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49年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国民党和陈独秀、毛泽东等众多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王朝、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艰苦斗争。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的浪潮，国共分裂造成了残酷的十年内战，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百余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中，众多革命先烈与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多年前已被免职的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国际歌》中文译配者瞿秋白，因病赴上海就医的途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虽然蔡元培、鲁迅出面救助，仍然被蒋介石下令“就地枪决”，并由瞿秋白早年的学生宋希濂执行。）这时期的各种音乐事务，因此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只有极少数人与个别作品能够游离于此之外）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里，音乐曾经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则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吕骥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讲授“新音乐运动”课，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和音乐研究所联合多所音乐院校的教师，1959年共同编写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及其一套参考资料，奠定了这个学科研究的基础。该编写组副组长汪毓和1964年写作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84年出版），被港台音乐家称为“中国共产党音乐史”。（2009年该书的第三次修订版问世后，有人认为它还存在一些问题。我认为应该允许作者持有与保留自己的观点与写法，这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1973年我调入音乐研究所后，参加了编写《中国音乐简史》、“中国音乐史陈列”、《中国音乐词典》、《聂耳全集》、《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共4卷）等研究课题。遵照中国音乐家协会和文化部领导人吕骥、贺绿汀、李焕之、周巍峙等人的要求，1993年该所承担了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的写作任务（项目负责人向延生）。
如何结合“重写音乐史”的研讨成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力图尽量客观、准确、全面地概括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音乐各方面发展的历史进程；探讨音乐与社会、人民的关系与互动；叙述音乐教育的发展，音乐院校、团体、组织的组建与活动，音乐家的成长、创作、表演、思潮与音乐生活等，是当前音乐史学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为此我们采用了新的写作体例——以时间的条条与地域的块块相结合、突出重点与广博兼具的方式进行布局。通过时间上相互衔接又逐渐叠加交叉的学堂、师范、专业三种音乐教育形式，突出了音乐教育的重要地位（培育音乐人才是促进音乐事业发展最首要、根本的事情），也展现了中国音乐事业早期的发展与逐步提高的状况。
回顾这段历史的种种客观现实，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认为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回避当时音乐与政治的紧密关系，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对写作《中国近代音乐史》的指导意义。民主革命性质的近代史时期，文艺就是要为实现历史使命的“革命战争服务”，为作为人民主体的“工农兵服务”。
应该努力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中国近代时期各方面的音乐事务，进行比以前更客观、全面、丰富、深入的研究与阐述。要在探索其发展与衍变的过程中，发扬光荣的革命音乐传统，体现和发挥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科研究的“正能量”。
为使人们全面地了解国歌的作曲者聂耳，实现音乐研究所创办人李元庆的嘱托，我以世交晚辈的特殊身份与“和稀泥”的方法，说服了起初都持反对意见的音乐界两巨头吕骥与贺绿汀，促成了编辑中国的第一部音乐家全集《聂耳全集》[1]。从聂耳的生日、民族、经历、创作……到死因、安葬、国歌的确定，谁才是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首先倡议者等事项，都依据历史事实提出了新的看法。感到人们即使是对聂耳这样的人，也还是既熟悉又陌生。
为被人们遗忘了的老音乐家杨仲子、柯政和、张曙等人；为破除人为的“造神”，美化聂耳、冼星海的现象；为这十余年“矫枉过正”的全面肯定吴伯超、刘雪庵等音乐家的现象，我都以事实为根据地写作了一些研究文章。对是教育部而不是萧友梅主导了国立音乐院1929年学潮的处理、对黎锦晖的评价及其只流行一时的“流行音乐”的看法、聂耳与“黑天使”事件的得与失等，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地发表了我的个人意见。
某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里，对国民党方面的业绩、音乐家及其作品，研究、肯定的不够，成了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这首先是指导思想与观念的问题，以前过于强调政治标准、阶级和路线斗争，1959年对黄自的评价都成了“白旗”（改革开放后已逐渐有所改进，如对萧友梅、江文也、吴伯超等人的研究）；评价取舍上则应该允许见仁见智。其次由于历史原因（长期的战乱毁灭了诸多的历史资料，民国政府和文化机构又无作为），那时没有写作相关的著作和史书，也没有出现能够代表国民党方面的音乐家与好作品。除了在大陆，2012年我曾专程去台湾收集相关的材料，收获也很有限。
国民党方面的音乐家如早逝的杜庭修、华文宪，1949年抵达台湾的施鼎莹、戴逸青、戴粹伦的资料都相当缺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后总结其失败的原因时，除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也认识到他们没有共产党那么多的好歌。连《国民党党歌》（后又成为《中华民国国歌》）的曲作者程懋筠，既不是国民党员，还与许多著名音乐家一样，1949年都没有追随蒋介石去台湾（赵梅伯、胡然、黄友棣只是去了香港，赵胡后再转往美国）。
几十年的研究岁月里，我尽力而为地发掘和采用了多方面的新材料，在相关的著作里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或看法，但是如何科学地评价与总结这段历史，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愿有志者共同努力、继续奋斗！
注释：
[1]1985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人民音乐出版社联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