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自求多福
结论是“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要自己本身正派，不是讲这个身体，是说本身要站得正，天下当然就归之。
他引用《诗经》的一句话，“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八个字特别注意，这是《诗经》描述周朝文王武王之所以成功的重点。这八个字，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道德修养的中心思想。什么叫“永言”？古诗很难读懂，诗歌有一个重点，“诗言志，歌永言”，诗是自己思想情感的表达；歌的句子不像诗，可长可短，永言就是永远讲，永远地唱。歌是代表人性，人的情绪，人受了委屈自然就唱歌。所谓“永言”，就是歌中有很好的话，可以流传，我们现在叫格言，一句可以做标准的话。
至于“配命”，就是说这一句话，带有文化的精神生命，一句什么话呢？“自求多福”，求人、拜佛、求上帝、求朋友都没有用，人要自己站起来，福气是自求的，以人为中心。你自己不自求，只想求菩萨保佑，菩萨太忙了，你到民权东路行天宫看看，一天到晚多少人；关公那里都要用电脑登记了，那么多人求他，他比我们还忙。所以我就发了一个大愿，将来死后不成佛，也不成神；神佛太忙了，而且被人家烧的香都熏昏了。实际上求神拜佛，求的是哪一个呢？是你自己，要自求多福，一切在自己。
孟子在这里讲仁道，再三提到，这就是呼应上面的文章，也就是他讲话的层次，先讲到当时社会上的领导人，都希望自己了不起，但是又不肯行仁政，就像怕醉又不肯戒酒一样。现在他正面地说什么叫做福，只有“自求多福”，自己做，不要希望人家帮。这不但是当时领导人和社会的诸多现象，也是千古人情的现象。我们都晓得爱人，对人好，结果反过来人家对我们不好，关键在哪里？问问自己。治人，结果得相反的效果，关键在哪里？问问自己。对人家有礼，结果得到没有礼貌的反应，关键在哪里？当然问自己。所以他说，周朝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格言，不分地区，不分时间，只有一个“自求多福”。而且正身为第一，自己站起来为第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人有恒言”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们，社会上一般人有一句老古话，怎么说呢？“皆曰天下国家”，我们中国人几千年讲话，天下国家连在一起。换句话说，国家就是天下，天下就是国家，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这个道理、这个思想，是根据曾子著的《大学》而来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道理。
我们讲到这里本来应该把仁这个问题作一个结论。实际上还不能作结论，它中间又波澜起伏，这是《孟子》文章的章法。这个波澜到这里又重新起来，变了一个章法，插过来一个问题，研究起来很有趣了。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这是《孟子》重要的一篇，讲到从政的要点，突然来一个高潮，波澜起伏。这个高潮害死了后来几千年的执法者，尤其出来做地方官的，认为是圣人教的，孟子说的嘛，搞政治不难，不要得罪地方有势力的大家族，重点就在这里“不得罪于巨室”。所以几千年来做官的人，好像受到孟子传的密法似的，到任何地方都不敢得罪当地的大家族。
有些人就不同，我们举一个近代史的例子。大家都晓得清朝中兴名臣彭玉麟，小说中有《施公案》、《包公案》、《彭公案》，这个《彭公案》就是写彭玉麟当巡案御史时的事迹。他曾经做过长江的水师提督，相当于现在的海军总司令。后来年老走不动了，辞掉官职，可是清廷还要他出来视察。他出来视察要两个人扶着走，但是幸亏靠他出来，才解决了许多问题。
他有一次视察到安徽，穿着普通衣服，像一个乡巴佬，坐在茶馆里或饭店里吃饭。那是李鸿章的家乡，李鸿章有一个侄子横行霸道，抢夺妇女啊，霸占财产啊，谁都不敢惹，因为李鸿章是当朝一品宰相。于是就有人向他告状，李鸿章侄子认不得彭公，彭公马上把他抓来，一顿痛打就通通招认了。彭玉麟晓得他李家一定赶到京城向李鸿章报告；因为清廷有权给彭玉麟的，可以先斩后奏。于是他先把李鸿章犯罪的侄子杀掉，然后写一封信给李鸿章，把他侄子所有的案情资料送上，说，我跟你是老朋友，你的侄子就是我的侄子，我替你教训，杀了他。李鸿章看了这封信，还要写信向他道歉。你看他彭玉麟不就是得罪大家族了么？历史上像彭公这样的大臣也不少。不过，把《孟子》这一句话搞错的也多得很，像一般的读书人，后来出来做官的，多数都把《孟子》这一句话弄错了。
如果我要卖卖关子，考问你们青年同学，这个巨室到底应该怎么解释？我告诉你们吧，孟子说的这个巨室，就是一个社会，也就是现在所说一个大社团，乃至大政党。古代是宗法社会，先要了解当时的社会制度，一个大家庭里，家人之多，就是一个社团、巨室。尤其孟子时的四大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这几大公子不得了，他们是大政治社团，也等于后世的帮派。下层社团是帮会，上层社团就是一个政党。
孟子说为政并不难，就怕这一些社会上有组织的，像后世所讲的党派等。汉朝、宋朝、明朝，所谓党祸就是党派，就是巨室，在孟子时就是孟尝君、平原君之流。你读《战国策》就知道了，有一篇文章讲信陵君救赵的事，《史记》、《古文观止》里都有，就是讲巨室。信陵君把皇帝的兵符偷出来就发兵；救赵固然没有错，但是，却不把国君放在眼里。由信陵君救赵这件事情，你就看到那个巨室的力量和作风了。
又如孟子在提到杨朱之学时，也常提到墨子（墨翟）。墨子当时讲学是有组织的，他在弟子中选出一个领袖，就叫做巨子。孟子在这里讲的巨室，相当于墨家巨子。因此，在政治上来说，对于像反对党一样的巨室，必须相互协调，不可以乱来的。
这是中国文化帝王政治几千年来的一个现象，大家读书都轻易放过去了。孔子那时被赶走，也就是因为得罪了巨室，得罪了季家三兄弟。所以后来有一首骂人的诗，“自从鲁国潸然后，不是奸人即妇人”。这是唐代诗人罗隐所作，描述孔子自从流着眼泪离开自己的家国鲁国以后，留下来的只有奸人和妇人了。历史上许多衰乱的朝代，都因为被坏蛋或后宫操纵的原故。很不好意思，在座的有女性，现在都是女性的天下了，当然以前是坏女性多，现在都是好女性（众笑）。如果从这两句诗的观点来看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也的确是这个样子，只是角度有所不同。
所以关于巨室的说法，先给大家点出来要点。但汉唐以后就演变成政党意见之争，非常严重，不但中国历史如此，欧美也是一样。美国的总统敢得罪一个有势力的党派吗？如果意见不能沟通就办不了事。
所以孟子当时的这一句话，是说明民主政治的运作，沟通意见是很重要的，并不是向土豪劣绅恶霸低头，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后世许多读书人，对《孟子》所说的巨室，都搞错了重点，这些读书人做官的成果不佳，也的确受到这一句话的遗害，嘴里虽然不讲出来，但事实上都受到这句话的影响。所以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当县知事回来，跟当过警察局所长回来，两人碰面，自己幽默讲：“知事不知事”，“所长无所长”，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对子。地方的当权者，都不敢得罪当地的大势力，也是因为曲解了孟子“不得罪于巨室”这句话。
后来我们受现代的教育，尤其受革命教育的洗礼，读《孟子》都觉得讨厌，似乎讲仁政还要拍马屁，拍地方恶势力的马屁。我们现在再仔细一读啊，就发现孟子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拿现代话讲，“不得罪于巨室”应该解释为，不得罪政党和大众民意。没想到孟子一句重要的文言，误了几千年当政者的思想，想来也是非常可叹的！
这个高潮一起之后，他接着又讲下去了。由于上面一路仁啊、仁啊下来，突然到了这里，出来一个不得罪于巨室，这个跟仁政有什么关系呢？宋儒以为没关系，就把它圈掉、圈断了。可是这绝对是有关系的，“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说这个仁政啊，是仁心即天心，用现在时髦的西方文化的话来讲，民意就代表了上帝的意志。这就是点出仁政对于天下的重要，因此孟子插了这段“不得罪于巨室”的话，并不是文章从这里切断了。
贤者与能者 在位与在职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
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
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关于“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的问题，我们现在先把“贤德”的这些观念提出来讨论一下。
我们晓得孔孟思想所讲的中国文化，在学术思想上，有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公孙丑》中说过，“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过去我们大家读书，很容易认为，所谓贤能的人就可以担当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笼总的看法。严格地讲起来，应该是依照《礼记·礼运》的观念。而且必须要把《礼运篇》全篇读完，才会了解。因为孔子有一个整套的观念，如果只抓住一段，事实上还是搞不清楚的。
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我们后世往往把职和位连起来，实际上这是两个观念。
一个有道德、有节操、有学问的人，可以把他定位在“贤者”。贤者不一定当政，不一定在职，而是在位。古代的“位”，等于说“三公坐而论道”，是讲思想，或者是最高的决策，并不管执行。假设勉强拿现代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来讲，那些民意代表们，就是在位，但并不是执行法令的在职人员。
“能者”是有才能的人，就是在职执行决策的人。能者与贤者，这两个观念的内涵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在历代的帝王政权或者是政治经验中，这个道理实际上的应用，集中在清朝的初期，尤其在康熙时代。康熙把做官的人才分成九类，地方官吏，或者巡抚之类，后世所谓省主席之流，他用的是“能”人，绝对用能人，不用贤者。贤者学问好道德高，把他送到翰林院去，写书编书，坐在那里吹吹牛啊，一辈子给他编几部大书。就算是年轻一点四十多岁考到翰林的，二十年给他在那里写一部书，就把他“闲”起来了，贤者闲也，清闲起来。
做地方官吏的必须要用能员，能替国家社会、老百姓办事的，并不一定要他学问好。甚至康熙还采用了法家的思想，贪污一点点，品性差一点点，皇帝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赚一点点钱，跟他办事的能力比起来，很值得，这一点钱就让他贪去好了。他替社会国家做好了事，那个代价太大了。所以古代讲皇上圣明啊，皇上心里非常清楚；虽然清楚这个官员贪一点财，因为他是能员，非用不可。
由此我们了解，“贤能”的政治，贤与能两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当然，一个有道德的人，同时又是能人，在历史上也有，譬如宋朝有名的范仲淹，不但学问道德好，而且出将入相；他不但是个“贤者”，而且是个“能者”，才能又高，道德又高。这一类的人才，在历史上是极为难得的，足以为人榜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