚信、清洁、对单纯娱乐非常厌恶，对劳动的热爱对应成为“上帝感召中的使命感”，他称之为“新教精神”，而这正是现代西方经济成功的精神起源。
在这本小册子里，韦伯反复言及的大概只有两个词：贪婪与控制。他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于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对财富的贪欲确实是企业家的最大敌人。如何克服，他的药方是新教伦理。读到这里，就一直读不下去了。因为，中国人从来是入世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情结的国家，我们从来没有抽象的形而上的信仰。千年以来，我们从来只相信现世，即便是匍匐在香火缭绕的庙堂，我们还是在乞求佛祖让我们今世身体健康、财源广进，而来世能够投胎进富贵人家。
我们从来没有原罪感，没有人生而为了赎罪的道德前提，没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在卢梭看来，这是公民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起点，那么靠什么来拯救我们的商业人生？我们现在有的是：制度的约束，这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很多商业行为是完全边缘化的。我曾请教过很多人，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告诉我，答案是新儒家伦理。他顺手写下北宋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是，张载的立心、立命及开太平跟平头百姓有什么关系？我在无数个乡村和读本中行走。黄河青山，中国人千百年来信仰的是什么？他们认为什么是足以流传和让他们为之牺牲的？我期望得到的答案，好像仍然在大雾弥漫之中。
资本家是怎样“绝种”的？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私人资本在中国的“绝种”，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曾经统计说，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国进民退”的事情至少已发生了五次，分别是1884年、1910年、1935年、1946年和1956年。前面的四次，断断续续都写过了，便有读者来信询问第五次，本文就简述之。
对于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命运，决策层的想法在1949年之后有一些渐进式的判断。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后，毛泽东就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1955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以荣毅仁为例，讲道：“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讲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厂，如弃敝履，没有一点痛苦，那就不是资产阶级了。”
同年10月，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而私人资本在中国的“绝种”，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私营企业家积极配合了政府的决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乐松生，他是国内最出名的百年药号同仁堂的总经理，南方的领头者则是最大私营企业集团上海申新公司的荣毅仁，他们先后都当上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
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1月15日，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在20万民众的欢呼声中，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泽东主席献上北京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由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拍摄的《乐松生向毛泽东送喜报》，第二天登上了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现实，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
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报喜队的一名代表装扮成“天官赐福”的样子来到会场向人们报喜，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第二天，在早春的细雨中，上海举行20万人的盛大游行，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热烈的人群中，荣毅仁大声地朗诵道：“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基本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2年。这个速度不仅超出我们大家的预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预料。”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
私人资本重新在中国复苏，是众所周知的1978年，当时他们被称为“个体户”、“万元户”或“暴发户”，而“企业家”这个名词在报纸上第一次小心翼翼地出现，是在1987年。
还记得韦伯的那个问题吗？
中国的公司模式创新及契约精神的确立一点也不比西方迟，但历代政府与民间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对等的契约关系。
近日在上海参加“中国公司的未来”研讨会，遇到黄晓京先生，他是马克斯·韦伯那本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翻译者之一。此书在中国的出版是1986年的事情，黄晓京那时很年轻，如今他已是一家日本公司的高管。见到他，我问：“你还记得马克斯·韦伯在书的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吗——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晓京先生的回答一言难尽，看来这个问题确乎也困扰了他很多年。当然，它也困扰了我很多年。
韦伯所谓的“文化现象”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它由创新的公司模式及相关的契约精神构成，当今学界都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正在这里。可是，当你回到企业史中去探寻的时候，却会遇到更复杂的情况。比如，中国的公司模式创新及契约精神的确立一点也不比西方迟。
股份制合伙公司是在宋代诞生的——这一史实是由日本学者在20世纪中期首先发现的。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个别资本的集中以‘合股、合伙’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其萌芽形态业已产生于宋代的‘合本’、‘连财合本’、‘斗纽’等惯行中。”《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十·赋税杂录》中记载了当时合伙公司的基本模式：“一些富豪联合在一起，共同经营并遵守同一规则，就叫作斗纽。其规则如下：以十个人为一个组织，各人出的钱从十万到五十万不等，大家约定以十年为期，富豪轮流负责经营，所得利润大家按比例分配，而本钱仍然在那里。”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股份制合伙公司。
北宋名臣包拯还曾提到过一种叫作“带泄”的合股模式：在海边做买卖的人中有不少是本钱不多的中小富户，他们没有能力独立组成合伙公司，就参股于相熟的大海商，等到海外货物买回来后，按比例分配所得，往往有数倍的利润。
从众多零星史料中可以发现，宋代的合资经营活动大量出现在东南沿海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中，这与外贸的特征有重大关系：出海经商需要的本钱大、航运时间长且有巨大的风险性，当然也有惊人的利益回报。所以，商人们需要、也愿意联合起来共担风险和分享利益。
这一规律不但在中国如此，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在世界经济史上，学者们普遍承认股份制公司模式的出现与海盗及远洋贸易有直接的关系，而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正诞生于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即1602年成立的、从事海外贸易的东印度公司。
因此，从时间上来看的话，宋代的“合本”企业比欧洲的同类起码要早五百年。
除了合股经营模式之外，定金制度也被广泛运用。南宋人黄干记载说，世间做买卖者，没有不预先留下货钱以为定金的，他称之为“定钱”。在四川一带，茶商向茶农收购茶叶时，都是在前一年的秋冬就预先谈定价格，支付定金，所谓“秋冬先放茶价”。
另外一个新景象是，职业经理人开始集体出现。他们自己的财产不多，以为大族世家理财而存活。
合股经营、定金制度的广泛运用以及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出现，表明宋代工商业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它们无一不意味着商业契约精神的成熟，而契约精神又是公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摇篮。那么，马克斯·韦伯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又浮现了出来：为什么在欧洲——而且只有在欧洲而没有在更早慧的中国——诞生了资本主义？其答案恐怕是，由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悍，中国历代政府与民间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对等的契约关系。而在所有的社会契约关系体中，政府与民间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
可悲的是，这个问题，在今天竟还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