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近代音乐
“学堂乐歌”的歌声唱出了中国近代音乐新的篇章，中国当时经济、教育、文化的落后与进口乐器的珍贵稀少，决定了中国的音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能以人人都有的歌喉和简便易学的歌曲为主。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非常重视歌曲的宣传、教育和鼓动作用。在开展工人、农民运动，城市文化以及苏区和军队工作时，从起初的利用民歌小调、学堂乐歌、外国歌曲填词改编，到培养自己的作曲家创作出众多传世名曲，成立歌咏团体，开展群众歌咏活动，设立音乐艺术院校，创办国乐队与管弦乐团，编辑、出版音乐书刊，促进了中国的音乐事业特别是革命歌曲创作的巨大发展。
一 早期的中国工农革命歌曲
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1921年1月，由***等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就委派邓中夏、张国焘等学生深入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教唱《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等歌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李立三等人，1922年先后来到江西安源开办工人夜校、组织路矿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创作了《五一纪念歌》（陈潭秋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等歌曲。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奋斗歇》、《京汉罢工歌》，表现了工人阶级与军阀斗争的坚强意志。1922—1928年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中，被誉为“农民王”的彭湃，利用当地的民歌编写了《五一劳动节》、《农会歌》（又名《农工歌》）等多首革命歌曲。贺绿汀1928年初也在海陆丰创作了他的处女作《暴动歌》。1924年彭湃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毛泽东曾任该所的第六任所长）里，唱歌是该所学员的学习科目之一；其课堂前方黑板两旁的醒目位置，就张贴着《国际歌》和《少年先锋歌》（由瞿秋白根据苏联歌曲《青年近卫军》译配）的大幅歌谱。瞿秋白1923年发表了他创作的歌曲《赤潮曲》，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的伟大胸怀与抱负。
二 外国革命歌曲的传入
随着马列主义思想的传入和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许多外国的革命歌曲特别是苏联歌曲，这一时期也陆续传入中国。《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与革命人民共同团结战斗的号角。从1920年起，《国际歌》的歌词就陆续从法文、俄文译成了中文发表在国内外的刊物上，由于没有配上歌谱，因此一直无法演唱。1923年瞿秋白在他担任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第一期上，发表了他从俄文译配的《国际歌》的译词和曲谱，并写文章对这首歌曲做了热情的介绍。当时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萧三和陈乔年，同年也从俄文译配了《国际歌》的中文词谱，随着在该校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回国工作，此歌逐渐传到了国内。法国的《马赛曲》当时在中国也四处回响，在聂耳少年时期生活的昆明，法国兵营每天升国旗时都要吹奏作为法国国歌的《马赛曲》（聂耳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就深受《国际歌》与《马赛曲》的影响）。
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培养东方各国的革命干部，1921年在莫斯科开办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5年又在莫斯科成立了专门培训中国革命者的“中山大学”。在这些学校各期学习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更是把众多的苏联革命歌曲陆续传播到了国内广为传唱，并结合中国的革命斗争生活填写了新的歌词。如：《二七纪念歌》、《悼亡曲》都选用的是苏联歌曲《你们已英勇牺牲》的曲调；《红军歌》的曲调来自苏联歌曲《红军最强大》；《霹雳啪》的曲调来自苏联歌曲《乘风破浪》。
三 大革命时期的歌曲
1924年初，国共两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实行合作，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局面。这年5月在广州成立的黄埔军校，曾经由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写作过一首《校歌》（配以军号号谱为曲调，未能流行）。1926年中共党员熊雄担任第五任政治部主任时，由该部政治教官、中共党员陈祖康写作了朝气蓬勃的新《校歌》（由该校音乐教官林庆培作曲，传唱至今）。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时，担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的中共党员邝鄘（1928年在湘南牺牲时为工农红军第四师师长）编写了《北伐军军歌》（曲调原为法国儿歌《约克兄弟》），这首歌很快被人们以歌词的首句改名为《打倒列强》或《国民革命歌》并迅速流传。这时另一首广为传唱的著名歌曲《工农兵联合歌》（用学堂乐歌《中国男儿》填词）的创作情况，至今还不清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中共党员李求实（1931年牺牲于上海龙华的左联五烈士之一），1926年担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时编辑的《革命歌集》（署名“中国青年社”编），是中国最早出版的革命歌曲集。收入有线谱与简谱对照的《国际歌》、《少年先锋队》、《国民革命歌》、《马赛曲》等外国歌曲和《进行曲》、《纪念五一歌》及根据外国歌曲填词改编的共15首歌曲[1]。
四 苏区与红军歌曲
1927年后在红军与红色革命根据地，学唱革命歌曲是对军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鼓舞革命精神的重要工作。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及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毛泽东等领导人都非常重视革命文艺的建设，工农红军里成立有俱乐部、列宁室以及战斗剧社、八一剧团、工农剧社、蓝衫团等文艺组织。1933年成立的“高尔基戏剧学校”，是我国最早的培养革命文艺干部的艺术学校（校长是留学苏联归来的能歌善舞的李伯钊，教员有会演奏小提琴的朝鲜族音乐家崔音波等人）。留学法国时曾学习音乐，又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沙可夫，1932年回国后至中央苏区担任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兼文艺局局长；1934年初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都促进了苏区音乐生活的发展。苏区发行的《红星报》、《青年实话》等报刊经常刊登革命歌曲，并编辑出版有多种《革命歌集》。
这个时期产生的《红军歌》、《上前线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送郎当红军》、《兴国山歌》、《八月桂花遍地开》、《刘志丹》等工农红军歌曲，多用民歌、苏联歌曲的曲调填词。在革命根据地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这些歌曲对鼓舞革命军民的战斗意志，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敌人，学习文化知识，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也是中国音乐历史的宝贵财富。
五 左翼音乐运动
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三十年代初掀起了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在文艺家田汉的率领下，张曙、任光、聂耳、吕骥等革命音乐家这时组织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革命音乐组织。他们学习苏联歌曲的成功写作经验，研究如何创作中国自己的工农音乐，组织百代国乐队发展民族器乐事业。他们与左翼电影的摄制、左翼戏剧的演出相结合，并利用英商百代唱片公司的设备和外国公司不受国民党政府审查的特殊地位，创作、录制、发行了《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毕业歌》、《新女性》、《渔光曲》、《新编“九一八”小调》、《心头恨》等许多著名革命歌曲以及唱片，受到众多群众的欢迎，被广为传唱，冲破了国民党政府对革命文艺的“文化围剿”。这些成功地表现了中国工农大众的生活和意志的创作歌曲，被誉为时代的号角、民族的呼声。贺绿汀则以钢琴曲《牧童短笛》和多首电影歌曲扬名乐坛，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自己的专业音乐家。
这一时期创作的许多著名群众歌曲及成立的群众歌咏团体，如聂耳1934年底组建的联华声乐团、刘良模1935年2月建立的民众歌咏会、吕骥和沙梅1935年5月成立的业余合唱团，都为这年冬天形成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中国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组织，193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宣布自动解散，在团结了冼星海等更广泛音乐家的基础上，成立了词曲作者联谊会等音乐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这一时期创作了《救亡进行曲》、《救国军歌》、《中华民族不会亡》、《打回老家去》、《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著名歌曲。“一二·九”运动后，群众歌咏活动在许多城市迅速发展，仅上海就先后组成有近百个歌咏团体。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结束时，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抗日救亡群众歌咏活动此后逐渐公开化，报刊上经常报道救亡歌咏活动的情况，刊登救亡歌曲，播放救亡歌曲成了广播电台经常性的节目，刘良模、周巍峙、麦新与孟波等人编辑并出版了多种抗日救亡歌曲集。各地的学校，各行各业以至国民党政府的机关、军队里，广泛成立了各种类型的歌咏团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麦新创作了著名歌曲《大刀进行曲》。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发起组成了十余支救亡演剧队奔赴抗战前线开展宣传工作，贺绿汀在山西创作了《游击队歌》，冼星海在武汉创作了《在太行山上》等著名歌曲。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随着抗战歌声回响于城乡僻壤，中国大地形成了“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的感人景象。
在战时首都武汉，1938年4月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周恩来与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三厅。张曙、冼星海等人在该厅艺术处田汉的领导下负责音乐工作，多次组织了有上万人以至十几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音乐活动；周恩来领导三厅组织、培训了10支抗敌演剧队（均建立有中共地下党支部），在国民党统治区并深入到军队里历时12年开展文化演出活动，以合法的身份和经费保障，取得了共产党人都难以达到的工作成效（创作、演唱与教唱歌曲也是演剧队的主要工作）。
七 抗日根据地的音乐
1938年10月底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成了抗战歌咏活动的中心之一。这年春天建立的鲁迅艺术学院（后在晋东南、华中、晋绥、山东都建立有“鲁艺”分院），先后由吕骥、冼星海、贺绿汀、向隅担任音乐系主任；教员有唐荣枚、张贞黻、杜失甲、何士德、李元庆、李焕之、郑律成、马可、瞿维、潘奇、寄明、麦新、周巍峙、孟波等人；培养出安波、郑律成、李焕之、李凌、时乐濛、王莘、卢肃、张鲁、李鹰航、梁寒光、刘炽、张棣昌、王昆、黄准、李群等众多的音乐人才，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抗大校歌》，歌剧《农村曲》、《军民进行曲》等音乐名曲，编辑、出版了《歌剧集》、《歌曲月刊》、《民族音乐》等音乐书刊。在晋察冀边区，周巍峙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华北联大、抗敌剧社等团体活动在抗战前线，创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八路好》、《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李勇已变成千百万》和歌剧《钢铁与泥土》、《不死的老人》等音乐名作，开办乡村艺术干部学校培养人才。在华中根据地，何士德等人创作了《新四军军歌》、《黄桥烧饼》、《新四军东进曲》等音乐名作。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此后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与群众相结合，收集、整理了《东方红》、《绣金匾》、《信天游》、《蓝花花》、《三十里铺》等民歌；在新秧歌运动里创作了歌曲《拥军花鼓》、《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翻身道情》和《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创作了中国歌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标志的大型歌剧《白毛女》。
八 大后方的音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改组政治部三厅，压制群众歌咏活动。在周恩来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下，来自延安的李凌、张颖联合已在大后方的林路、孙慎、赵沨、吉联抗、舒模以及马思聪、缪天瑞、张洪岛、黎国荃、范继森等音乐家，1939年秋末起在重庆组建了新音乐社以及桂林、昆明、成都等分社。1940年初出版《新音乐》月刊（发行量多达两万余份，除了评论、报道外，刊登的众多歌曲为大后方的群众歌咏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演唱资料），排演《黄河大合唱》，创办音乐通讯学校（学员有2000余人），重庆等地的群众音乐活动蓬勃发展，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新音乐运动。
“皖南事变”后尚存的六支演剧队（由周恩来与八路军办事处单线领导），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和育才学校音乐组在开展宣传演出的同时，培养了黄晓庄、杜鸣心、杨秉孙等音乐人才。八路军办事处还特别输送严良堃等人去重庆国立音乐院学习，利用国民党政府开办的高等音乐院校培养自己的音乐人才。
这一时期贺绿汀、舒模、费克、宋扬等人创作的著名歌曲有《胜利进行曲》、《垦春泥》、《嘉陵江上》、《你这个坏东西》、《跌倒算什么》（后改词成为《坐牢算什么》）、《茶馆小调》、《读书郎》等。
九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音乐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安鲁迅文艺院迁往东北新解放区办学。东北鲁艺师生曾经组成4个鲁艺文工团深入城乡和部队，在宣传演出的同时进行教学，1948年在解放后的沈阳恢复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这时还建立有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哈尔滨大学、冀察热辽鲁艺等院校的音乐系以及众多的剧团、文工团，场养了傅庚辰、朱践耳、丁鸣、郭兰英、谷建芬等音乐人才。编辑、出版了《人民音乐》（东北版）、《“九一八”以来名歌选》、《新音乐论文集》等音乐期刊、歌曲集与音乐理论书籍。
解放战争中涌现了众多的优秀歌曲如《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民主建国进行曲》、《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军队歌曲如《我为人民扛起枪》、《战斗进行曲》、《说打就打》、《打得好》、《淮海战役组歌》等。反映农民生活的歌曲有《翻身五更》、《青年参军》、《生产忙》、《纺棉花》、《谁养活谁》等。表现工人阶级生活的歌曲有《咱们工人有力量》、《铁路工人歌》、《工人大合唱》等。
1946年在延安成立了中央管弦乐团（贺绿汀、张贞黻为正副团长，指挥李德伦），演奏《森吉德玛》等乐曲；1948年在哈尔滨成立东北音乐工作团（吕骥、向隅先后任团长），创作、演奏管弦乐组曲《陕北组曲》、钢琴曲《花鼓》，为电影配写音乐。1949年10月1日的新中国开国大典上，200人组成的军乐队由罗浪指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首次演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为阅兵式和群众的游行队伍奏乐。
十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音乐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广大群众渴望和平的意愿发动内战，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进行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与学生的罢课斗争，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开展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在重庆、昆明、上海、北平这些城市的民主斗争中，群众歌咏活动都是团结人民向敌人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并产生了《民主是哪样》、《古怪歌》、《五块钱》、《薪水是个大活宝》、《山那边哟好地方》、《青春进行曲》等歌曲，以及马思聪的《民主》、《祖国》、《春天》三部大合唱。
1946年李凌把新音乐社总社迁至上海并成立有多个分社，继续出版《新音乐》（另有多种地方版）；在上海、香港开办中华音乐院培养音乐干部，组织演出《黄河大合唱》和歌剧《白毛女》。育才学校也迁至上海办学。仍然在艰难的环境里坚持工作的六支演剧队，遵照党组织的安排这时有两支转移到了解放区；两支1946年转移至香港改组成中国歌舞剧艺社，并前往泰国、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历时两年传播中国的新文化和革命文艺作品；两支1949年在杭州、长沙就地迎接了解放。
各地临解放前夕，国立音乐院、国立上海音专等音乐院校（系）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遵照党组织的指示，纷纷组织起来并团结进步教师一起进行护校斗争，保护乐器、乐谱、唱片等珍贵音乐财产；动员了国立福建音专校长唐学咏等众多教师留在大陆继续工作，迎接解放，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相当弱小（仅有数十名党员），而且长期处于“非法”的状态，只能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即使是国共两党合作阶段，共产党仍然处于被压制、排挤、迫害的境地。以工农兵为成员主体的中国共产党里知识分子很少，音乐家就更少。在经济情况非常困难和物质条件更为贫乏的境况里，不论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在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正如以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28年里，都为发展中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原载《人民音乐》2001年第8期）
注释：
[1]1926年12月由中国青年社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