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士族长期拥有政治特权，自身优越感非常强烈，而权力场上的竞争意识却在逐渐地退化。
自己是王侯将相留下的种，我的地盘我做主。这种自我麻醉意识让他们在权力场上逐渐丧失了战斗能力。而与此同时，庶族地主们却无时无刻不在瞪着血红的双眼盯着那根权力的魔法棒，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他们以武职为升官阶梯。为了打通自己上升的权力管道，庶族武官通过战场上的玩命精神来获取军功，有了军功他们自然也就有了军权，有了军权他们也就有了获取更大权力利益的资格。权力的发展规律也是遵循着此消彼长的规律，庶族兴起，士族必然就会走向衰落，魏晋南朝朝的更替密码就在于此。
明初文官荫叙制度是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回光返照，虽然说这时候它还只是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还没有全面推行，但离它闪亮登场只剩下时间问题；到了明中叶后，在特恩荫叙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官荫叙制度。荫叙是什么样的制度呢？简单地说就是特许皇亲、勋贵和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凭门第血统获得出身。
那么这种血统上的鉴定，靠的又是什么呢？和今天一样，靠的是士族的DNA鉴定。DNA这个东西很厉害，用来破案一破一个准，并且一个人死了几百年，用毛发就能测出你的前世。当然这里的士族DNA鉴定，并不是靠科学仪器来鉴定。而是通过扒一扒你的祖宗八辈，看一看他们曾经留给你的是背影，还是家族的背景。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把封建官场人员的出身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不用说，就是牛气冲天的士族：这批人除了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标准以外，还添加了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牌士族；第二类应该算是小姓：这批人包括所谓县姓、地方豪绅等，就是介于寒素与士族之间的阶层，由寒素升为士族必须经过小姓这个阶段，不能越级；第三类就是寒素：指素士、农、工、商、兵和其他半自由民，以及非自由民中间的奴婢、门客等等。
门阀制度的风行，为士族成员把持正式权力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强大的机制保障。门阀的大门直通官家的大门，两扇大门合二为一就可以打通权力的管道。当时官场上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也只是徒有虚名，不但没有起到推贤举良的作用，反而成为门阀制度的助推器。这样在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正常现象。此风一长，让那些奋斗在基层第一线充任吏员的士族子弟也就越来越少。士族弟子不用再待在基层熬资历，他们拿着代表身份的通行证在官场之上一路绿灯。
虽然吏员的社会地位也不算低，但他们的出身还是拖了自己的后腿。
严格的等级制度导致吏员的地位始终处于权力系统的最底层，甚至与那些跑腿打杂的仆役相差无几。直到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并日益完善，权力集团需要的人才有一部分开始由科举考试遴选出来，成文人入仕的另一途径。
唐天佑二年（905年三月），这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当时权力集团内部掌管国家礼仪大典的太常卿的位置空了出来。官场永远不缺官员，就像江湖永远不缺漂流客。这时，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就向当时的宰相裴枢建议，让自己的手下张廷范出任太常卿一职。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裴枢的一口回绝，没有丝毫可商量的余地。
裴枢拒绝的理由是：按照惯例，太常卿应该是由当时的清流人士来充当，而张廷范只是一个身份低下的“胥吏”。也就是说，张廷范永远只能做一个打杂跑腿的“胥吏”，没有进步的可能。
太常卿一职属于文臣序列，文臣集团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正式章程。
唐末五代时期的文臣集团，是一个社会成分相当复杂的群体。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是来自昔日的名门和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就是前朝的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个人的能力白手起家。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生来就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繁杂事务；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和文士，也有所谓的“文吏”。
宰相裴枢拒绝的理由让朱温非常生气，但又让他哭笑不得。他一直以为这个裴枢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想不到原来也是个本本主义者。难道这位宰相大人没有看清楚当下的形势，还一味地抱着士大夫病态似的“清流”主张不放？迂腐的文人，根本不懂得与时俱进。
既然在这里说到了“清流”，那么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文臣群体的构成。因为文臣群体的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权力分割的内部关系，是论资排辈还是以家庭出身作为前进的阶梯。对于时人来说，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的官，完全取决于附着在他身上的那些社会角色，与能力大小无关。
就拿那些出生在名门望族的官员们来说，他们从唐朝末年以来就一直把持着朝廷重臣宰相之位，那些高禄显位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家地里产的，与别人无关；但这些重臣宰相的秘书或者谋士，则主要是那些沉浮于社会基层，经过实践检验的人才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暗中互相较劲。如果不幸生逢乱世，那么这种权力的争锋将会来得更加猛烈。我们只要看看裴枢这些文人对于“清流”的推崇，就可以知道“文臣”之间的成见有多深，绝对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文人相轻”就可以说清楚的。这些人虽然在起家方式、素质能力都大相径庭，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能够在同一个权力管道中生存博弈。这种在乱世中形成的同类之间的排斥打压很容易摧毁一个人的精神。
这一年的五月，天象出现星变。这种在当时无法解释清楚的自然现象，就被某些好事者拿去大做文章。朝中另一位非清流宰相柳璨，此人也并非不想加入“清流”，而是清流人士认为他出身贫贱而不肯将其收编。柳璨就跑去跟朱温讲，朝中这些士大夫对您辅佐天子的行为非常不满意，经常在私底下议论。今天天象突然出现星变，据星象专家解释，这预示着国家将有一劫，皇帝和大臣们也将有一场大难。如何避开这场灾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以暴力杀戮来应对骤变的天象。骤变的天象总是要为人间带来不祥，究其原因，无非是人心难测，规则难破。
朱温本来就不是傻子，他当然明白柳璨说这些话的意图。一个饱受仁义道德教育多年的文人居然开口闭口杀无赦，与他这个武夫相比，其阴损狠毒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温心里比谁都清楚，柳璨要借他这把刀来杀人，并不是出于对他未来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私心。
朱温当时并没有很快就做出决定，正在他犹豫不决之际。他的亲信，一个被清流人士蔑视的知识分子张策跳出来跟他理论。张策告诉他，你应该让这些清流朝臣们统统靠边站，他们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前进脚步。言下之意，如果你不借此机会来一次血腥杀戮，将来你朱温就有可能成为一头名副其实的瘟猪。
这句话让朱温实在有些坐不住了，他的恶开始向胆边生。他之所以没有被柳璨完全说服，却被张策说服，最起码有两点原因。
其一就是张策是他的亲信自然会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
其二就是张策的理由很充分，符合自己的想法。张策说，不要小看这些文弱的知识分子，他们制造舆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在还没有网络报纸电视的时代，制造舆论完全是靠手里的笔或者口耳相传。文人的笔不输给武人的刀枪，同样可以上演夺命好戏。
就在朱温心头火起之际，有人不断地往燃起的火上浇油。谋士李振就是其中一位。
李振这位在科举路上走得异常艰难的在野知识分子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清流人士。在李振看来，他之所以屡考屡败，完全是拜那些清流分子所赐。因为清流分子好像天生就是考试机器，他们用自己过硬的文化素质几乎垄断了科举名额。他跟朱温说，朝廷之所以纲纪紊乱，都是拜那些清流分子所赐。大王将来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那就非除掉他们不可。
李振的意思是说，在皇家集团与藩镇集团的争斗中，清流人士都一边倒地站在了皇帝的这一边。随着“清流”集团的火线加盟，皇权得到了巩固。对于朱温来说，要做大做强藩镇势力，就要削弱清流集团的实力。
在这里需要插一句的是：唐朝的官和吏与前朝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流品之分，官吏之间有着质的区别，但两者之间还没有形成无法逾越的鸿沟。毕竟吏员与一般老百姓还是有区别的，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公权力的合法伤害权，老百姓畏之如虎。吏是介于官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受制于官，又是官员施政的助手。表面上来看，这些吏员所从事的都是琐碎政务，社会地位并不突出，但正是这些琐碎的政务粘合了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衙门的权力环节。在庞大的行政机构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权力缝隙使得心术不正的吏员有机可乘。既然在身份上无法与国家正式编制的官员相比，那就多捞点利益的油水。正是这种利益的纠合，使得权力系统陷入胥吏的掌心之中。
这个理由足以撼动朱温的内心世界，接着他又将裴枢拒绝自己建议太常卿人选的那件事联系起来，心中的怒火完全被点燃。他决定利用自己把持朝政的威权，砸碎那些清流人士的美梦。他命令傀儡皇帝唐昭宗下了两道旨意，第一道是封张廷范为太常卿；第二道是贬三个宰相裴枢、独孤损、崔远为刺史。
这三人是清流人士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被贬，在清流人士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朱温的铁腕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谁不服，就贬谁；再不服，就连贬带扁，往死里扁。当时的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傅在同一天被贬。紧接着，太子太保赵崇致仕、兵部侍郎王赞被赶出朝廷。从此以后，朝廷中但凡有所谓“清流”头衔的人都被朱温以皇帝的名义逐出权力核心层，放逐到地方为官去了。到了该年六月份，被贬斥的朝廷重臣已有三十多位。
朱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几天后，他以昭宗的名义下旨。将裴枢等被贬的高级官员三十多人弄到一个叫做白马驿（今河南滑县）的地方，将他们全部杀掉。杀人的借口冠冕堂皇：这是按照昭宗的意思在办。
这时候，那个出馊主意的李振又站了出来。他跟朱温讲，这帮人不是一直以“清流”自居吗？那就把他们的尸体统统扔进黄河里，让他们死后永远成为黄河中的浊流，无法融入清流。像李振这样的文人只要将自己身体内的文骨砸碎，他们首先祸害的还是自己的同类。本是同根，相煎越急。
朱温看着眼前这个落榜书生，见过无耻的文人，没见过如此无耻的。黄河黄，是因为黄河本身就是浊流，真是创意之举，也只有李振这样不得志的文人能够想得出来。就这样，三十多具清流人士的尸体被抛进了滔滔的黄河，清流之躯融入黄河的浊流。
事情到这个程度，我们才弄明白“白马之祸”的祸不在杀戮本身的惨酷性，而在于它的巨大讽刺性。文人李振借着朱温之手，发泄着自己对于清浊之分的愤怒。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朱温又把那些不肯依附于自己，且又自认为门第高贵，或经由科第出身而身居三省台阁官员、地位稍微显赫者全部诛杀。诛杀的理由给得牵强，说他们是结党营私，破坏了国家的权力安全阀。这次杀掉的文臣有数百人之多，朝堂为之一空。
事件背后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曾经的黄金盛世在走向穷途末路之时，文人士大夫们的结局是凄凉的。
更让人胆寒的是，在整个事件中，李振这些读书的种子毫无物伤其类的痛感，甚至在溅起的血光中能够倒映出他们狞笑的面孔，这的确让天下读书人为之心寒齿冷。李振这样不得志的“书生”主导了这场权力世界的悲剧；包括挥刀斩杀文臣的朱温，本身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陷入这种疯狂的状态？
魏晋南北朝以来，很多士子在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后，在中原形成了一个以炫耀家世为特征的特权阶层。到了晚唐时期，这些有着社会背景的“衣冠之士”已经在维持最后的辉煌。体面的家族背景，并没有为他们换来对等的权力。可他们仍心有不甘，即使成了强弩之末也要挣扎到最后一刻。好像唯有如此，才能不辱没祖上的那份荣光。
唐朝末年权力系统的大崩盘，从皇帝到官僚徒有救世之心，而无救世良策。士族流品虽然有了回光返照的迹象，可也有了死亡的色彩。
晚唐官员选拔被那些官宦士族、权豪子弟们所把持。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也就是说，平头老百姓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连门都没有。
士族人员的权力抱团也直接削弱了皇帝手中的权力。为了稀释士族人员的权力，从隋朝开始，官家开始推行科举考试。这种方法有效果，但却没有收到从士族手里完全夺权的效果，大部分非士族人员中依然徘徊在权力的门槛之外。士族人员依旧把持着核心部门的核心权力，并不断提携着自己圈子里的人才。清流与浊流好像怎么尿，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同样是读书人，因为出身门第不同，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却只能久居人下。这种权力通道的堵塞，让非士族人员对那些所谓的“清流”高级官僚的憎恨越发强烈，划根火柴，就可以引爆一个世界。
从隋唐的官场斗争来看，如果不是士族阶层企图堵死非士族知识分子的晋升之路，他们绝对不会落得那样的下场。客观地说，士族知识分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官文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价值。自古以来，我们只要说到官文化，好像都是士族知识分子的事。这种文化上的垄断，其实就是官家话语权的垄断，说白了其实就是权力的垄断。这种垄断让无数的非士族读书人在权力的门外除了长长地叹息，就是幽幽地怨恨。当怨恨和叹息有了发泄的通道，士族阶层的末日也就随之而来。
唐朝末年，黄巢带着“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豪气干云杀进长安城的时候，谁也不会料到他曾经也是一名科举落榜的读书人。虽然他的落榜与清流士子无关，可愤怒是同一种愤怒。许多出身底层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精神软肋，那就是容易走进自己为自己编织的藩篱，无法挣脱。他们习惯以铁铮铮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一句话：人背不能怪社会；他们习惯于在客观问题上寻找主观原因。
朱温与士族官员的矛盾，让他们找到了一条发泄的通道。
朱温的手下张廷范能力有多大，并不在裴枢的考虑范围内。按照当时的干部选拔条例，张廷范连入围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朱温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裴枢才会那么直接而果决。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权倾朝野的朱温在宰相裴枢看来，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官场流氓。当朱流氓要求将自己的小弟安插进上层权力系统，裴枢直接就亮出红牌。裴枢在这里低估了他的对手，也高估了自己这个宰相的权力。他一个士族文人，又怎能挡得住一个在朝堂之上敢和皇帝叫板的官场流氓，并且这个流氓还打上了文化的底子。
我们不能说裴枢是唐朝权力结构的忠诚卫士，因为他维护的只是一个走向末路的士族制度。当他和他的那些“清流”盟友们成为这场权力博弈的炮灰，不知道那个提议将他们的“清流”之躯抛进黄河“浊流”的儒家弟子李振又会作何感想？
裴枢们做了一个正宗“清流”者应该做的，他们不惜用性命捍卫自己的“清流”之名。他们也早已料到这最后的结局，但走上这条权力之路，他们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裴枢为首的清流人士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将张廷范、李振等人死死地堵在了权力的大门外。自从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用性命堵住的那道权力安全阀也随之松动。朱温也将唐朝这个盛世王朝掀了个底朝天，五代时期太多的俗得不能再俗的文人纷纷登场。这些在野文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承担起文化与道德重建的重任，而当他们毁掉肩负重任的人时，却是那么的毅然和决然。
“白马之祸”岂止是一群士大夫的灾难？！又岂止是一种制度的灾难？说到底不过是DNA决定了权力的出路。
历史在仓惶之间走到了这一站，曾经风光无限的名门士族也开始逐渐走了下坡路。士族的儒生们纷纷头悬梁锥刺骨，投身于没完没了的科举考试，用青春去赌那未知的明天。权力集团的上层虽然还是士族文人在那里唱主角，但他们已经无法再形成抱团排他的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