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昂·维泽尔蒂尔
1971年，莱昂内尔·特里林在普渡大学进行了一次演讲，主题是他作为批评家的工作生涯。他的演讲具有自传性，而这并不符合他的惯常风格。他的讲稿详细描述了他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本科时代。“当时，大学里最伟大的字眼就是知性，”他写道，“我们有一位名师，约翰·厄斯金，他写过一篇文章，其标题成为了我们的行动口号；这篇文章，尤其是它的标题，赢得了如潮的好评：‘知性乃道德职责’。”
令听众感到惊讶的是，特里林表示，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我并不认为自己属于那些充满知性的人群”。相反，“我很依赖直觉；令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具有那种所谓的敏锐素质”。他解释说，他并不希望获得知性，因为这不是小说家必备的素质；他渴望成为小说家，而这份职业要求的“仅仅是善于识别行为和动机的敏锐目光和一颗敏感的心”。当然，在特里林的批评文章中，并没有出现这种关于小说的、颇显不足的观点。1947年，他展示了自己作为小说家所具备的“知性”素质，其代表作就是《旅程中途》。这部作品用机敏的目光审视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信仰论心理，而且记录了意识形态对人类体验所造成的毁损。（作品描绘了惠特克·钱伯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其手法类似乔治·艾略特的写作风格。）在特里林的一生中，他无时无刻都将自己贡献给知性和知性的事业；我们很难想象他在有生之年竟会说出相反的情形。如果他要赞扬某人，那么他所用的规格最高的词语莫过于“紧迫性”（exigent）和“艰辛性”（strenuous）。然而，一个人的青年时代既不具有紧迫性，也不具有艰辛性。无论如何，特里林早期对知性的漠然态度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正如他后来对埃利奥特·科恩所发表的正面评价一样：“他从不装嫩扮小。”）因此，他回忆说，自己很快就“禁不住诱惑，突然开始追求知性，因为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弥漫着这样一种观点——知性与文学是相关的，它得到了文学的促进”。
必须指出，特里林的教授厄斯金并不能永远遵守自己的知性准则。约翰·厄斯金的著作包括小说《格拉海德：一生的经历足以解释他的美名》以及《珀涅罗珀的男人：恋家的本能》，还有一篇特别没有机趣的、具有“厌女症”倾向的文章：《女人的影响——及其纠正方法》。（该文的结尾处出现了一段粗劣的讨论，其中虚构的讨论参与者包括苏格拉底、第欧根尼、希罗多德、伯里克利、卡萨诺瓦，以及安德莱·谢尼埃。）不过厄斯金依然能在美国的人文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作为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学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通修的优等生课程，旨在让学生沉浸在那些伟大的书籍之中，而这种教学方法最终也改造了美国的本科教学。“我们没有别的作业，只需要阅读那些伟大的典籍，”特里林在普渡大学的演讲中这样回忆道，“我们竭尽全力去理解这些著作，而不需借助参考书。”这就是文学经典所引发的兴奋，尤其是这种经典作品：有一段时间，这种兴奋之情达到了高涨的程度，不过特里林仍然会用他惯有的方式来批评这门课，说它“不够具有紧迫性”。1961年，在《党人评论》杂志上，他针对上述课程的自满情绪和“充满喜悦的饶舌机智”发表了著名的批评文章，然而特里林自己的学生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带着这种情绪和机智，体验并反映了他们和现代文学巨著的思想碰撞。（特里林于1931年受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的讲师，几年以后，他完成了关于马修·阿诺德的博士论文，并以此为基础于193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同样是在1939年，时任校长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动用“暑期特权策略”，聘任特里林为英文助理教授，使之成为英文系首位具有哥伦比亚长期教职的犹太裔人士。特里林在哥伦比亚执教终生，直至1975年去世。他的一生没有经历过多少外界的变故，但他却成为了研究人类内心事件的权威人物。）
《知性乃道德职责》一文于1914年发表在《希伯特杂志》上。“那种将知性当做威胁的心理，”厄斯金写道，“传承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古老习俗。”这种贬低思想的古老传统具有道德、宗教和情感的基础——即一种古老的观点，它认为“必须在善良和知性之间作出取舍；愚蠢是德行的手足兄弟，而聪慧则是踏入罪恶之门的第一步；理性和上帝水火不相容；心灵和思想如同两只对立的水桶，在真理这口水井中不断碰撞，形成了一种倔强的平衡势态——具有了完整的思想，却要对应着饥饿的心灵——而具备了健硕的心灵，则要对应着羸弱的头脑”。厄斯金此番断言的目的就在于终结“这种存在于性格和知性之间的特殊纷争”。在厄斯金看来，良知并非来源于英国人的传统，而是发端于日耳曼人的传统；而且它的源头不是思想，而是意志。然而，崇尚知性的派系却在美国成立了。厄斯金宣称，美国人“得以结成统一联盟的基础，是那种古希腊式的、热爱知识的情感，他们相信罪恶和不幸是无知的恶果”。美国人非常理解一个道理，即“如果你想逃离监狱，那么你所需要的是一把打开牢门的钥匙；（而）如果你无法得到它，那你就需要勇气和坚定的信念”。社会和经济问题并不是意志的问题——它们是思想的问题。
显然，厄斯金的文章并没有摆脱当时的种族主义特征，而且此文对英国文学（尤其是英国小说）中的反知性思想的梳理也远远不够充分。他所构建的美国人的心理生活图景渗透着对专家知识重新燃起的热情，希望知性事业走上专家统治的道路。他用摇摆不定的语调从实用主义的情绪转向了超验主义的情绪，最后，在文章的结尾处给出了一个预言式的结论：“我们寻求知性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希望它能为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带来答案，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知性就是生活——我们也不希望获得帮助，从而让上帝的旨意战胜一切，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知性就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热爱知性，正如我们热爱美德，这是出于对它们本质的热爱，同时我们相信，知性只是美德的别名，而且是更为贴切的名称。”
这是一种言过其实的赞美，让人感到困惑，而特里林也会因为其中的许多内容而感到反感——尤其是其中的超自然主义特征，尽管特里林承认性格和理解力所具有的崇高属性，而单纯出自自然主义的词汇是无法充分把握这些属性的。（关于艾略特的超自然主义，特里林曾写道：“我用尊敬的语气来谈论它，因为它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因素，而理性的、自然主义的哲学必须具备这些因素才能达到完备的程度。”）而且，特里林坚信，“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必须得到思想的考量，但是目的却不在于产生类似“答案”一般简单而令人振奋的东西。特里林一定对厄斯金论断中的某些成分产生了兴趣，并在自己所有的批评文章中加以遵循；这些成分就是厄斯金关于思想的固有价值的论断，以及它在心理与道德因素之间所起的关联作用。这位老师对学生产生了明确无疑的影响，例如，特里林曾于1946年在一篇批评德莱塞的文章中写道：“就我们而言，思想总是晚来一步，但诚实的糊涂却从不迟到；理解总是稍显滞后，但正义而混乱的愤怒却一马当先；想法总是姗姗来迟，而幼稚的道德说教却捷足先登。”
特里林从没找到恰当的理由去拖延思考，尽管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在人们热衷的推动下，这些理由层出不穷，以极权主义哲学和极权主义政治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充斥着教条主义和冷酷情感的二十世纪，特里林成为了极权主义最有力的批评者之一。特里林以独特的方式成为自己时代的宿敌。在他的工作中，从来都没有什么唯一的事物：没有唯一的“锁”，也没有唯一的“钥匙”。在心理上，他不知疲倦；在写作中，他处处都显得井然有序；唯一缺乏的，就是休憩。这一点便使特里林成了一位极度避免流于说教的道德家。他对美德的兴趣也包含了对主流的美德观念所持的那种怀疑与尊重并存的态度。至少，他曾用自己对美德的不敬态度为知识界给出了范例。他抨击了许多像他自己一样的人——他在文章中经常用“我们”这样一个屡屡遭人诟病的字眼——这种态度甚至达到了一种褊狭的地步。然而，这正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具备的忧郁而不受好评的美德：让那些和自己同一阵线的人感到不安，“揭去揭秘者自己的面纱”，“反对不同政见者自己所持的正统思想”。
真正意义上的知性生活是一种充满压力的生活。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一种充斥着紧迫性的工作。这些就是特里林所给出的沉重教训。半个世纪之后，每当我们读到《自由的想象》一书那篇字字珠玑的序言，我们总会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这部极具影响力的文集出版于1950年，特里林在序言中写道：“一直以来，我觉得那种以自由主义利益作为核心的批评应该发现，它最有用的工作并非在于肯定自由主义的普遍正确性，而是在于对当下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观点施加一定的压力。”特里林的抨击态度产生了一种长期的益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充斥着极为兴盛的进步论思潮，特里林对此曾展开论战，其中就包含了关于诚实和爱的关系的教训。他对安逸的指责，远甚于他对错误的指责。他对无畏态度的崇尚，也远甚于他对幸福的崇尚。
天真令他感到厌烦；纯洁遭到他的拒绝；神圣超越了他的接受范围。他信仰的真理就是“复杂性”——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性”。这并非一种理论或方法论。它是一种心态，一种为人师者的顾虑。在特里林的手中，细微的差别成为了传道解惑的工具，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手段。这一点使他的工作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恼怒。
他总是告诫人们警惕事物的表象，担心没有幻想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虚幻的状态。特里林推崇现代小说的世俗性，认为它们有能力描绘出现实问题和现代生活表象的精确图景。现代小说的主题是社会，或者说是复杂性。特里林认为，社会阶层的多元性催生了意义的多元性，因此不再可能获得确定性，而且以风俗形式出现的表象也作为一种知识状况从而获得了新的声名；现代小说所表现的，正是这些表象。既然小说具有社会性，那么它也具有认识论的特征。这种艺术形式恰好诞生于人类恒定的现实感消亡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