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金元清戏曲论稿(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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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元初杂剧繁荣原因研究

为什么杂剧在元代兴盛,并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明人王骥德深感迷惑不解:“此穷由天地开辟以来,不知越几百千万年,俟夷狄立中华,于是诸词人一时林立,始称作者之圣,呜呼异哉!”[1]近代以来,诸多研究元杂剧的专家学者一直试图解开这个谜,并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个谜,也诱发了笔者的好奇心,使我情不自禁地步入这个迷宫,但所得结论则与他人有所不同。

公元1229年,蒙古贵族在选举窝阔台为大汗的盟会上,决定全力伐金,蒙古马队,从高原上滚滚而来,揭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

当时,统治黄河流域的女真贵族政权,腐朽荒败,荼毒百姓。支撑金政权的屯田军,早已成为不耕不战的社会疽痈,不堪一击。而统治江淮流域的赵宋政权,也是日薄西山,先无力单独灭亡金国,收复中原,后无力把蒙古马队驱之漠北,只有对外纳币求和,对内实行血腥的军事镇压与严酷的思想钳制。饱尝分裂之苦的南北庶民,都渴望结束长期的战争动乱。统一的使命,历史地落在蒙古马队身上。

继鲸吞金国,攻占大理,进驻吐蕃之后,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灭掉南宋,终止了300多年几个政权并立的分裂局面,使我国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2]。“宇图之广,历古所无。”[3]

众所周知,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在“分久必合”之初,多是建立一个较为短暂的统一政权。春秋战国大分裂之后建立的秦朝,只维持了15年。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朝,延续了30年。但是,五代十国、南北宋金辽之后的元朝,却有90年气数。这90年,果真全像有人描述的那般黑暗么?作为久居漠北的蒙古族,统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之后建立的“过渡”政权,却维持得比秦、隋两个汉人“过渡”政权长得多,这完全靠蒙古马队的军事高压能行么?对于蒙古贵族入主后的功过是非,由于封建时代汉族文人及史家的某些偏见,往往攻讦多于公允评价。有的史家已洞察这一现象:“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心中,有时杂以嘲讽。”[4]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个事物具有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过程。而一个朝代也一般要经过建国、大治、衰落、亡国几个阶段。笔者经过一番考察认为,90载的元朝也有盛世,即南宋灭亡的至元十六年前后到大德十一年的约30年间。就是“蔽于战胜余威”的明人修《元史》,仍对这30年的天下大治赞扬备至。首先,褒扬元世祖元成宗重视农业,发展生产。一个久尚游牧文明的集团入主中华,非较快接受农业文明不可。《元史·世祖本纪》屡记:“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宋濂等评曰:“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见英识,与古先帝无异,岂辽、金所能比哉。”为便于管理全国农桑生产,元朝先后设置了劝农司、司农司、管田司、江南大司农司等中央与地方农业机构。忽必烈还诏令劝农官举察地方官吏的勤惰,升勤于农事者,降惰者,并派出官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又颁布劝农之制十四条。世祖常常告诫臣下:“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故世祖之世,家给人足。”

元成宗更胜之。“大德元年,罢妨农之役。十一年,申扰农之禁,力田者有赏,游惰者有罚,纵畜牧损禾稼桑枣者,责其偿而后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几于至元。”[5]

其次,世祖、成宗两个统治集团,较为关心民间疾苦,屡屡赈济灾民。据笔者粗略统计,仅至元二十七年,朝廷赈济各地方灾民的次数如下:一月五次;二月十三次;三月五次;四月十一次;五月七次;六月五次;七月六次;八月四次;九月三次;十月二次;十一月四次;十二月五次;共七十次。最多的一次是十月,“尚书省臣言:‘江阴、宁国等路大水,民流徙者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户。’帝曰:‘此亦何待上闻?当速赈之。’凡出粟五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九石”。

元成宗也是如此,仅大德四年就有数十起。并轻赋税,减少百姓负担。大德二年十二月,成宗“诏和市价直随给其主,违者罪之。定诸税钱三十取一,岁额以上勿增”。大德四年十一月,“诏颁宽令,免上都、大都、德兴大德五年丝银税粮;附近秣养马驼之郡,免税粮十分之三,其余免十分之一;徙罪各减半,杖罪以下释之。江北荒田许人耕种者,原拟第三年收税,今并展限一年,著为定例”。

努力使久经战乱的百姓休养生息的同时,世祖还命宣抚司四下奔走,“礼高年,问民疾苦”。成宗也常“诏遣使问民疾苦”。并于大德三年正月,“置各路惠民局,择良医主之”。

第三,世祖、成宗都轻刑罚,重德治。“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颇伤严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简除苛繁,始定新律,颁之有司,号曰《至元新格》。”此法“更用轻典,盖亦仁矣。世祖谓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杀,汝勿杀,必迟回一、二日乃覆奏’”。明人宋濂等也由衷赞道:“斯言也,虽古仁君,何以过之。自后继体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国有疑狱,必遣官覆谳而从轻,死罪审录无冤者,亦必待报,然后加刑。……此君臣之间,唯知轻典之为尚。百年之间,天下七宁,亦其偶然而致哉。”[6]世祖管束各级官吏,“其职官污滥,量轻重议罚”。

成宗也如此。大德四年,“诏蒙古都元帅也速答而非奉旨勿擅决重刑”。成宗又极力限制皇亲国戚的不法行为。大德元年十二月,“诸王也只里部忽刺带于济南商河县侵扰居民,蹂践禾稼,帝命诘之,走归其部。帝曰:‘彼宗戚也,有是理耶!’其令也只里罪之。禁诸王、驸马并权豪,毋夺民田,其献田者有刑”。大德二年正月,“禁诸王、公主、驸马受诸人呈献公私田地及擅招户者”。七月又“诏王,驸马及近侍,自今奏事不经中书,辄传旨付外者,罪之”。

成宗还严加整肃官吏。大德六年正月,成宗问台臣:“朕闻江南富户侵占民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卿等常闻否?”台臣回答:“富户多乞护持玺书,依倚以欺贫民,官府不能诘治,宜悉追收为便。”成宗马上“命即行之”。大德七年,“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第四,世祖、成宗,皆能从谏如流。成宗即位之初,赏赐较多,中书省臣谏言:“国赋有常数,先帝常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由是岁务节约,常有赢余。今诸王藩戚耗繁重,……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及,乞俟其部,臣等酌量拟以闻。”成宗从之。不久,御史台臣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廉访司官岁以五月份按所属,次年正月还司。职官犯赃,敕授者听总司议,宣授者上闻。其本司声迹不佳者代之,受贿者依旧例比诸人加重。”成宗依允。大德六年十二月,御史台臣“请禁诸路酿酒,减免差税,赈济灾民。帝皆嘉纳,命中书即致行之”。

因此,《元史·食货志》总括道:“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而尤倦倦于农桑事,可谓知理财之本者矣。……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者,盖于此。”由此可见,明初的史家文士,都认为至元、大德是元代的盛世。就连由金入元,生活在元代前期,创作了《窦娥冤》、《鲁斋郎》等揭露现实黑暗的“铜豌豆”关汉卿,也写下了散曲《大德歌》称颂。而“大德之后,承平日久,弥文之习胜,而质简之意微,侥倖之门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于上,吏肆于下,言事者屡疏论列,而朝廷讫莫正之,势固然矣”[7]。

至元、大德年间,正是元杂剧的繁盛时期,《录鬼簿》中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皆活动于此期,这难道是偶合吗?没有社会的安定,戏剧创作活动与演出活动可以从容进行并日臻繁荣么?元人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云:“国初混一,北方诸俊新声一作,古未有之,实治世之音也。”元初杂剧即为“北方诸俊”所作“新声”的一部分,不也属于“古未有之”的治世之音么!

近40年来,有些人试图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单一理论模式解说元杂剧繁荣之谜,但是,往往在尚未接触问题的实质之前,便已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元杂剧繁荣的元代,经济无论与唐代,还是与北宋相比,都无以匹敌。因此,便有“城市经济畸形繁荣”说。而元大都,远不如唐长安、宋汴梁繁荣。马克思经常告诫人们,不能把这一理论当成一把万能钥匙到处乱用,“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8]。

戏剧文化的繁荣,必以思想自由为因子,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惟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对象时,即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最优秀的活动”[9]。元杂剧的昌盛也是如此。至元、大德年间,较为开放,思想自由度很大。既让儒、道、释、基督、伊斯兰各教并行,又允许文化界、思想界发表各种异端学说。

元世祖崇尚儒学,启用儒士,接受汉法,拟定朝仪,制造礼乐,设置学校。鸿儒赵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世祖在潜邸尝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对曰:‘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之仕”。并建造八极书院,请赵复主持讲授。[10]世祖又令蒙古子弟从名儒许谦、吴澄等学习孔孟之说,熟悉治国理民之术。同时,纵容各派宗教活动。无论是中原已有的佛教,还是元太祖时就受到蒙古贵族青睐的道教;无论是中亚的伊斯兰教,还是西欧的基督教,都可以在全国各处自由宣扬本派教义,无所限制地发展信徒。另外,也可以发表无神论。如谢应芳编著《辨惑编》,摘录古书中有关反对封建迷信的材料,分为生死、疫病、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术、卜巫、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十五类,每类前加有按语,发抒己见,其中,有的试图从认识论及社会历史发展上找出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夫江南淫祠,在唐为狄梁公尽毁。唐衰礼废,继以五季之乱,妄意邀福,谄非其鬼,泛然以大号加封,紊杂祀典,祠庙滋多。里巷间土地有祠,盖实启于此。”

特别是元代对南宋和金朝遗民的反抗情绪也持宽容态度。例如,南宋遗民周密,在著述中颇推崇抗元的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而对降元者,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如写“学问议论,一尊朱子,崇正辟邪,不遗余力”的道学家兼知州方回,“倡死封疆之说甚壮。忽北军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践初言死矣,遍寻访之不获。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帕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11](周密《癸辛杂识别集》)这般直接指斥降元汉官,照样发表,并且未受丝毫责难。后世评说:“密放浪山水,著《癸辛杂识》诸书,每述宋亡之由,多追究韩、贾,有《黍离》诗人‘彼何人哉’之感。”(《四库全书提要》)

又如南宋遗民邓牧,宋亡后拒绝出仕,隐居余杭山中灵霄宫内,与道士编撰《洞霄图志》,并著有《伯牙琴》一书,深思南宋亡国之因,觉察封建专制之弊。他在《君道篇》中痛斥封建皇权:“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所好,聚人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久治安可乎?”他还直接发表“败则盗贼成则王”的见解,“若刘汉中李晋阳,乱世则治主,治世则乱民也。有国有家,不思所以捄之,智鄙相笼,强弱相陵,天下之乱,何时而己乎。”又在《吏道篇》中揭露官吏的贪暴:“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他甚至同情百姓的反抗,认为原因出之于官府的剥夺:“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更有甚者,南宋遗民纷纷组结诗社,怀念故国,抒发黍离之感,在思想情感上与元朝抗衡,而元初统治集团仍予宽容,任其自由活动。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名次,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今世所传,惟浦江吴氏《月泉吟社》。”文中的“吴氏”,指宋末义乌县令吴渭,元初与曾参加文天祥部队的谢翱等人,创建月泉吟社。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月十五日,吴渭等人向各地社友发出诗题,限五、七言四韵律诗,定于次年正月十五日收卷。三月后,共得江南社友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经过评定,于三月三日揭榜,选中二百八十名,依次给予奖赏,并把所选诗章,编成一集付梓。诗中屡有“自笑偷生劳种植,西山输与采薇翁”,“已学渊明早赋归,东风吹醒梦中非”,“弃官杜甫罹天宝,辞令陶潜叹义熙”等句子,说明月泉吟士们都与伯夷、叔齐、陶渊明有相似的隐衷,所以,不约而同地借此寄寓自己忠于赵宋,不愿屈身仕元的爱国情思。后世学者对月泉诸士的放声歌哭式的反抗深深理解,明人毛晋跋《月泉吟社》云:“虽虬尾一握,然其与义熙人相尔汝,奇怀已足千秋矣!”清人全祖望也跋云:“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

月泉诸公结社联吟,实际上是江南遗民反元情结的大宣泄。此时,距南宋亡国才七八年。这种诗社及活动,明显地与新政权对抗,而世祖集团置若罔闻,听之任之。这与清前期迭兴文字狱,呈鲜明对照。笔者认为,一方面,元初统治集团,热衷于军事镇压,疏于思想钳制;另一方面,这也是元初统治集团自信的表现,相信自己治国安邦的才能超过前代,力图以各种努力,达到天下大治,形成太平盛世,让江南遗民,在事实面前,通过对比,淡忘对南宋的怀念,逐渐消除对立情绪,以接受元朝的统治。这种宽容与自信,为元杂剧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元初的杂剧作家们,既可写历史题材,借古讽今,又可以写现实题材,大胆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从现存的元初各家剧本来看,各类题材皆可写,不受任何限制;剧作家们的思想无拘无束,在纵横广漠的思维空间里自由驰骋,才时时迸发出创作灵感,产生《窦娥冤》、《救风尘》、《汉宫秋》、《梧桐雨》、《西厢记》、《赵氏孤儿》等别开生面的佳作。如果元初也像清前期偏后那样大搞文字狱,钳制思想,那么,可能将是另一番景象。

元初,蒙古族以及名为色目人的西域各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原,出现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这次较之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更为规模空前。这是中西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的一又次大碰撞。在某种意义上说,元杂剧是这两大文化撞击时迸发的一朵光彩夺目的火花。

公元1218年至1260年,蒙古人金戈铁马,弩炮火箭,先后三次西征,灭花剌子模、巴格达;破康里、木剌夷;克钦察、波兰;平俄罗斯、叙利亚,使蒙古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蒙古贵族挟军事上的胜利,把欧洲与西亚大批被征服者迁徙到黄河流域。这些移民中,有被俘的工匠,被遣发的平民,也有携家带族的部落首领,及经营商业的各方人士。其中最多的是原居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庶民。他们迁入之后,大多数从事农业、手工业,或充当职业军人与传教士,或依贸易为业。元朝官方称之为“回回”。根据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记载,元初的回回,“皆以中原为家”,并遍及江南各市,尤聚居于广州、泉州、宁波等东南沿海城市。非洲旅行家伊本·拔都他游历中国之后记述云:“中国各城市中,都有伊斯兰教徒居住区,筑有清真寺,作为礼拜之所。”

元初所指的“西域”,范围很广,包括元的西北部以及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利四大汗国,大致东起唐古特、畏兀儿,西至欧洲多瑙河流域与西亚高原。蒙古文字,原先采用畏兀儿字母。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以汉语楷书和畏兀儿文作为通用文字。由于阿拉伯语与波斯语是中亚、西亚两种主要语言,为了加强与各汗国的联系,并与之进行文化、经济交流,至元二十六年,元世祖诏令成立回回国子学,招收贵族、官吏、富绅子弟入学,见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随着西域人的移居和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传授,阿拉伯文化艺术纷纷传入中国。元朝王士点、商企翁编撰的《秘书监志》卷九“回回书籍”条目之下,列举至元十年北司收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书籍23种。

这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打破了汉族传统习俗,允许各民族习俗共存。至元十五年,“礼部议得:四方之民,风俗不一,若便一体禁约,似有未尽”。因此,“各从本俗不须禁约”。[12]而中亚游牧文明的礼乐对中原农业文明的冲击更大。“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即使至元八年许衡、刘秉忠始制朝仪之后,世祖成宗“大飨宗戚,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以后,“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13]演奏宴乐的乐器有兴隆笙、殿庭笙、琵琶、筝、火不思、胡琴、方响、觱篥、龙笛、羌笛、头管、纂、箜篌、云璈、戏竹、杖鼓、札鼓、和鼓、水盏等,许多是西域乐器,显然常常演奏的是蒙古贵族惯听的西域乐曲。这种礼乐习俗及审美趣味不能不影响到元杂剧。如果完全与之相违,元杂剧能在元初迅速成长繁盛么?明人王世贞洞察此情:“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关汉卿、白仁甫等创作杂剧时,“但大江南北,渐染胡语”,因而“时时采入”。[14]

特别是在这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它冲击了汉代以来独尊儒术,以及宋代程朱理学一统的沉寂局面,解除了元初杂剧作家的许多精神桎梏,使他们可以大胆抒写真实感受。世祖成宗两大集团,思想比较开放,不把哪教哪派定为一尊,而让儒、道、释、伊斯兰、基督各教以及教中各派自由活动,几乎各教各派首领,先后都与两大统治集团关系密切,就连刚刚外来的基督教也是如此。1289年,基督教方济各会教士孟高维诺,携带东罗马教皇致元世祖的书信,经波斯,取海道来华。孟在大德八年底和九年初,两次致书克里米亚可萨利亚教士,津津乐道元成宗对他的信任,他可以定期入宫,宫中有他一个职位;他已在大都建造了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前后有三万多人受洗礼;元成宗很喜欢听教堂儿童歌诗班唱圣歌,并希望欧洲不断派遣使者来华。世祖成宗两大集团,在本身中亚游牧文明的基础上,既接受中原的农业文明,又吸收外来的欧洲文明,这种兼收并蓄的胸怀,是滋生元杂剧精神的温床。政策的宽容,是元杂剧繁荣的催化剂。从现在留存下来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的杂剧来看,题材广泛,没有禁区。剧作家们可以宣扬各家观点,可以倾泻内心郁抑,不受任何限制。

也许有人会以《元史·刑法志》“诸妄撰词曲”等条文来质疑,笔者认为,现存《元史·刑法志》中的条文,是元代中后期制定的。世祖时,改定金律,简除繁苛为《至元新格》,不可能有限制词曲创作的“繁苛”条文。后来,“仁宗之时,又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至英宗时,复命宰执儒臣取前书而加损益焉。书成,号曰《大元通制》”(《元史·刑法志》)。因此,这几段条文起码是《风宪宏纲》中才有的。试想,如果元初两朝,就在法律中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那么,此期众多剧作家不就违反禁令吗?然而,并未见有杂剧作家因之获罪,足见世祖、成宗两朝还没有这般律令。[15]

元杂剧为什么是四折一楔子的体制?一直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这种体制,是蒙古人、色目人游牧生活节奏与心理节奏的外化。这些游牧民族,其生活在逐水草而居的马背上。这与农业文明的田野耕作不同,更与江南水乡的慢悠摇橹有别。就是入主中原后的蒙古马队,心理空间仍然回响着“哒哒”的马蹄声。加之燕赵已久受女真人统治,蒙古人与西域色目人及金人也有诸多共同之处。这样,使元初的燕赵观众乐于观赏结构紧凑的四折杂剧,而难于接受南方连演几天几夜的“戏文”。南宋末年有人记录,蒙古“国王出师,亦从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弹大官乐,四拍子为节,甚低,其舞甚异”(孟洪《蒙鞑实录》)。其中所记“四拍子为节”和四折一楔子,有无内在联系呢?起码可以说明蒙古贵族喜听“四拍子为节”的乐曲,“四拍子”是与他们的心理节奏合律的。

善骑射、逐水草、能歌善舞的蒙古人与色目人,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显然与男耕女织的汉族人不同。这也导致二者的审美趣味和娱乐方式的差异。蒙古人出征,军中随带优伶,“先是破唆都时,获优人李元吉,善歌。诸势家少年婢子,从习北唱。元吉作古传戏,有四方王母献蟠桃等传。其戏有官人、朱子、旦娘、拘奴等号,凡十二人,着锦袍绣衣,击鼓吹箫,弹琴抚掌,闹以檀槽,更出迭入为戏”(《大越史记全书》卷七)。这类娱乐方式的弥漫,使元初文人,“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大抵雅乐不作”[16]。可知当时流行的乐府属于俗乐,曲家竞相制作,并使一代人的观念完全改变,鄙视原来雅乐盛行的东南习俗。

这时文化界人士的价值观念,也发生巨大变化,他们不屑于赋唐诗填宋词,而沉醉于元曲创作之中,认为“学今之乐府,则不然。儒者每薄之,愚谓:迂阔庸腐之资无能也,非薄之也;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17]。公然嘲笑儒生菲薄元曲为“迂阔庸腐之资无能也”,进而称颂元曲作者是“通儒俊才”。这并非因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才与优人为伍,从事元杂剧创作的。王骥德对胡鸿胪说:“元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皆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如关汉卿乃太医院尹,马致远江浙行省务官,宫大用钓台山长,郑德辉杭州路吏,张小山首领官,于是多有用之才,寓于声歌,以纾其拂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也。”而后他又断然反驳云:“然其时如贯酸斋、白无咎、杨西庵、胡紫山、卢疏斋、赵松雪、虞邵庵辈,皆昔之宰执贵人也,而未尝不工于词。”[18]可见有些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并非元杂剧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何况“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许多是不愿为官。元人述云:“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弄风月,留连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难识也。”元初,世祖、成宗都多次吸收知识分子入仕,为什么此三人“皆不屑仕进”呢?从现存材料较多的白朴来看,他“幼经丧乱,仓皇失母,便有山川满目之叹。逮亡国恒郁郁不乐,以故放浪形骸,期于适意”,“栖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王博文《天籁集序》)白朴另一友人说他“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谬。顾其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孙大维《天籁集序》)。白朴自己也在《沁园春》词中自叙:“念一身九患,天教寂寞,百年孤愤,日就衰残。麋鹿难驯,金镳纵好,志在长林丰草间。”他以遗民自居,不愿出仕。

元初鉴于前代科举之蔽,即仕人皆钻入书本,以诗词附庸风雅,倦于政事实务,因而不行科考,实行选举。“凡选举守令,至元八年,诏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事备者为上选。九年,以五事备者为上选,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有成者为中选,依常例迁转。四事不备者,添一资。五事俱不举者,黜降一等。二十三年,诏:‘劝课农桑,克勤奉职者,以次升奖。其追于事者,答罢之’。”[19]笔者认为:这种年年考核政绩,作为升降奖惩标准的选拔制,远较科举考试为益。如此选贤任能,成为元初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的有效措施之一。

明人较为注重地域与民族造成的文化差别,王世贞把北杂剧与明传奇进行一番比较后发现:“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并认为北曲的繁兴是一代审美风尚造成的,“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20]王骥德进行历史性考察之后说:“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顾未免滞于弦索,且多染胡语”,“北国之乐,仅袭胡戎。”[21]何良俊具体论述道:“排名如〔阿那忽〕、〔相公爱〕、〔也不罗〕、〔醉也摩挲〕、〔忽都白〕、〔唐兀歹〕之类,皆是胡语。”[22]这些曲牌,还证明元杂剧演唱中采用许多胡地音乐,因为它们都出自李直夫、关汉卿、王实甫的创作中。

这类胡地音乐,早在唐代就传入中原。但在大都一带盛行,显然是随着西域人与蒙古人的大批入居。西域各族人民擅长歌舞:“在传统节日里,高昌王国的臣民通常在当地大寺院举行盛大庙会,会上演出多为佛教内容的戏剧,或通过连环画一类的形象,以生动的语言、手势演唱劝人从善的佛生前的故事,场面十分热闹。”(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联邦德国突厥语学专家葛玛丽认为:“对当时(内地)汉族人来说,古代新疆的说唱艺术、哑剧、舞剧、歌唱、乐队及原始戏剧具有很大的诱惑力。”[23]由金朝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去西域,见“其妇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间有髯者,并业歌舞音乐。其织红裁缝,皆男子为之,亦有倡优百戏”[24],到元初“世民风机巧,虽郊野山林之人,亦知谈笑,亦解弄舞娱嬉;而况膏腴阀阅,市井丰富之子弟,人知优伶发新巧之笑,极下里之欢,反有同于教坊之本色者”(胡紫山《紫山大全集》);从高昌回鹊国王阿厮兰汗,接待汉使礼节为“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25],到元代宫廷的频繁演出活动,可窥视其内在的联系。元人入主后,如果没有以其习俗风尚冲击中原传统的诗教礼乐,能使元杂剧迅速发达昌盛么;如果没有以其马上生活节奏与审美趣味,影响大都、中州一带的勾栏演出,能迅速形成与南方戏文截然不同的四折杂剧么?

王骥德深思熟虑之后,猛然悟出元杂剧繁荣之谜:“盖胜国时,上下成风,皆以词为尚,于是业有专门。”元初王、关、马、白等“胜国诸贤,盖气数一时之盛”[26]。此言信然。

笔者首肯王氏“气数”之说,认为元杂剧繁荣的谜底应为:元初社会相对安定,思想较为自由,创作不受限制,时逢民族大融合之际,中亚游牧文明冲击着中原农业文明而所致。由此可见,元杂剧这朵奇葩不是长在历史荒漠之上,而是根植于一方华夏文化沃土之中。

(原载《文艺研究》1989年5期)

注释:

[1]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2]《元史·地理志》。

[3]《元史·世祖本纪》,以下所引《元史·世祖本纪》和《元史:成宗本纪》不再注。

[4]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

[5]《元史·食货志》。

[6]《元史·刑法志》。

[7]《元史·百官志》。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

[10]《元史·儒学一》。

[11]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元典章·礼部》。

[13]《元史·礼乐志》。

[14]王世贞:《曲藻》,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

[15]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虞集:《中原音韵序》,《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

[17]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

[18]朱经:《青楼集序》,《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

[19]《元史·选举志》。

[20]王世贞:《曲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21]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22]何良俊:《曲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23]葛玛丽:《高昌回鹘王国(公元850—1250)》,《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24]《金史·宣宗本纪》。

[25]《宋史·高昌传》。

[26]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