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思考
第一编 中西当代文学、文学理论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对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理论的接受，均涉及外来文化影响与本土接受的问题。“拿来主义”理应成为我们秉承的原则，但是，接受与研究中的误读、机械照搬也同样不容忽视，否则，就可能食洋不化、遗漏真问题。鉴于此，仍然有必要强调问题意识、主体意识和自主性。
自然的表现、现代主义文艺、文艺阐释学都是现代文艺中的重要问题，本编从特定角度研究了西方现代文艺、文论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目前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一
20世纪西方社会特有的历史和文化、现实造就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启蒙诺言失去了神圣的面纱，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摇了人对理性的信念，人为物役变得更加严重，人在世界大战中的丑恶表演，都形成了对西方文明强有力的挑战，并潜伏下了精神危机的种子。二战后科技霸权和商业主义的迅速发展标志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与此相适应，明显地区别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它发育于现代主义文学之中，后出现了断裂，并进而发展成了独特的文学现象，它们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但其断裂表现得更为突出。
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在理性幻灭、非理性泛滥的思想背景中产生的，非理性摧毁了以人、理性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人对自己掌握世界的能力发生了根本性怀疑，面对人类文明残垣断壁，人不甘于在精神的“荒原”上沉沦下去，由这种危机产生的焦虑感使他们企图寻求自我救赎，对混乱的世界进行重新建构，于是建立起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他们哀叹世界的破碎，体会到难以恢复世界和谐图像的悲哀和幻灭后的绝望。
解构主义反映了后现代文化精神并构成了它的底色。解构主义从语言出发来反思整个西方文明，特别是对“启蒙运动”后的现代性进行了剖析。“德里达作为一位预言家显示给我们一种解构主义的人：他愉快地接受世界的嬉戏及变幻的无邪，他肯定符合时界与阐释行为；他既不缠着世界要求了解真理，也不放纵对起源的梦想；他跟踪能指符号的自由游戏及结构的倾向所产生的中心；他取消了人和人文主义；他指责古老的逻各斯中心的巫术，愉快地超越了它。”[1]它对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最痛快地进行了消解。一方面宣布了先验存在、超验存在和永恒的虚妄，另一方面也宣告“绝对真理”神话的破灭。主体消亡、理性破灭显示了西方文明的危机。更严重的是：语言失去了承担认识和表现工具的作用。语言自足又具有再生性，通过语言可建构一切，语言自身成为价值和意义的来源，它自身便是思维和思想，无须再指涉外部世界，这样意义和价值都成了人为的虚设，意义建构成了按照语言规划进行“游戏”的活动，意义成了能指符号的无穷“滑动”。由于语言对文本的瓦解，任何文本都不能指向一个最终的、中心的确定意义。解构主义旨在拆除在场形而上学传统，打破“言语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神话，从西方文明的裂缝中揭示其痼疾，给人以警策。同时它也试图把人从传统的重压和思维的褊狭中解放出来，使人正视现实困境。解构主义以深刻的思想推动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并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内蕴。
二战后西方后现代社会是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科技霸权和消费的发展重塑了人的心理和行为规范，引起了人感知世界方式的变化。人性的异化，精神自由空间的巨缩，人无法抗拒现实的吞噬，随着人文主义传统文化的解体，世界成了由偶然、断裂、支离破碎的断片组成的非真实的幻影，艺术自然也就无需再执著于“虚假”的现实世界了。历史意识和关怀未来意识的淡漠使人成为现实平面上孤立的存在物。外在现实和内在自我都不确定，人在对语言表达失去信心的条件下，只满足于瞬间的体验，以非表征性的语言来展示世界的不稳定和自我的分裂，文本成了本能和欲望宣泄的产物。隐遁在现象背后的是人处于异化世界中无言和焦虑的痛苦，痛苦中又掺杂着拯救无望只好随波逐流的悲怆感。经受着痛苦的折磨又调侃痛苦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悖论。
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现代主义文学，并伴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衰落而发展起来，因而在历时上承接和断裂并存，同时断裂表现得更加明显。社会文化背景的改变，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反拨都使“后现代性”具有了特定的内容：（1）反对整体和解构中心的多元论世界观；（2）消解历史与人的人文观；（3）用文本话语论替代世界（生存）本体论；（4）反（精英）文化及其走向通俗（大众化或平民化）的价值立场；（5）玩弄拼贴游戏和追求写作（本文）快乐的艺术态度；（6）一味追求反讽、黑色幽默的美学效果；（7）在艺术手法上追求拼合法，不连贯性、随意性，滥用比喻，混同事实与虚构；（8）“机械复制”或“文化工业”是其历史存在和历史实践的方式。[2]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复杂性在概念的界定中体现得很充分。人们把战后的欧美文学都统称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同时又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缺乏统一性的预设。哈桑认为后现代世界以“不确定性”和“内在性”为特征：“在这两极中，不确定性主要代表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之结果；内在性则代表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这当然也由于中心的消失而成为可能）。”[3]这种特性也使后现代主义倾向于一种话语组织的建构，也常常借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后现代主义的悖论和策略使其复杂性更为突出，进而出现了分裂：策略和目的的脱节，理论和文学实践的脱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脱节。
二
在新时期文学中，如果说现代主义的影响由强烈的拒斥所致，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的差异，加上后现代主义文学本身的复杂性，从而后现代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充满了悖论。佛克马从文化相对主义出发，认为任何文学思潮都有自己的理学、年代学和社会学方面的限制，因而，“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4]从社会和文化、文学背景看，中国和欧美确实有着极大的差别，物质条件和精神消费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提供的可能性是极有限的，更何况现代化是全社会追求的理想，与此相适应，就会产生以现代性价值观为中心的精神追求。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发展的短暂，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都造成了现代性价值观念的薄弱，同时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过渡性使终极关怀和意义的深度都没能扎下根来，更没能充分地发展。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从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反叛中发展起来的，但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所要反对的对象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现实的发展往往能打破理论的设想，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已成为既定事实。若从特定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语境看，后现代主义文化又不失其合理性，这形成了中国文学在特定时期接受影响的悖论。后现代主义文学实际上是中国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杰姆逊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资本主义）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出现了相应的文学艺术：第一个阶段的艺术准则是现实主义的，产生了诸如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第二阶段便出现了现代主义；而到第三阶段现代主义便成为历史陈迹，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他还指出其存在的条件：“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文化工业的出现。在欧美和北美洲这种情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在第三世界……便是三种不同时代并存或交叉的时代，在那里，文化具有不同的发展层次。”[5]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经济结构使中国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特征，同时“文化工业”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而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在我国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背景中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又不失其现实根基。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还有其自身发展的合理性。90年代初的文化语境完全有可能产生超前的后现代意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已有短暂的发展，尽管现代意识没能深扎下根来，但毕竟被艺术追求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成了现代性价值观念产生的温床，经济发展作为动力刺激了现代性价值观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化观的广泛传播，都深刻地影响过当时的文艺。人道主义的呼唤曾激荡起当时人的热情，希求社会进步的期望在艺术中表现为对理性和理想社会的渴望，“文革”的梦魇使艺术转向对异化世界和灵魂的拷问，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点染了艺术家寻求表达形式的热情，“寻根派”文学在艺术中寻找华夏文明的源泉，新时期文学的探索都不同程度地促成了现代性价值观和深度意义的建构，这为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现代主义在中国激发起的热情消退之后，因自身乏力而一度沉寂。文学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商潮的泛滥、大众文化的崛起、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削弱。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入给文坛带来了某些生机。后现代主义的新颖吸引了艺术家，他们的创作热情和表达欲望被强烈地激活了，从而引发了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
三
中西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差异造成了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悖论性，同时也影响到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不但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而且有中国艺术家自己的创造，因而这种变化有了自己的显著特征：“自我的失落和反主流文化；反对现存的语言习俗；二元对立及其意义的分解；返回原始和怀旧取向；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之界限的模糊；嘲弄性模仿和对暴力的反讽式描写。”[6]中西后现代主义文学有许多表面相似但根本不同的东西，从这些差异出发并结合中国的文化语境予以分析能看出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的思想前提和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差别。利奥塔把“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这种不信任态度无疑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科学进步反过来又预设了这种怀疑态度。”[7]启蒙运动后，近代西方文化形成了种种以人、理性和形而上学为中心的“启蒙话语”，制造了各种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神话。各种学说的合法性都依据“元话语”建立起来。“这一元话语毫不隐讳地诉诸一些伟大的叙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的解释、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财富创造的理论。”[8]此后的现实暴露出了“启蒙话语”的种种局限。世界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观念受到怀疑并被抛弃，随着人性解放、精神目的和意义阐释神话的破灭，主体被消解，历史成了断裂、对立和矛盾的组合物，真理成了话语权力大小强弱的表现，从而形成了世界多元化的局面。市场经济导致的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社会转型产生的各种观念的混乱，主流话语的权力削弱，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权威的瓦解，由理性局限产生的对理性作用的怀疑，传统道家文化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都成了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精神土壤，这种语境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独特性。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合理性体现在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中。后现代主义文化洞察出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局限，并以极端的方式来克服此局限。虽然它以反对深度的方式出现，但否定目标的针对性仍能使它的批判性功能得以实现。它批判了“启蒙话语”制造的理性神话及其在主体、历史和真理中的表现，无论对社会发展还是对文化建设都有意义。同时“后现代必须根据未来的先在之悖论”[9]。从共时性看，要成为现代必须首先是后现代，意味着后现代的创新精神。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曾对传统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冲击力，并占据中心地位。然而现代艺术几经鏖战，其先锋性已到了英雄末路，其精神上的追求和艺术形式日渐被世俗化，有被“臣服”的危险。面对现代艺术建立起的深度模式，深沉的历史感和主体，只好以平面化，强调当下体验，玩味痛苦而自娱来拯救艺术的创新性和重塑审美规范。
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基本上是种横向移植，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必然使现代性成为中心价值观念，因而对现代性价值观念的消解可能影响到对封建性观念的反对，同时由于“启蒙话语”并没扎下根来，因此其批判性功能将会大大削弱。也可能人为地切断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而影响到中国文学突破性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后现代文学对西方后现代文学技巧方面的关注体现了其策略性，以文学形式确立并保持其先锋性，所以热衷于文学技巧的实验。从而中国后现代文学表现出迷恋形式又忽视对后现代意识体验关注的倾向。存在困境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双重影响，有意无意地对后现代文学的“误读”，都使中国后现代文本保留了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作者徘徊于瞬时体验与终极关怀的追问之间，悠远的历史记忆和对人性的关怀也常常泛起，这都构成了中国后现代文本的特征。
西方后现代文学有意填平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鸿沟，从亚文学中吸收题材和表现方式，借对大众文学的肯定来反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等级秩序和严肃性，大众文学成了塑造新的审美规范的策略。后现代社会中，大规模的复制刺激了大众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它以其数量的优势得到后现代文学的肯定，但作品本身的质量又使后现代文学对它持异议，这导致了后现代文学对大众文学的数量崇拜和对具体作品排斥的矛盾态度。文化工业的大规模复制造成了本源意义的丧失和距离感的产生，进而造成了感觉和世界的非真实化。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工业的充分发展影响到人感知世界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复制和距离感的消失成为后现代文学的表征。
中国后现代文学并不太热心于表现消费和科技发展造成对生命侵蚀的恶果，也无意于表现复制造成的真实感的消失和精神的分裂性体验，具体的文本中体现出的后现代社会色彩也较弱。中国后现代文学注重从现实和历史中开掘自己的体验，借西方后现代文学的表现方式，从而创造性地完成了这种转换。大众文学和后现代文学参与了对主流权力话语的“谋反”，这为它们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借大众文学题材来吸引读者，借对题材的独到处理来改变读者的“期待视野”，都促成了后现代文学在中国更注重向大众文学靠拢。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先锋文学的姿态出现，但从未把大众文学视为后现代文学，并且实践上也没有像西方后现代文学那样有意地填平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鸿沟，从而中国后现代文学有浓厚的“贵族气”，同大众文学有了距离。这体现了其策略：为我所用但决不屈尊。
四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已成了无法回避的事实。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实际出发，结合中西社会文化背景，对其影响的正负效应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进而扬长避短，并努力促成创造性转换是当代文学发展的要求。
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是矛盾的复杂体，以至于常出现策略与目的、动机与效果、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对此予以辨识并扬长避短是保证中国后现代文学发展的前提。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使它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为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注入了镇静剂，同时这种反思的普遍加深对后现代文化思潮和中西社会、文化语境的认识，同时把后现代文化的理论和文学相区别。
中国后现代文学完成了对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主题和主导叙述的消解，实现了向文学自身的回归；也实现了由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化，使文学成为个体抒情娱乐的语言建构。后现代文学完成双重转化后应及时调整方向，避免由形式实验走向覆灭。后现代文学应积极从现实汲取力量，并联合现代主义文学共同参与现代性价值的重建，同时尽可能地克服西方现代性价值观的狭隘，建立起多元真理和人存在的价值意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现代性价值观是价值重建的主要内容，现代主义应成为文学的主流，它既能消解封建性价值观，促进现代性价值观的重建，又有利于更好地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丰富经验，从而以其否定性品格推进社会和文学的发展。事实上大众文学已构成了对精英文学的威胁。思维上它促使我们走出狭隘的思维误区，启发我们抛弃对虚幻的“绝对真理”的执迷和对虚妄的永恒的追求，走出对理想主义的盲目崇拜，使人更接近真实的世界；它也深刻地揭示了形而上学的危机，打破了能动主体和统一历史观的神话，使我们理解现代性观念的虚幻；而且后现代知识并非仅仅是权威手中的工具；它增强我们对于差异的敏感，促进我们对不可通约事物的宽容能力。[10]它推动我们重视异质的、边缘的、偶然的东西。中国近代以后的现代化进程始终笼罩着西方“他者”的阴影，对“启蒙话语”的反思无疑有助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文化反对所有中心的策略使它由知识上的相对主义走向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极易造成实践上的混乱。历史意识的消遁使生命存在的意义沦为现时的瞬间体验和“游戏”符号的操作，无价值判断对道德不啻是釜底抽薪，失去存在之根的危机潜伏着丧失精神的可能。
因此，接受其合理因素，分清其策略和真正目的，避开其可能出现的负效应，并吸收和对体制化的大众文学主流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而避免后现代文学被大众文学吞没掉的危险。文化语境的差异可能导致中国后现代文学对所要重构的现代性价值观的消解，应避免这种消极影响，同时在重估传统文化时应谨防封建性价值观的沉渣泛起。这样各种文学能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由融合、沟通走向相互吸收、共同繁荣。这是历史的选择和我们的明智之举。
（原载《求是学刊》1998年第1期）
注释：
[1]范林·李契：《解构主义批评》，转引自郑敏：《解构主义与文学批评》，《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2]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3](荷兰)佛克马·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4]同上，第2页。
[5](美)弗里德利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6]转引自王宁：《多元共生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7]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8]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9]同上，第27页。
[10]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