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趣味有真假与深浅之分，而没有时代之分。人类很多东西是共同的，时代、地域都不能作为界限。所谓过时的趣味又是怎样呢？就是一种虚假的趣味，它不是你自己真正感受到的，而是从纸本或其他方面得来的，是装腔作势的。整天要装出自己是宋朝人的样子，这肯定不行。你对桃花感兴趣，你就去画桃花，但你怎么画都只会是现代的。假如你对这个事物兴趣盎然，而不是因为看到宋人的画，那这个兴趣肯定就是真实的，是个人的。这种兴趣只要是真实的、诚恳的就好。一场球赛踢完，都哭过笑过之后，我们才会开始评论这场球赛，有自己的说法。而当球赛还没有结束，你说任何话都为时过早。所以评论当代是一个难事。
所以我觉得，某种趣味是古典的、过时的，只能放进博物馆，这种观点不太站得住。说它过时是不对的，只能说它虚假。虚假是存在的，大量好像很过时的东西，它的不好不是因为过时。比如范曾的画，不是说他的趣味过时，而是虚伪，所以不好，并不是说画古人就不好。我的观点，比如你去拍《哈姆雷特》，这不是过时不过时、现代不现代的问题，而是子虚乌有的事，但是它的情绪是真实的，所以它依然可以现代。比如《木马记》之类，简直过时得要命，《荷马史诗》里的东西，且不说时代问题，真实性都值得怀疑，究竟有没有这些事都不知道，但它依然让大家觉得有兴趣。画现代就一定深刻、真实吗？不一定，你同样可以画得很虚伪。我比较倾向于中国禅宗的思想方法，它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皮相与实际——事物本真的东西价值更大一些，皮相的东西价值就小一些，应该透过皮相去看内涵，这样对于从艺者收获更大。
画一无是处的画
画一无是处的画是我一直梦想的事，假如有一天真能画出来，我就真的太牛逼了。像我这类画家，历史上有，不是他在学我，也不是我在学他。就像唱歌一样，有人天生就是很甜的嗓子，有人天生就是公鸭嗓子，并不是说公鸭嗓子就一定唱不好歌，有的公鸭嗓子训练得好，自己控制又好，会唱出比较特殊的歌，大家也非常喜欢。其实历史上有这样的画家，比如金农，画得就是歪歪倒倒的，就像嗓子只能在低音区活动，没法好好唱歌，不是他故意要怎么样。
我生在这个时代是相对幸运的。类似关良这样的画家，在活着的时候，除了几个真的很有文化教养的，比如老舍、郭沫若能够欣赏他的画，普通老百姓是不理他的。我从小特别崇拜关良，1976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出了一本关良的画册，我到新华书店指着架上的画册说多少钱，我要买。人家说十二块钱。我说你拿来我看看。他说你不要看了，画得跟小孩一样。我说我要买。他说你不要买，买回家一定要退的。我说我把钱给你，你把画册给我好不好？他说你不要，你肯定要来退的，麻烦不麻烦。他死活不相信我要买画册。
关良的画直到前些年在市场上还是很便宜，远不如其他画家卖得好。所以我觉得，像我这种画家，今天能够有朋友关注，在市场上还能够有口饭吃，已经很知足了，我不想发太多财。
中国画坛缺少真正能够让消费者受益的东西。比如一幅画，你三千买来，不想要了，过两天碰到喜欢它的人，三千五也能让得掉。他买回家，挂在家里自己享受。我希望进入一个真正的市场。你不喜欢，我不强迫你。我这样的画有人喜欢，他那样的画也有别人喜欢。假如你的价格正常，作为一个活着的人，不要跟齐白石、黄宾虹这些已经做鬼的老先生比价。
关于画廊，我认为中国这种遍地开花的小画廊是挺特殊的现象，它没有分类。西方的画廊是分类的，分得很清楚。最高级别的画廊，跟人民群众没有关系。我在法国的博物馆看展览，每一次最拥挤的地方就是印象派绘画的那几个馆。我仔细听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不关心这张画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只是在谈这张画卖到三千万美元，那张画卖到七千万美元，都是在谈钱的事儿。确实钱跟广大的受众最有关系。至于这张画好坏与否，这是地震的震中，这点东西的波动跟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太大关系，这是第一级画廊做的事。比如做毕加索的画廊，人家的资本是非常雄厚的，但是第一代老板却活活饿死。他当时以不可想象的低价收进了毕加索的画，但确实是到后来才被认同，才发了大财。
同时还有第二、第三级的画廊。我只是用这个价格买来，赚一个批发或者零售的差价，给你买回家去，装饰一下自己的墙壁。西方出现非常稳定的资产阶级以后，他需要这样的艺术品宣泄自己的情感。他又需要非常怪的艺术，那就是现代派的作品。“稳定”这个词非常重要，中国的富翁现在可以有三十亿在手里，但这三十亿大多来路不明，经不住推敲。可能你2007年有三十个亿，2009年就进监狱了，好多人自己也明白。
这个阶级在中国不稳定，对艺术品的需求也就变得半真半假，他实在烦得受不了，就到KTV包三个小姐，没有想自己怎么好好过日子，所以他的精神世界也不可能转到艺术上来。他可能投资很多所谓的艺术品，在画廊里、高级的古董店里，但他们只会把艺术品越做越坏。
我觉得遍地开花的小画廊心要沉下来，不要指望发大财，发大财想干吗去？你想弄二十个亿到手里？送死的交易呀！在西门庆花天酒地之后，有一个品人的评语说了：“何福消受？”你有多大本事能消受这个东西？果然过不了两天就家破人亡，如此而已。
中国讲知足而乐，我觉得所谓的小画廊，应该花不是很多的钱，买到真正值得你欣赏的东西。放在家里，也是保值的。你如果不喜欢或者家里人急用，也可以让掉，比如你花了三万块钱，买了十张不一样的小品，突然你儿子要娶媳妇儿了，你缺三万块钱用，没准儿你还能三万五千把它卖掉呢！这不是挺好？这才是二三级画廊应该做的事。不要指着这个东西发大财，假如想发大财，那就要防备倒大霉，只能这样。
一个画家的作品有好坏之分，跟他自己的比，有精品，当然也有一般的作品，这时候比较难判定。从画廊经商的角度，一般认为比较细一点、画得密一点的东西，价值高一些；粗犷一些、疏落一些的东西，价格低一些。这样的量化方法其实是比较简单、比较不可靠的。画家的作品有没有优劣？当然有。打个比方，齐白石各处表现得十分充分的画，最多只占他作品的十分之二。而很多画家一辈子只画过一两张好画。以我自己的作品来看，我刚定下来的三千块一平尺的价格，和我所有的画去比较，是比较划算的，如果你买到比较精的作品，那更是划算。
假如你跟我订了五十平尺的画，一般来说我不会给你画出最精的东西，也不会给你画出太差的东西。我就用熟悉的方法把它完成而已，这是完成订件。有的东西是大起大落，没有人订的时候，我在家里瞎弄，可能反而画出来特别精彩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不会拿出来卖，我留作种子，作为以后再发展的参考。当然，有时候也会出大量废品，泡在水里，当擦地板的工具用。
一个个体画家，其实是没有办法让群众都喜欢他的画的。我一年画一千平尺，这也是因为目前我需要钱来过相对宽裕的日子。假如我的画卖到三万一平尺、五万一平尺，我也不会画这么多。
画画永远是少数人玩的游戏，少数人在画，少数人在买，大多数人读印刷品而已。毕加索的画有多少人拥有？没有太多。但毕加索其实算画得非常多的，几屋子的画，画完就把屋子封掉。那么这些画都在哪呢？大多在博物馆。又比如塞尚，他穷了一辈子，直到快死才开始卖画。他那么多画，西方又有那么多资本家，我碰到过几十亿身家的人，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家里藏着塞尚的画。塞尚、毕加索影响几代人的审美，有毕加索和没有毕加索我们的审美是不同的，有爱因斯坦和没有爱因斯坦我们看这个世界也是两样的。这种人的作品，老百姓怎么会每人手里都有一张？他又不是印刷机，他的东西大多在博物馆待着，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普通画廊要完成的事就是美化一下老百姓的生活，我花一千两千，花一个月或者半个月的工资，买一件东西挂在家里，显示我还有点文化趣味。
我认识的德国人跟我说，他们家里曾经有过两张凡·高作品，他的外祖母和凡·高是朋友。我说那你们家还需要工作吗？一张凡·高作品就好几千万美元。他说当时两张凡·高作品就换了两个煤油炉子。我说，你傻不傻？他说，二战后，一个煤油炉子就是一家人的性命，什么叫傻？
生活肯定是一场赌博，买画、卖画更带赌博性质。有可能你买回家一张废纸，也有可能买回家一张无价之宝。这个赌我们现在赌得太小，我觉得意思不大。其实作为画家来说，我根本不需要广大群众都喜欢我的画，如果都喜欢的话，我也画不了，我哪有那么多画？我只需要少数有实力而且看得懂我的画的人，大家能好好合作就够了。
之前的炒作，赌得太盲目了，把在世的人的价格一下子弄得比已经做鬼的人的价格还要高，太急功近利。其实画家像是一只鸡，市场好好地养这只鸡，让它一天下一个鸡蛋，挺好的。但现在是，大家把这只鸡捉住宰掉，想象它肚子里面肯定有好多蛋，结果只拿出来一个还没有成形的蛋。
一百个齐白石
中国画确实有一个很完整的体系，画法、欣赏、评价，都有自己的一套。而现当代艺术游戏的指向和完成过程却不同，它不是一个作者弄完了，读者欣赏一遍就能完成的事，而变成了作者没写完就让读者参与进去的一个价值位移，所以就不太好说。杜尚的《小便器》，如果它仅仅是同花顺中的3、4、5，而没有后面社会赋予它6、7、8、9、10，那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家只会说这个人有病。但就是这个事件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所有的人都会说好，你要说不好，别人就可能说你这个人很无聊、没有现代感，弄得没人敢说。一定要强迫自己知道有一个二百五叫某某某，这样的社会风尚是不是就是好事情？现在说起来还为时过早。这个社会有好的一面，它强迫大家学习新的东西，不要在旧东西里面过于徘徊，过于得意，而要去关注一些新的信息，打开自己的思想；但是这样也会出现不好的一面，就是会让大家变得浮躁。所以我开玩笑说，中央美院可以改名叫中央美术情报交流学院，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心思好好画画了，他们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画，于是就派出大量的人到世界各地去探听消息，交流美国人在干什么，法国人在干什么，墨西哥人又在干什么，只对这些事情感兴趣。这样就容易把自己弄得跟无头苍蝇一样，整天撞来撞去。我想起《光荣与梦想》里面说到他们搞运动的时候，家里的成年人没人敢在外面说话，怕人家说他土。回家后一定要听家里面十五六岁的孩子怎么说话，比如高兴不能说高兴，要说“HAPPY”，感慨要说“哇”，四十岁的老头出去这样说话，感觉比较时髦。当时髦变成一种风尚的时候，就强迫你一定要学会这种语言，学会这种腔调。
我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更加宽容，兴趣和价值取向应该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各种价值取向都有比较自由的生长空间，尤其是艺术，在审美上面要有更加丰富的样式。当更加丰富的价值取向出现的时候，社会就会变得更美好一些，或者说更深刻一些，而不是单纯的赶时髦，也不是单纯的装典雅。就目前而言，各个艺术门类都不太理想。李小山有一篇文章，我看过后就跟他说：“天天临古人固然是不太理想的，天天装洋鬼子好像也不理想，凡事都有它的短处，大家都在装苏东坡，装凡·高、塞尚，也没什么意思。”之前也跟吴敢他们提到这个问题，他们给我一个很悲观的答案：历朝历代稍微理想点的艺术家其实也是极少的，大部分人都在胡说八道，都是比较二百五的人在舞台上表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大跃进的时候，中央美院有一些二百五的教务主任之类的干部就表决心，要放卫星式地培养一百个齐白石，周恩来听了很生气，说：“能在一百年内再培养出一个齐白石就很不错了，怎么还能再培养一百个齐白石？”所有时代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不够深刻的，谁能撞进这个头彩的洞里面真的不好说，但是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一直关注。我评论林海钟的画，小董说：“林海钟好不容易爬出来还有口气在，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浙江美院的这种教学方法、教育方向，大家玩命地往那种很细致、很琐碎的古山水的方法里面做，做完了基本上也就完了，现在出个林海钟还真是不太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