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不买面包。每个星期，那些佃户给他送来一份足够的食物：阉鸡，母鸡，鸡蛋，牛油，麦子，都是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给人家，磨坊司务除了缴付租金以外，还得亲自来拿麦子去磨，再把面粉跟麸皮送回来。他的独一无二的老妈子，叫作长脚拿侬的，虽然上了年纪，还是每星期六替他做面包。房客之中有种菜的，葛朗台便派他们供应菜蔬。至于水果，收获之多，可以大部分出售。烧火炉用的木材，是把田地四周的篱垣或烂了一半的老树砍下来，由佃户锯成一段一段的，用小车装进城，他们还有心巴结，替他送进柴房，讨得几声谢。他的开支，据人家知道的，只有教堂里座椅的租费，圣餐费，太太和女儿的衣着，家里的灯烛，拿侬的工钱，锅子的镀锡，国家的赋税，庄园的修理和种植的费用。他新近买了六百阿尔邦的一座树林，托一个近邻照顾，答应给一些津贴。自从置了这个产业之后，他才吃野味。
这家伙动作非常简单，说话不多，发表意见总是用柔和的声音，简短的句子，搬弄一些老生常谈。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逢到要长篇大论说一番，或者跟人家讨论什么，他便马上结结巴巴的，弄得对方头昏脑涨。这种口齿不清，理路不明，前言不对后语，以及废话连篇把他的思想弄糊涂了的情形，人家当作是他缺少教育，其实完全是假装的；等会故事中有些情节，就足以解释明白。而且逢到要应付，要解决什么生活上或买卖上的难题，他就搬出四句口诀，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叫作：“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慢慢瞧吧。”
他从来不说一声是或不是，也从来不把黑笔落在白纸上。人家跟他说话，他冷冷地听着，右手托着下巴颏儿，肘子靠在左手背上；无论什么事，他一朝拿定了主意，就永远不变。一点点儿小生意，他也得盘算半天。经过一番钩心斗角的谈话之后，对方自以为心中的秘密保守得密不透风，其实早已吐出了真话。他却回答道：
“我没有跟太太商量过，什么都不能决定。”
给他压得像奴隶般的太太，却是他生意上最方便的遮身牌。他从来不到别人家里去，不吃人家，也不请人家；他没有一点儿声响，似乎什么都要节省，连动作在内。因为没有一刻不尊重旁人的主权，他绝对不动人家的东西。
可是，尽管他声音柔和，态度持重，仍不免露出箍桶匠的谈吐与习惯，尤其在家里，不像在旁的地方那么顾忌。
至于体格，他身高五尺，臃肿，横阔，腿肚子的圆周有一尺，多节的膝盖骨，宽大的肩膀；脸是圆的，乌油油的，有痘瘢；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儿曲线，牙齿雪白；冷静的眼睛好像要吃人，是一般所谓的蛇眼；脑门上布满褶皱，一块块隆起的肉颇有些奥妙；青年人不知轻重，背后开葛朗台先生玩笑，把他黄而灰白的头发叫作金子里掺白银。鼻尖肥大，顶着一颗布满血筋的肉瘤，一般人不无理由地说，这颗瘤里全是刁钻促狭的玩意儿。这副脸相显出他那种阴险的狡猾，显出他有计划的诚实，显出他的自私自利，所有的感情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和他唯一真正关切的独养女儿欧也妮身上。而且姿势，举动，走路的功架，他身上的一切都表示他只相信自己，这是生意上左右逢源养成的习惯。所以表面上虽然性情和易，很好对付，骨子里他却硬似铁石。
他老是同样的装束，从一七九一年以来始终是那身打扮。笨重的鞋子，鞋带也是皮做的；四季都穿一双呢袜，一条栗色的粗呢短裤，用银箍在膝盖下面扣紧，上身穿一件方襟的闪光丝绒背心，颜色一忽儿黄一忽儿古铜色，外面罩一件衣裾宽大的栗色外套，戴一条黑领带，一顶阔边帽子。他的手套跟警察的一样结实，要用到一年零八个月，为保持清洁起见，他有一个一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子边缘上一定的位置。
关于这个人物，索漠人所知道的不过这一些。
城里的居民有资格在他家出入的只有六个。前三个中顶重要的是克罗旭先生的侄子。这个年轻人，自从当了索漠初级裁判所所长之后，在本姓克罗旭之上又加了一个篷风的姓氏，并且极力想叫篷风出名。他的签名已经变作克·特·篷风了。倘使有什么冒失的律师仍旧称他“克罗旭先生”，包管在出庭的时候要后悔他的糊涂。凡是称“所长先生”的，就可博得法官的庇护。对于称他“特·篷风先生”的马屁鬼，他更不惜满面春风地报以微笑。所长先生三十三岁，有一处名叫篷风的田庄，每年有七千法郎进款；他还在那里等两个叔父的遗产，一个是克罗旭公证人，一个是克罗旭神甫，属于都尔城圣·马丁大教堂的教士会的；据说这两人都相当有钱。三位克罗旭，房族既多，城里的亲戚也有一二十家，俨然结成一个党，好像从前佛罗伦萨的那些美第奇一样；而且正像美第奇有巴齐一族跟他们对垒似的，克罗旭也有他们的敌党。
台·格拉桑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她很热心地来陪葛朗台太太打牌，希望她亲爱的阿道夫能够和欧也妮小姐结婚。银行家台·格拉桑先生，拿出全副精神从旁协助，对吝啬的老头儿不断地暗中帮忙，逢到攸关大局的紧要关头，从来不落人后。这三位台·格拉桑也有他们的帮手、房族和忠实的盟友。
在克罗旭方面，神甫是智囊，加上那个当公证人的兄弟做后援，他竭力跟银行家太太竞争，想把葛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侄儿。克罗旭和台·格拉桑两家暗中为争夺欧也妮的斗法，成为索漠城中大家小户热心关切的题目。葛朗台小姐将来嫁给谁呢？所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夫·台·格拉桑？
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人的答案是两个都不会到手。据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勃勃，想找一个贵族院议员做女婿，凭他岁收三十万法郎的陪嫁，谁还计较葛朗台过去、现在、将来的那些酒桶？另外一批人却回答说，台·格拉桑是世家，极有钱，阿道夫又是一个俊俏后生，这样一门亲事，一定能教出身低微，索漠城里都眼见拿过斧头凿子，而且还当过革命党的人心满意足，除非他夹袋里有什么教皇的侄子之流。可是老于世故的人提醒你说，克罗旭·特·篷风先生随时可以在葛朗台家进出，而他的敌手只能在星期日受招待。有的认为，台·格拉桑太太跟葛朗台家的太太们，比克罗旭一家亲近得多，久而久之，一定能说动她们，达到她的目的。有的却认为克罗旭神甫的花言巧语是天下第一，拿女人跟出家人对抗，正好势均力敌。所以索漠城中有一个才子说：
“他们正是旗鼓相当，各有一手。”
据地方上熟知内幕的老辈的看法，像葛朗台那么精明的人家，绝不肯把家私落在外人手里。索漠的葛朗台还有一个兄弟在巴黎，非常有钱的酒商；欧也妮小姐将来是嫁给巴黎葛朗台的儿子的。对这种意见，克罗旭和台·格拉桑两家的党羽都表示异议，说：
“一则两兄弟三十年来没有见过两次面；二则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的期望大得很。他自己是巴黎某区的区长，兼国会议员、禁卫军旅长、商事裁判所推事，自称为跟拿破仑提拔的某公爵有姻亲，早已不承认索漠的葛朗台是本家。”
周围七八十里，甚至在安越到勃洛阿的驿车里，都在谈到这个有钱的独养女儿，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当然是应有之事。
一八一七年初，有一桩事情使克罗旭党彰明较著地占了台·格拉桑党上风。法劳丰田产素来以美丽的别庄、园亭、小溪、池塘、森林出名，值到三百万法郎。年轻的法劳丰侯爵急需现款，不得不把这所产业出卖。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所长，克罗旭神甫，再加上他们的党羽，居然把侯爵分段出售的意思打消了。公证人告诉他，分成小块的标卖，势必要跟投标落选的人打不知多少场官司，才能拿到田价；还不如整块儿让给葛朗台先生，既买得起，又能付现钱。公证人这番话把卖主说服了，做成一桩特别便宜的好买卖。侯爵的那块良田美产，就这样地给张罗着送到了葛朗台嘴里。他出乎索漠人意料之外，竟打了些折扣当场把田价付清。这件新闻一直传播到南德与奥莱昂。
葛朗台先生搭着人家回乡的小车，到别庄上视察。以主人的身份对产业瞥了一眼，回到城里，觉得这一次的投资足足有五厘利，他又马上得了一个好主意，预备把全部的田产和法劳丰并在一起。随后，他要把差不多出空了的金库重新填满，决意把他的树木、森林，一齐砍下，再把草原上的白杨也出卖。
葛朗台先生的府上这个称呼，现在你们该明白它的分量了吧。那是一所灰暗、阴森、静寂的屋子，坐落在城区上部，靠着坍毁的城脚。
门框的穹隆与两根支柱，像正屋一样用的混凝土，洛阿河岸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用不到两百年以上的。寒暑的酷烈，把柱头、门洞、门顶都磨出无数古怪的洞眼，像法国建筑的那种虫蛀样儿，也有几分像监狱的大门。门顶上面，有一长条硬石刻成的浮雕，代表四季的形象已经剥蚀，变黑。浮雕的础石突出在外面，横七竖八地长着野草，黄色的苦菊、五爪龙、旋覆花、车前草，一株小小的樱桃树已经长得很高了。
褐色的大门是独幅的橡木做的，没有油水，到处开裂，看上去很单薄，其实很坚固，因为有一排对花的钉子支持。一边的门上有扇小门，中间开一个小方洞，装上铁栅，排得很密的铁梗锈得发红，铁栅上挂着一个环，上面吊一个敲门用的铁锤，正好敲在一颗奇形怪状的大钉子上。铁锤是长方形的，像古时的钟锤，又像一个肥大的惊叹号；一个玩古董的人仔细打量之下，可以发现锤子当初是一个小丑的形状，但是年深月久，已经磨平了。
那个小铁栅，当初在宗教战争的年代，原是预备给屋内的人探望来客的。现在喜欢东张西望的人，可以从铁栅中间望到黑魆魆的半绿不绿的环洞，环洞底上有几级七零八落的磴级，通上花园：厚实而潮湿的围墙，到处渗出水迹，生满垂头丧气的杂树，倒也另有一番景致。这片墙原是城墙的一部分，邻近人家都利用它布置花园。
楼下最重要的房间是那间“堂屋”，从大门内的环洞进出的。在安育、都兰、裴里各地的小城中间，一间堂屋的重要，外方人是不大懂得的。它同时是穿堂、客厅、书房、上房、饭厅；它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全家公用的起居室。本区的理发匠替葛朗台先生一年理两次发是在这里，佃户、教士、县长、磨坊伙计上门的时候，也是在这间屋里。室内有两扇临街的窗，铺着地板；古式嵌线的灰色护壁板从上铺到下，顶上的梁木都露在外面，也漆成灰色；梁木中间的楼板涂着白粉，已经发黄了。
壁炉架上面挂着一面耀出青光的镜子，两旁的边划成斜面，显出玻璃的厚度，一丝丝的闪光照在哥特式的镂花钢框上。壁炉架是粗糙的白石面子，摆着一座黄铜的老钟，壳子上有螺钿嵌成的图案。左右放两盏黄铜的两用烛台，座子是铜镶边的蓝色大理石，矗立着好几个玫瑰花瓣形的灯芯盘；把这些盘子拿掉，座子又可成为一个单独的烛台，在平常日子应用。
古式的座椅，花绸面子上织着拉封丹的寓言，但不是博学之士，休想认出它们的内容；颜色褪尽，到处是补丁，人物已经看不清楚。四边壁角里放着三角形的酒橱，顶上有几格放零星小件的搁板，全是油腻。两扇窗子中间的板壁下面，有一张嵌木细工的旧牌桌，桌面上画着棋盘。牌桌后面的壁上挂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框子四周有金漆的丝带形花边，苍蝇肆无忌惮地叮在上面张牙舞爪，恐怕不会有多少金漆留下的了。
壁炉架对面的壁上，挂两幅水粉画的肖像，据说一个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特·拉·裴德里埃老人，穿着王家禁卫军连长的制服；一个是故香蒂埃太太，挽着一个古式的髻。窗帘用的是都尔红绸，两旁用系有大坠子的丝带吊起。这种奢华的装饰，跟葛朗台一家的习惯很不调和，原来是买进这所屋子的时候就有的，连镜框、座钟、花绸面的家具、红木酒橱等等都是。
靠门的窗洞下面，一张草坐垫的椅子放在一个木座上，使葛朗台太太坐了可以望见街上的行人。另外一张褪色樱桃木的女红台，把窗洞的空间填满了，近旁还有欧也妮的小靠椅。
十五年以来，从四月到十一月，母女俩就在这个位置上安安静静地消磨日子，手里永远拿着活计。十一月初一，她们可以搬到壁炉旁边过冬了。只有到那一天，葛朗台才答应在堂屋里生火，到三月三十一日就得熄掉，不管春寒不管早秋的凉意。四月和十月里最冷的日子，长脚拿侬想法从厨房里腾出些柴炭，安排一只脚炉，给太太和小姐挡挡早晚的寒气。
全家的内衣被服都归母女俩负责，她们专心一意，像女工一样整天劳作，甚至欧也妮想替母亲绣一方挑花领，也只能腾出睡眠的时间来做，还得想出借口来骗取父亲的蜡烛。多年来女儿与拿侬用的蜡烛，吝啬鬼总是亲自分发的，正如每天早上分发面包和食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