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人类多样化的需求决定了人类追求多样化的利益，而经济利益是其中的核心。利益多元化格局是现代人类实际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利益多元化格局的背景下，一方面，它构成了驱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前进的强大动力，任何个人和群体的思想、动机和行为都可以从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和深层的底蕴。另一方面，它引发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使利益整合面临着严峻的困难，从而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如果不能构建出与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党群关系，那就会使党群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更加复杂、更加难以协调，甚至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格局？它的实质和所产生根源是什么？它又会对党群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又该构建出什么样的党群关系来与之相适应？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时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因此，本章首先将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及党群关系理论进行梳理，以期为整个论题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一节 利益范畴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利益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肃的哲学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由于接触了现实生活中的大量物质利益问题，才推动着他们的研究从唯心主义转向了现实的经济关系，并最终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也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洞察到了利益的本质，正确地说明了利益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阐明了人类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就在于追求利益；利益纷争是阶级斗争所产生的物质根源；利益冲突对社会发展起着根本的推动作用；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着思想，并决定着政治权力的使用；物质的生产关系是利益的社会基础和本质；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说明了利益范畴，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要想探寻利益多元化格局中的党群关系，就必须搞清楚利益范畴，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利益问题的理论探索。
一、利益范畴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唯物史观”实际上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恩格斯首先使用并具体解释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术语。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都具有局限性。黑格尔哲学虽然具有辩证法的特征，但却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哲学虽然具有唯物性，但却没有辩证法的特征，同时，费尔巴哈哲学仅局限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不具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之所以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首先就是以社会历史观为切入点的。马克思正是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探究中，才实现了世界观的彻底改变，才实现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有机结合，才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重大变革。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前，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13]
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范畴不只是理论的，而首先应是现实的，在当代现实社会之中。马克思以经济学的开端为例，深入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有人说道：“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即同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结合着的，并且它又是同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即同农业结合着的。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14]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土地所有制虽然处于支配地位，但在工业社会中，也有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的问题，如果不理解土地所有制，也就不懂得工业社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处于支配地位，农业则变成了一个工业部门。因此，不是以地租去说明资本，而是一旦离开了资本就无法弄懂地租。所以“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15]。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却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现实为前提和出发点的，这是不由人们的意志来选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范畴必须表现这个社会主体的存在形式，它必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未来社会的生长点，是全部发展的萌芽。利益范畴就是这样的一个范畴。它首先是现实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就突出强调了利益在市民社会中的作用，“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内部彻底产生出来，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钱”[16]。恩格斯在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利益与市民社会的认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为自己服务；由于私有制作祟，这些本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所独占，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个人的或国家的），都被归结为商业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财产、物成了世界的统治者”[17]。市场经济就是利益经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就是利益人，市场交换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利益就成了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杠杆，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在古代，利益是为政治服务的，而到了现代，政治则要为利益服务。英国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早期的统治者，就是因为利益。因此，恩格斯说道：“只有英国才有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英国，纯粹作为个人，有意识地不代表普遍原则的人们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之接近完成。只有在这里，群众才是为自己的私人利益进行活动的群众；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有所影响必须转化为利益”[18]。英国的市民社会搭建了私人利益得以实现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之上，利益代替了人的统治，将政治置于利益之下。综观英国的历史，就是利益逐渐上升到统治地位的市民社会的历史，利益范畴不仅是理解市民社会的起点，也是把握未来社会走向的基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改革首先宣布，人类的联合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来实现；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来实现。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19]因为利益已成了一切联合的基础，所以无论对于市民社会来说，还是对于未来社会来说，它们的联合不再是“政治的手段”，而应通过“利益”来实现。因此，利益既是市民社会的出发点和基础，又是走向未来社会的手段和途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的利益范畴，就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二、对利益问题的关注与唯物史观的形成
在唯物史观的传统形态中，我们找寻不到有关利益问题的踪迹。利益问题往往被视为政治学、社会学或伦理学中的具体问题而被置于唯物史观的视域之外。但事实上，从唯物史观的形成及其内在结构来看，马克思的世界观之所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一个重要契机就在于他对现实利益问题的关注。因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厘清利益问题在唯物史观中的应有地位，既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利益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解，又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态。
众所周知，马克思最初是青年黑格尔派，基本哲学倾向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也正是从对现实利益的关注中，透过对利益问题的探析，才告别了唯心主义，超越了形而上学，最终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可以说，马克思的世界观正是从对现实利益问题的关注开始发生根本改变的。1842—1843年，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就参与了现实斗争。当时，他作为《莱茵报》的编辑，接触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利益问题。马克思曾谈道：他之所以从学法律改为研究经济问题，是为了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20]。正是在《莱茵报》时期的现实生活，特别是赤裸裸的物质利益问题，使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原则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和矛盾。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是理性的体现。然而马克思看到：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能够“保证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即便因此毁灭了法和自由的世界也在所不惜”[21]；另一方面，各个等级的实际斗争归根到底受他们各自阶级的利益所制约。“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2]此外，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而普鲁士王国则是绝对理念的最高体现。但青年马克思却看到，普鲁士国家绝非理性的体现，而是维护富人利益的工具。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巨大的信仰危机，陷入了理论的困惑和思想的苦恼。青年马克思在困惑和苦恼中清算着自己从前的哲学观念，开始探索新的理论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说道，“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23]。因此，“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24]。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理论的提出，既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形成的注重人的现实利益的思想的进一步总结和提升，又是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所迈出的关键一步。如果说马克思在对林木盗窃法的争论中已经站在劳动者的利益角度思考问题的话，那么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则找到了实现劳动者利益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在他看来，“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因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5]。从此，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开始决裂，毅然决然地转向了唯物史观。显然，正是由于接触了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利益问题，才促使马克思转向对现实经济关系的研究。后来，马克思也正是通过对现实利益问题的研究，才确立起了生产关系的范畴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利益的本质及其历史作用问题，最终找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钥匙。
与马克思一样，青年恩格斯也是通过对利益问题的研究转向唯物主义的。1842年11月，恩格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考察，发现了经济利益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支配作用，认识到了阶级冲突的基本原因是基于物质利益。在此期间，物质利益问题成为恩格斯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随后，他与马克思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通过对利益问题的进一步探究，对唯物史观的某些原理进行了初步论证，提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6]对于以往的理论来说，不是把自己“打扮”成抽象的人类普遍利益的代表，就是强调自己理论的纯粹，绝不会受到利益因素的“干扰”。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既不存在与人的现实利益相脱节的纯而又纯的思想，也不存在所谓代表抽象的人类普遍利益的理论。任何思想都必须从利益出发，建立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之上并为一定利益而服务。不受任何利益因素干扰的理论是不存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只有与人类社会的现实利益紧密结合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理论。既要将实现个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目标，又要时刻站在劳动者利益的立场之上，从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去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