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对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进行分析之前，先有一篇方法论性质的导论。在其中，我试图以明白而系统的方式，阐明这项工作赖以确立的解释原则。在阅读代表19世纪欧洲史学思想的经典著作时，我发现很显然，要想将它们看成是历史反思的表现形态，就需要一种有关历史作品的形式理论。我在导论中便尝试提出这样一种理论。
在该理论中，我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言辞结构，正如它自身非常明白地表现的那样。各种历史著述（还有各种历史哲学）将一定数量的“材料”、用来“解释”这些材料的理论概念，以及用其来具象表现假定在过去时代发生的各组事件的一种叙述结构组合在一起。另外，我认为，它们包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一般而言是诗学的，具体而言在本质上是语言学的，并且充当了一种未经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每一种特殊的“历史”解释都存在这样一种范式。在所有比专著或档案报告范围更广的历史著作中，这种范式都发挥着“元史学的”要素的功能。
在描绘一种历史记述展现的不同层面，以及构造一种历史编纂风格类型学时，我用的术语可能令人眼花缭乱，但我首先确定了历史作品的显性——认识论的、美学的、道德的——维度，随后才进入这种理论工作所发现的历史作品隐性的、未经批判而认可的更深层。我与其他分析历史著述的人不同，我不认为历史作品“元史学式”的基础结构明显地由理论概念构成，史学家用这些概念赋予他们的叙述一种“解释”的模样。我相信，这些概念涵盖了作品的显性层次，因为它们表现在文本的“表面”上，并且通常比较容易辨认。不过，我区分了三种策略，史学家可以用它们获得不同类型的“解释效果”。这三种不同的策略我分别称之为形式论证式解释、情节化解释和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在这每一种不同的策略中，我又识别出四种言说模式，史学家可能用它们来获得某种特殊性质的解释效果。就形式论证而言，它们是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情境论四种模式；就情节化而言，它们是浪漫剧、喜剧、悲剧和讽刺剧四种原型；而就意识形态蕴涵而言，它们是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四种策略。种种模式的一种确定组合包含了某一特定史学家或历史哲学那种我称为历史编纂“风格”的东西。我在对19世纪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研究中，将设法说明这种观点。我研究的历史学家有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历史哲学家有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
为了将这种种不同的风格彼此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史学思想的单一传统的诸要素，我不得不假设一种深层意识，在此层面上，史学思想家选择了概念性策略来解释或表现他的史料。我确信，在这个层面上，史学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是诗性的行为。他预构了历史领域，并将它设置成施展其特定理论的场所，他正是用这种理论来说明在该领域中“实际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这种预构行为可能采用许多形式，这是一些用它们得以形成的语言模式来描述的类型。循着上迄亚里士多德，下至晚近的维科、近代众多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解释传统，我用四种诗性语言的比喻名称来称呼这些预构类型，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既然这种术语很可能使多数读者感觉陌生，在导论中，我会说明为什么要这样用，以及我将如何运用。
除了鉴别和说明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的主要形式之外，我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要在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中确定那种任何时代都在使用的独一无二的诗学要素。人们常说，历史学是科学和艺术的一种混合物。但是近来，当分析哲学家成功地澄清了在何种程度上历史学可能被视为一种科学时，对历史学艺术成分的关注却不多见。通过揭示出一种特定的历史学观念赖以构成的语言学基础，我试图确定历史作品不可回避的诗学本质，并且具体说明历史记述中令其理论概念被悄然认可的那种预构因素。
这样，在具有赋义作用的预构（比喻性）策略基础之上，我假设了四种主要的历史意识模式，即隐喻、提喻、转喻和反讽。这些意识模式中的每一种都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学规则提供了基础，以此来预构历史领域，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能够用特定的历史解释策略来“说明”它。我认为，对于19世纪公认的史学思想家们而言，通过阐明充当其作品基础和指导的不同比喻方式，他们就能被人理解，并且，作为一种共同研究传统的实践者，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能建立起来。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占主导地位的比喻方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构成了任何一部史学作品那种不可还原的“元史学”基础。并且，我认为，在19世纪史学大师著作中的这种元史学因素构成了种种“历史哲学”。这些“历史哲学”暗中支撑起这些著作，若没有它们，大师们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最后，我想要说明的是，19世纪主要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的著作，与他们那些被称为“正统史学家”的同伴（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的著作相比，只是侧重点不同，而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在史学家那里始终是暗含着的东西，在历史哲学大师的著作中则呈现在外，并得到了系统的论证。最重要的历史哲学家也是（或近来被发现是）一流的语言哲学家，这并非偶然。因而他们能够多少自觉地领会19世纪史学公认的“科学”理论源头处那种诗学的，或至少是语言学的基础。当然，这些哲学家设法使自己免于遭受语言决定论的批评，他们也以此声讨其反对者。然而，在我看来，无可辩驳的是，他们都理解我试图论证的精要之处，即，在任何尚未还原（或提升）到一种真正科学地位的研究领域中，思想依旧是语言模式的囚徒，在这种模式中，它设法把握住栖息在其感知领域的对象的轮廓。
根据我对19世纪历史意识的研究，可以得出的一般结论大体如下：（1）既是“正统历史学”，则同时必定也是“历史哲学”；（2）史学的可能模式与思辨历史哲学的可能模式相同；（3）这些模式实际上分析起来又是先于它的诗性领悟的形式化，并且是对特殊理论通常赋予历史记述某种“解释”模样的认可；（4）没有哪种确定无疑的理论基础能使某人正当地宣称一种权威性，从而认定某种模式比其他模式更具有“实在性”；（5）以上的逻辑结果便是，我们反思一般性历史的任何努力都被约束在彼此竞争的解释策略中选出的某一种中；（6）由此推论，选择某种有关历史的看法而非选择另一种，最终的根据是美学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7）最后，对史学科学化的要求仅仅表达了对一种特殊的历史概念化形态的某种偏好，其基础要么是美学的，要么是道德的，而它在认识论上的论证仍然有待确立。
在按19世纪史学思想大师的著作出现的顺序进行分析时，我努力指出，他们的思想展现了在一般诗学语言中对历史领域进行比喻性预构的各种可能性。在我看来，对这些可能性实际上的阐发将欧洲史学思想带入精神上的反讽情形中。19世纪末，这种情形感染了史学思想，人们有时也称其为“历史主义的危机”。以这种“危机”作为其现象形式的反讽依然长盛不衰，从此成为职业历史学的主流模式，也深植于学术界。我认为，这可以解释以下两个现象：其一，现代学院历史编纂学的优秀代表在理论上的迟钝；其二，20世纪的文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对一般历史意识的不可胜数的反抗。我期望本书的研究既能澄清这种理论迟钝的原因，也能说明这些反抗的理由。
读者不可能注意不到，本书正是采用了一种反讽模式。但是，点明反讽的反讽却是有意识的，由此它代表了一种针对反讽自身的反讽意识的转向。如果它成功地证明了当代史学思想中如此之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都根源于一种反讽式的精神结构，并且，这种精神结构仅仅只是人们在见到历史文献之前就能够采取的诸多可能姿态中的一种，那么，人们就能为拒斥反讽自身提供一些理由。于是，重构历史学的道路也将得到部分的清理，重构后的历史学作为一种学术行为，它所关注的东西将同时是诗学的、科学的和哲学的，这就如在19世纪历史学的黄金时代中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