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现代性的诸副面孔》的第二版，这一版与首版的不同，主要在于它收入了新扩充的一章，即写于1986年的“论后现代主义”。书名也因此改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
自1977年，也就是我的书问世那年以来，影响现代性语汇的一个最重要变化是后现代主义这个国际性概念的出现。在1977年，后现代主义还是一个比较少见和模糊不清的术语，几乎完全是在美国使用，我觉得在“先锋派的概念”一章用很简短的一节来谈谈它就够了。一本关于现代性的书缺少了对后现代主义的更翔实论述，这在今天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增加的“论后现代主义”一章本身是对全书的一个回溯性修正。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修正间接地表明了“食言”（retraction）或“翻案”（palinode）的策略，如我在“论后现代主义”中指出的，该策略源于后现代主义精神的一种本质特性。
写作新的修正性的一章帮助我抵制了对前四篇文章或多或少作出改动的诱惑。然而，即使没有改动前四章，我觉得现今版本的编排思路也反映了我的现代性观点的发展，现代性在这里显露了其难以捉摸的面孔中最新的一副：后现代主义。
当然我订正了排印方面的少数错误与疏漏——只要我发现了它们。“主要参考书目”经过了修订和更新，最主要的改变也是增加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一节。这一版删去了“后记”，新增加的最后一章使它变得多余了。
这些年来我发表了一些单篇文章，讨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各种问题，从当代思想中的多元主义复兴这类一般性问题，到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分期语言中的地位这类特殊问题。[1]自1977年以来，我也更详细地探讨了在《现代性的诸副面孔》中仅简略地涉及到的一些现代性侧面与主题，其中诸如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包括政治）问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引起广泛论争的“人之死”的哲学隐喻，以及在文学批评中诗学与各种新型阐释学的冲突。[2]我的研究拓伸得如此之广，以至于新版本甚至无法部分地容纳这些内容。将来有一天，我也许会考虑将它们结集为单独一本书。
我要感谢下列各位的建议、见解与友爱激励之情，他们是伊哈布·哈桑、维尔吉尔·内莫亚努、米哈伊·斯帕廖努、玛乔丽·珀洛夫、杜威·佛克马、里卡尔多·基尼奥内斯，特别是威利斯·巴恩斯通，他也坚持让我出这个新版。我要向我的编辑、杜克大学出版社的雷诺兹·史密斯表示深挚的谢意，感谢他特别热情而可信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