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异化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
异化与人性密切相关，这次讨论还涉及异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在借鉴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实际上，这次讨论对“异化”概念本身没有多少分歧，学界大都认为，异化就是使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疏远、脱离自身，并变成了异己的、与自己敌对或支配自己的东西。但是，在异化理论是否科学、是否是马克思的成熟思想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种观点是，“异化”思想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把费尔巴哈讲的生物的人、抽象的人变成了社会的人、实践的人，从而既克服了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并把它改造成实践的唯物主义；又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并把它改造成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异化’概念的改造起了关键的作用。”而且，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应该肯定的：“‘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黑格尔说的‘异化’，是指理念或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说的‘异化’，是指抽象的人性的异化。马克思讲的‘异化’，是现实的人的异化，主要是劳动的‘异化’……那种认为马克思在后期抛弃了‘异化’概念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58]另一种观点与此相反：“总之，对异化概念，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作为理论和方法，一种是把异化作为表达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某些特定现象（包括某些规律性现象）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拒绝前一种异化概念，而只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且把它严格限制在阶级对抗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59]此外，还有一种观点强调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的复杂性：“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简单地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是不对的。但把它看成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混合，也是一种简单化的片面观点，无论如何，马克思是努力从经济事实出发去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二重性。”[60]
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还引申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异化现象。王若水对此持肯定态度：“现在我想提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没有异化呢？实践证明还有。尽管我们消灭了剥削阶级，但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新问题又产生了。”其表现是“思想上的异化，政治上的异化，经济上也存在异化”[61]。在后来的讨论中，有论者肯定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现象，但应具体分析，不能滥用这个概念。黄枏森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避免异化现象（主要指对抗性的异化），社会主义也同样如此，警惕异化现象，尽量减少、减轻异化现象和盲目性，这样的异化和异化概念对社会主义是有现实意义、理论价值的。但是，异化现象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资本家攫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表现为矛盾、对抗性的矛盾和阶级矛盾。为此，他强调：“我不反对用异化概念来表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某些现象，但不应滥用，尤其不应不管具体含义随便使用，这只能引起思想混乱。”[62]有论者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胡乔木在总结这次讨论得出的结论就很有代表性：“他们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把异化这种反映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暂时的形式，变成了永恒的，可以无所不包的抽象公式。然后，又把它运用于分析社会主义，从而提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混为一谈。”[63]事实证明，否认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的学者确实对当时的异化现象缺乏足够的估计，从而出现了偏颇。现在看来，社会主义也同样存在着异化或异化现象，应该号召社会最大程度地减少其危害。
（四）文艺与人性、异化、人道主义的关系
这次讨论不但涉及了人性、人道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还涉及文艺理论界文艺与人性、异化、人道主义的关系，这些问题主要是从基本理论、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反映出来的。
1．文艺与人性的关系
朱光潜是新时期最早为文艺表现人性正名的理论家之一，他在文章中呼唤文艺要写人情，重视“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描绘”[64]。范民声翻案性地重新评价了《论人情》。[65]遭受过批判的王淑明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文艺作品中只要写人，就应该表现出完整的人性。如果只承认人的阶级性，不承认非阶级性，在文艺创作中就必然会造成公式化、概念化。”[66]当时，这些观点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在讨论人性时，理论家们已经指出，文艺应该描写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社会属性、人的阶级性、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人的共同性与阶级性的统一，以及人性与阶级性的渗透、转化。从当时的讨论看，文艺界已经克服了过去认识人性的局限，努力去把握复杂的、多维的、动态的人性，并要求文艺表现、开掘人的复杂性，以塑造出符合实际存在的、真实的人物。其中，有些现象比较突出：人性是阶级性的人性观，已经失去了支配地位，文艺界开始反思其局限及其对创作的不良影响，这些反思为正确对待人性扫清了障碍，也有利于创作；人性是人的社会属性、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人性是人的共同人性与阶级性的统一等人性观，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文艺创作反映或印证了这些理论探索的成果，促进了文艺的发展；学界开始正视和重视人的自然属性，不但承认其合理性，而且也肯定了它对人的日常行为的影响，并要求文艺反映这些人性因素。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文艺对共同人性的描写逐渐增多了。当时，文艺对人性的描写表现在：重视表现人的本能、生命欲求、动物性等自然属性；重视表现不同阶级、阶层的共同性或共通性，如对自然的欣赏、追求爱、要求情感满足等等；重视表现人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的人性亮点；重视人性对狭隘的阶级性的超越。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描写就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问题。在过去的创作中，人的自然属性往往遭到极端漠视、压制和批判，不满足这种状况，也由于受到生命哲学、精神分析等国外哲学与文学思潮的影响，文艺创作空前重视人的自然属性。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有些作品热衷于挖掘与展示人的本能、性欲、冲动等因素，不遗余力地反对社会、文化、文明、伦理道德，结果丧失了人的特性和超越性。这种倾向很快就遭到了一些批评家的反对，诸如：“只承认人的自然属性，否定其社会属性，固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而承认了人的社会属性，但把人的自然属性抽象化、永恒化，把它与社会属性相割裂，相对立的二元化的人性观，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67]“有的作品还提倡抽象的人道主义，抽象的‘爱”，根本抹煞是非、善恶的界限，抹煞正义与邪恶、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把一切都加以颠倒，或企图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抽象的爱的说教来解决社会矛盾。”[68]此外，某些作品也没有处理好阶级性与人性、人情的关系。一些作家片面地夸大人性、追求极端纯粹的人性和超越阶级性的人性，并由此走向了否定人的阶级性、社会性的偏颇，有理论家也干预了这种倾向，要求在描写人情时仍然要作具体分析：“当然，我并不认为，一切‘人情’，都无一例外地包括这两个部分。事实上，这两部分在一个具体的‘人情’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必须具体分析。”[69]人性及其与阶级性的复杂关系、文艺的审美性都决定了文艺反映阶级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不同文艺门类表现阶级性的程度、层次、侧重点都有所不同，文学、影视、绘画可能直接些，音乐、舞蹈可能间接些；文艺对阶级性的表现与不同的创作方法有关，现实主义作品可能直接些，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作品可能含蓄些；阶级社会中的文艺可能更重视阶级性，和平时期的文艺可能更重视人性、人情，尽管如此，如果极端地强调阶级性或人性，可能都会损害文艺的表现效果，也不利于科学地分析文学、艺术史现象。因此，文艺理论应该总结正确处理阶级性与人性关系的规律，使文艺在二者的平衡中得以发展，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研究文学艺术家、文艺作品和其他文艺发展史现象。总之，这次讨论促进了对人性的全面认识，有助于克服以往片面的、机械的倾向，科学地对待人性及其描写；及时地纠正了描写人的自然性的泛滥，有利于文艺表现全面的人性；合理地界定了阶级性，纠正了以往无限夸大阶级性的偏颇，有利于文艺表现阶级性及其对人思想行为的影响，也有利于塑造人物和重新研究文艺史现象。
2．文艺与异化的关系
把文艺与人性的关系再延伸一步，就成为文艺与异化的关系。如果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思想异化、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或异化现象，那么，文艺就应该表现、揭露和鞭挞这些异化或异化现象，以尽量减少它们。相反，如果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或异化现象，那么，文艺也就无所谓再去表现这些现象了。学界存在着有无异化或异化现象的分歧，这样的分歧必然会影响到文艺，并在文艺观上表现出来。俞建章认为，阶级是人类特定时期的社会现象，阶级是从人中派生出的现象，阶级性是人性的异化。文学应该表现人性的异化和复归：“如果说，人的异化现象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同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由于排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在今天的社会中，人的异化过程也是这种异化被自觉地认识、被积极地摒弃的过程，是人自觉地向合乎人性人的自身复归的过程。”[70]与此相反，计永佑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异化劳动，这样，“异化论既然不能正确地解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当然也无从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的文艺创作，也无从正确地体现社会主义文艺的客观规律”，“也无助于正确地反映与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也无助于正确地处理文艺作品的歌颂与暴露问题”。[71]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存在着异化或异化现象，文艺也应该表现它们。
3．文艺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新时期以来，随着《班主任》等“伤痕文学”的出现，描写人性、人道主义的作品越来越多，《啊，人……》、《人啊，人》、《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的名称就可见一斑。出于对“文革”的反思和对现实生活中无视人的价值等现象的抗议，这些作品的出现是必然、必要而合理的。这些作品与学界就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展开的讨论相呼应，通过感性、情感触及到人的问题，甚至具有更大的冲击力。因此，文论界大都对文艺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主题持肯定态度。其中，一部分论者继续按照“文学是人学”的方向发展，钱谷融重新论证了人道主义之于文学的意义：“文学既以人为对象，既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就应该发扬人性、提高人性，就应该以合于人道主义的精神为原则。”他还从文学评价标准的角度肯定了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原则是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也可以说是最低的标准。”[72]高尔太与钱谷融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从艺术本质的角度肯定了人道主义与艺术的密切联系：“历史上所有传世不朽的伟大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人道主义的作品，都是以人道主义的力量、即同情的力量来震撼人心的。……艺术本质上也是人道主义的。”[73]另一部分论者则从新时期文学中寻找人道主义的合理性。何西来从文学潮流嬗变的角度指出：“人的重新发现，是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头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文学变革的内容和发展趋势，正是当前这场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逐步深化的重要表现。”其三个标志为“从神到人”、“爱的解放”、“把人当人”，重新发现人在文学上表现为，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重新提出。[74]但是，也有论者反对把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学联系起来。王善忠反对用人道主义衡量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首先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核心，其次它主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两个特点就不是人道主义所具有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质的潮流，决不能混同或互通。”[75]洁泯则反对以人道主义潮流来概括新时期文学创作：“在文学思想上，把近几年来的文学成就，都归结为‘人道主义的潮流’，将充满着时代精神和革命激情的文学成绩，都划到抽象的人道主义里面去……把抽象的人、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准绳来解释历史的变化和文学的变化，必将得出谬误的结论，最后将导致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76]后来，刘再复高度地肯定了人道主义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基本线索，就是整个新时期的文学都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而展开的。新时期文学作品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77]他还从四个方面为人道主义进行了辩护，人道主义由此在社会主义文学中取得了合法性：“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成为最富有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那种以反对抽象的人道主义为名，硬把社会主义描绘成非人道主义的文学，将给社会主义文学带来极大的错误和不幸。”[78]
这场讨论开始于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并达到高潮。随着政治力量对这次讨论的介入，特别是以胡乔木代表中央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79]为标志，讨论受到影响，这方面的文章逐渐减少。事实上，人道主义讨论不仅仅存在着思想观念的分歧，还掺杂了政治、人事等方面的分歧。因此，这次讨论始终与政治密切相关，在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背后，始终存在着政治力量的干预，学术与政治的矛盾几乎贯穿始终，这种现象在胡乔木代表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这些问题所做的权威性结论和讨论中所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中都有所反映。结果，周扬等倡导或支持人道主义的几位重要理论家作了公开、非公开的检讨，学术讨论还导致了一些人事方面的变动，由此可见政治对这次讨论的巨大影响。[80]客观地说，在这次讨论中，虽然反对共同人性、人道主义的学者为数不少，但是，赞同共同人性、人道主义的论者则因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历史合理性获得了更多的同情与道义上的支持。实际上，人道主义、人性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历史和现实的问题。李泽厚就从这个角度看，肯定了支持共同人性、人道主义的学者所占据了的制高点：“没能具体地科学地考察中国这股人道主义思潮的深厚的现实根基、历史渊源和理论意义，也就是说，这批判没有注意到这股人道主义思潮有其历史的正义性和现实的合理性。批判离开了这个活生生的现实，仍然是就理论谈理论，从而这批判也抽象、空泛、贫弱，离开了正在前进中的中国社会实践，它当然不能取胜。”[81]之后，一方面少量的这方面的讨论还在继续；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又被转化为其他问题得到了讨论。应该说，这次讨论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由于讨论自由度的扩大，这次讨论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既有理论价值，又对创作产生了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且，还对以后的文艺主体性等问题的讨论奠定了基础。这次讨论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有助于我们认识人性、人道主义，也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理解文艺与人性、人道主义的关系。而且，这次讨论以理论的方式介入历史和现实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思考“文革”和80年代在处理人的问题上的缺陷，这次讨论还推进了文艺对人的表现。
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上，人性、人道主义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的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尊重人和人道主义的状况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和提高，但是，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艺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而且，由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特别是商品拜物教、金钱）和权力对人的尊严和健全的人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甚至还是扭曲人性的最主要的因素，人性的全面发展和文艺所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鉴于此，我们至今仍然需要从这次讨论中汲取经验教训，无论对于现实还是对于文艺理论、文艺创作都是大有好处的。
（原载《艺术百家》2010年第1期）
注释：
[1]本文是中国社科院院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的成果。
[2]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3]白烨：《三十年人性论争情况》，《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4]包忠文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190页。
[5]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6]巴人：《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
[7]同上
[8]张学新：《“人情论”还是人性论？》，《新港》1957年第3期。
[9]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
[10]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
[11]徐懋庸：《过了时的纪念》，《文汇报》1957年6月7日。
[12]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4——45页。
[13]详见蔡仪：《人性论批判》，《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王燎荧：《人性论的一个“新”标本》，《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洁泯：《论“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张国民、杨柄：《批判王淑明同志的人性论》，《文学评论》1960年第2期；于海洋、李传龙、柳鸣九、杨汉池：《人性与文学》，《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
[14]柳鸣九：《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
[15]详见闵开德：《谈谈文学上的共鸣现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文礼平：《文学的共鸣现象及其发生的原因》，《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
[16]孙子威：《有没有不带阶级性的山水诗？》，《文学评论》1961年第4期。
[17]周谷城：《礼乐新解》，《文汇报》1962年2月9日。
[18]高木东：《驳周谷城的“人性论”观点》，《辽宁日报》1964年8月27日。
[19]同上。
[20]周谷城：《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新建设》1962年第12期。
[21]吴汉亭：《评周谷城先生的美学观点》，《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4期。
[22]周谷城：《评王子野先生的艺术论评》，《文艺报》1963年第7、8期。
[23]吴汉亭：《评周谷城先生的美学观点》，《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4期。
[24]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25]详见汝信：《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考》，《哲学研究》1978年第8期；墨哲兰：《巴黎手稿中的异化范畴》，《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8期；王若水：《关于“异化”的概念》，《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1979年第1期。
[26]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27]详见汝信：《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考》，《哲学研究》1978年第8期；墨哲兰：《巴黎手稿中的异化范畴》，《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8期；王若水：《关于“异化”的概念》，《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1979年第1期。
[28]王元化：《人性札记》，《上海文学》1980年第3期。
[29]马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美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30]毛星：《关于文学的阶级性》，《文学评论》1979年第2期。
[31]王锐生：《人的自然本性、社会性和阶级性》，《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32]胡义成：《人、人情、人性》，《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33]钱中文：《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
[34]计永佑：《两种对立的人性观》，《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35]刘大枫：《人性的“异化”并非人性的泯灭》，《南开学报》1981年第2期。
[36]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
[37]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
[38]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文汇报》1983年1月7日。
[39]蔡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探（下篇）》，《文艺研究》1982年第4期。
[40]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41]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
[42]王若水：《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
[43]陈卫平、高瑞泉：《评新时期十年的五次哲学争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44]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
[45]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新港》1981年第1期。
[46]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
[47]丁学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质疑》，《文艺研究》1981年第6期。
[48]同上。
[49]许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学术月刊》1982年第6期。
[50]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
[51]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
[52]丁学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质疑》，《文艺研究》1981年第6期。
[53]丁学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质疑》，《文艺研究》1981年第6期。
[54]孙月才：《“人的复归”诌议》，《文汇报》1983年6月28日。
[55]黄药眠：《人性、爱情、人道主义与当前文学创作倾向》，《文艺研究》1981年第6期。
[56]许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学术月刊》1982年第6期。
[57]许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
[58]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59]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
[60]何玉林：《黄枏森等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摘要》，《人民日报》1983年3月14日。
[61]王若水：《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上海文学》1980年第9期。
[62]何玉林：《黄枏森等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摘要》，《人民日报》1983年3月14日。
[63]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
[64]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65]范民声：《重评巴人的<；论人情>；》，《东海》1979年第11期。
[66]王淑明：《人性·文学及其他》，《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67]张韧、杨志杰：《从<；啊，人……>；到<；人啊，人>；——评近几年文学创作中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
[68]何玉林：《黄枏森等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摘要》，《人民日报》1983年3月14日。
[69]胡义成：《人、人情、人性》，《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70]俞建章：《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71]计永佑：《异化论质疑》，《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4期。
[72]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73]高尔太：《人道主义与艺术形式》，《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74]何西来：《人的重新发现》，《红岩》1980年第3期。
[75]王善忠：《社会主义文学与人道主义问题》，《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
[76]洁泯：《文艺批评面临的检验》，《光明日报》1983年12月8日。
[77]刘再复：《文学的人道主义本质的回复和深化》，《新华文摘》1986年第11期。
[78]刘再复：《文学的人道主义本质的回复和深化》，《新华文摘》1986年第11期。
[79]胡乔木吸收了知识界的一些意见，并代表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这些问题做了权威性的结论，这就是影响甚广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此文首先发表于《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后来又发表于中央理论刊物《理论月刊》1984年第2期，之后人民出版社又在1984年出版发行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单行本。
[80]关于这次讨论的详情和周扬参与讨论的情况可以参考《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晚年周扬》（顾骧著，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徐庆全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唐达成风雨五十年》（香港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等著作，以及其他一些回忆性文章或学术论文。
[8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