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艺术繁荣、学术进步的总方针
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957年毛泽东说，这个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个方针不是毛泽东的一家之言。它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来的，是一项国策。它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
毛泽东怎么用这么两句形象的语言概括这个方针，而没有用别的话语？这是因为毛泽东精通中国历史，又研究了20世纪的现状，加上毛泽东独有的文化涵养，逐步提出来的。
20世纪前半叶中国既有屈辱、灾难，也有抗争、奋斗、胜利；既有徘徊，也有进步；既有黑暗，也有辉煌，是一个伟大的不平凡的世纪。20世纪前半叶在文化艺术上，也是了划时代的。在“五四”爱国、民主、科学精神的引导下，人文思想是活跃的。文学进行了革命，小说、诗、散文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中国原有的艺术如绘画、戏曲、曲艺在内容上也不再是原样子。原来没有的艺术品种从外国引进来了，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中，逐步融化为中国的艺术。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学者、文学艺术家。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在文化艺术上学术上是一个“双百”局面。在这样的前提下，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是对历史的总结，又是现实的需要。
但是对“双百”方针的认识、贯彻执行，却是有个过程的，甚至有过反复。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诋毁、歪曲、取消“双百”方针，是为他们搞文化专制主义服务的，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就是提出“双百”方针的当时，人们也普遍地认为这个方针的提出是基于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只是这种斗争同其他斗争不同，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从经验和教训中，才进一步明确，“双百”方针不只是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和思想问题的方针，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归根到底是发展我国经济文化的需要。因为我们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在前进路上，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熟悉甚至不懂得，也不会解决。只有放手让人们大胆深入地进行探索、辨别、论证，造成生动活泼的局面和气氛，才可能找到事情的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百花也才能真实地反映或表现出社会生活多姿多彩的本来面目。因此，“双百”方针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久的总方针。
二 百花齐放不是戏曲一家的赞美词，而是整个文艺工作的方针
“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有了雏形，毛泽东在讲到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时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在当时，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日的大原则。在这个大原则下，毛泽东说：“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在艺术上，毛泽东提出：“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1957年，毛泽东多次阐述百花齐放。他说：“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
根据这个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
百花齐放既然作为一个方针，就不只是戏曲的，而是整个文学艺术工作的方针。我国的文艺是个大概念，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戏曲、话剧、歌剧、舞剧、儿童剧）、美术（绘画、雕塑、版画、剪纸、工艺）、书法、音乐、舞蹈、电影、电视、曲艺、杂技、木偶、皮影、建筑艺术，都在文艺的大范畴之内，都应该允许存在，都应该得到发展。就戏曲而言，在剧种方面，不只要京剧，而且要其他戏曲剧种。我国有390多个戏曲剧种，虽然有一些剧种不能演出了，但还有近200多个剧种活跃在舞台上，它们都是花，都应该开放得绚丽多姿。在剧目方面，实行“三并举”的原则，现代戏、新编古代戏、整理改编的传统戏，都有存在的价值。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在题材、形式、风格、流派各方面都应该允许存在，并得到发展。“百花齐放”实际上是“百花竞放”。每个艺术品种都要使自己更加优美、更有特色，以自己的优长在百花园里参加竞争。
“百花齐放”不只是形式上的，也有内容上的；“推陈出新”不只是内容上的，也有形式上的。我们现在看到的50年代的精品戏，都是从内容到形式上经过推陈出新的。由于是遵循艺术规律加工锤炼的，所以看不出痕迹，使你以为原本就是这样。
百花齐放是就全国范围、整个文学艺术而言的，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地方、团体、刊物都是百花，都要齐放，而是把自己当作一朵花，使自己的色泽、姿态、香气独特、绚丽、动人，去百花园中争一席地位。就领导者领导部门来说，无论对戏曲还是对整个文艺，都要平等对待，同样重视，为它们创造条件，使它们都得到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三 学术问题不必勉强作结论，让实践和时间去考验
毛泽东在论述百家争鸣的方针时说：“两千年以前那个时期，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这是1956年说的。1957年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作为一个重大问题，用了一节的篇幅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起进行了论述。
根据这一方针，学术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不能利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学术上的问题，应该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实践去解决。有些问题不一定非要作结论不可，要让时间去考验、鉴别。因为学术是学问而不是宣传品，不可能“一律”。更何况有时真理并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往往是坐冷板凳的一家之言。因此在学术上，营造宽松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中国艺术研究院历来都是这样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研究中当然要坚持主旋律，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学术研究毕竟与政治运动不同，要允许和承认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这是一种实事求是，尊重科学规律，宽容与包容的学术风气。众所周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红楼梦》研究中有好几个学派，各届院领导对各派，都是尊重的。对社会上的各派，包括过去曾经遭到批评的一些名家，也都是尊重的。199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台湾举办“红楼梦文化艺术展”，对各派都较详细地作了评介。中国艺术研究院存在许多艺术学科，对于各学科间也提倡互相尊重互相了解，而反对互相排斥互相鄙薄。对于20世纪的文学艺术评价，对于各种文艺思潮，有关的研究机构也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保持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品格与品位。正是由于坚持了自己的作风与气派，中国艺术研究院才涌现了众多的，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又各具个性的学术成果。
百家争鸣是不是“百无禁忌”呢？不是。毛泽东就提出过“禁忌”。1956年他提出一个大前提，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1957年他又提出六条标准，但是在六条中他强调了两条。“禁忌”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会发展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发展，他也是强调两项。这些“禁忌”对于百花与百家都是适用的，但我觉得对百家更直接。因为百花齐放是形象的，它的思想是隐藏起来的，人们的感触感受也就会不同。而百家争鸣却是思想敞开的，明白无误的，因此对“禁忌”也必然不能含糊。胡锦涛同志曾对荣耻观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八荣八耻。他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他虽然是从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气讲的，但对于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 继承弘扬古代优秀遗产，借鉴吸收外来先进文化
“双百”方针还包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继承弘扬古代优秀遗产、借鉴吸收外来先进文化。
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条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讲话》中进一步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学习、继承、借鉴、吸收的根本目的是建设新文化，创造新艺术。就是要形成如毛泽东所提倡的那种“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生动地说：“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
20世纪过去了，我们进入21世纪，进入一个经济全球化新时代。新世纪在文化艺术建设中还需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吗？如果需要，又如何用呢？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体化，在文化艺术上更不是全球化一，而是“和而不同”的，即多元的，多样的，就如费孝通先生说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各自特色鲜明的。但又绝不是互相隔绝的，而是交流的，融会的。我们的文化艺术有自己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形成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好多文化成果艺术品种是我国所独有、外国所没有的，是民族文化的特质。在新世纪的格局下，我国的文化艺术要面向世界，既要继承我国各民族历史上一切优秀的传统，保持和突出民族的特色，又要吸取世界各民族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
这种关系，邓小平讲得十分明白：“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取、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这种文艺是时代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这种文艺还应该具有地方的、民族的特色，乃至流派的、个人的特色。这种地方的、民族的、流派的、个人的特色越鲜明，整个中国文艺的特色也就越鲜明。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才能自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占据显要的地位。
五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二者是相关联的
从毛泽东的诸多关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论述中，我深深体会到，二者不是独立的、毫不相干的两个口号，而是相互关联的。虽然毛泽东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二者似乎相隔两千年。但纵观文化艺术史，就可发现，二者其实从来是相关联的。百花齐放以其形象鲜活的成果为百家争鸣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和实证。百家争鸣又总是为百花齐放奠定活跃的思想基础，影响着百花的开放。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礼崩乐坏，但却出现了空前的百家争鸣局面。这种思想的活跃，在当时就影响了文学艺术。诸子百家文章中有许多精彩的散文和神话故事，《礼记》中有专门的《乐记》，“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毛泽东语）《诗经》不仅保存了作为礼乐的“赋”、“大雅”，而且更多地保存了“小雅”和民歌体的“风”。战国后期还出现了屈原和《楚辞》。
先秦的百家争鸣更为汉代的文化繁荣打下了思想基础。《史记》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先秦文化的集大成，为以后两千多年的纪传体史书立下了过硬的规矩。《汉书》、《后汉书》继承了《史记》的写实精神。汉乐府继承了《诗经》的传统，汉赋是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发展了的新文体。百戏、汉画石、漆画、造纸、丝织工艺也都是先秦文化艺术的发展创新。如果没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罢黜百家，汉代的文化艺术会更有光彩。
魏晋南北朝又是一个动乱割据时期，但在思想文化上仍然是有建树的。从曹操父子开始，出现的诗人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佛教文化的引进，给中国传统文化添加了新的思想和形式。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开凿的。这些发展又是唐代的全面繁荣的前奏。唐代虽然有时崇佛，有时崇道，却并不排斥其他思想文化，而是敞开襟怀吸收西域、印度的文化艺术，形成了空前的盛唐气象。20世纪上半叶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曲折多变的世纪，也是一个思想逐步开放、文化艺术上多有建树的世纪，众所周知的诸多外来文化艺术门类经过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融化为中国的东西。整个20世纪也可以说是一个“双百”的时代，是21世纪新的更全面的繁荣的先导。
历史上的这种局面和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思想理论的重要。如果思想不活跃，理论上平平，没有什么建树，没有什么棱角，很难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更谈不上繁荣。就艺术而言（我这里指的是表演艺术、造型艺术），如果没有大文化的底蕴，没有文学的修养，不重视甚至排斥、鄙薄艺术研究，艺术创作绝不会有大的长进，更不可能有什么突破。
其次，人才，敢于标新立异的人才，在文化艺术繁荣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如果他们不是敢于标新立异的人物，不是敢于讲出不同观点的人物，他们能成为各派代表性的人物吗？“五四”时期或以后，有胡适才有鲁迅，有创造社、太阳社、文学研究会等众多社会团体的论争，才有郭沫若、茅盾、郑振铎、郁达夫等一大批文学家。京剧如果没有京派和海派之别，就不会有梅兰芳、周信芳。
再次，无论春秋战国、南北朝、20世纪上半叶，无论哪派的人物，他们都不局限于一地，都是社会共有的，他们是流动的。“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过去时代迫不得已的办法，但也由此而保留、成就了许多人才。我们现在则应该自觉地，以豁达大度提倡交流，人才互补。一个艺术学院只要自己的学生留校教课，怎么可能培养出时代的社会公认的尖子人才？一个研究所只留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怎么可能在国家重大研究课题上有突破性的成就？
汉、唐和当代，都是经过一段大乱之后达到大治，把坏事变成好事，出现文化艺术的繁荣的。这里的关键首先是清明的政治，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思想文化上则要有宽舒的环境、宽容的政策，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实事求是地全面深刻地总结历史，放开眼界、敞开胸怀，广征博采一切新鲜有用的知识技艺，大胆地发现、阐述、创造、建树新的思想、理论、文化、艺术。20世纪已经过去，我们回过头来研究、总结，会更加客观、更加完整、更加深刻，完全能够在高山脊上建造起新的更加辉煌的文化艺术的长城。
2006年4月17日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