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可以设想，赵孟頫在这样一个年代里，个人受到宫廷的相对重用，但又是前朝的王室后裔，内心肯定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其他人哪怕不说话，他肯定也整天怀疑人家在说他。因为从封建道德讲，把祖宗忘掉是最可耻、最没有骨头的一件事。我开玩笑说，等于是一个中国人代表美国在打中国队，你说卖力吧，不对；不卖力吧，也不对，内心矛盾一定是很大的。再加上他本身所处的时代并不重视知识分子、汉族文化，他也觉得自己可能只是被统治者当成一种象征性的摆设而已。所以他内心经常很苦恼，没有办法说出像岳飞那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言壮语。岳飞哪怕被人剥了皮，也可以讲豪言壮语，因为他的价值观念是很直线、很豪迈的。你异族侵略，我就跟你玩命，我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死沙场，是一个英雄。赵孟頫他怎么都不好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是不是汉奸都很难说，反正很难被原谅。
所以他只好不说这些豪言壮语，而把对生命的感慨，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尴尬、矛盾，一种更加复杂、更加细腻的感叹表达在他的笔下。像《西风瘦马图》，一个人牵着一匹马，我觉得特别像他的自画像，英雄落寞，对命运的无奈。《鹊华秋色图》就突然从巨然、范宽那种大幅的、很雄壮的交响曲似的曲式上降下来，变成一个人半夜三更拿一支箫在那儿独奏。他的小线条非常敏感，非常细腻，画几棵小树，画一点小山，画几条小鱼，几个渔人在凄风苦雨里打打鱼，就画这些。
这就给中国笔墨完全开出一个新天地。中国画的笔墨突然变得很敏感、很细腻、很个人化，笔墨本身开始有内容，不是图式，不是题材，而是笔墨本身就有很丰富的表现力。就像唱歌一样，嗓音本身出现巨大的表现力，这是赵孟頫对中国画的一个贡献。
由于赵孟頫的出现，我觉得元四家的笔墨一下就开始丰富起来了。比如王蒙，在赵孟頫的基础上，我觉得他对笔墨开始敏感起来了，但又过于细腻了一些。他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山水画家，但跟赵孟頫比，有卖弄的嫌疑，卖弄技巧，出现另外的问题。他不像赵孟頫的技巧是完全纯粹的内心感受的深层表达，而是让这种技巧又变得比较表面了。王蒙在技术上可能有一些想法，又把赵孟頫的细腻的小山小水和前人范宽、巨然的大山大水结合一下，他企图用赵孟頫的比较细腻的笔墨，去画气魄不亚于范宽、巨然的大山水。但是我以为过犹不及，他想表现的东西太多的时候，反而深度又不如赵孟頫了。所以元代的画家，我以为最伟大的还是赵孟頫。紧跟着赵孟頫的当然是黄公望。黄公望更像一个画家，而赵孟頫更像一位诗人，内心比较深刻的诗人。所以我觉得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是中国山水画非常重要的一件作品，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重大转折。
中国的绘画相对来说更像诗而不像画。因为太多的官员、太多的文人参与这个游戏以后，把中国的本体绘画掐死了。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中国本体绘画的影子，捋不出一个清晰的本体绘画的线索，只能看到这些高官、大文人在画画。他们的话语权太大，而且对文化的积累太厚，使得纯粹的画家没有办法跟他们拼比。我们查一部中国绘画史，不太看得到本来应该担任主角的本体绘画的踪影。所以中国的绘画一直有一个相对的缺点，就是大多数绘画在绘画以外，绘画本体倒是不太受重视。画得像一点，画面好看一点，才刚有一点点苗头，就被一个更具有思想内容深度的艺术家冲上来打掉了。比如倪云林、赵孟頫、黄公望都是，本身的人文深度大于对绘画技巧的探究程度，所以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人是在好好地画画。
有一个人有点意思，就是钱选，他跟赵孟頫差不多一个时代。我觉得钱选可以算中国文人画长河里一个非常典型的本体画家。钱选的画非常细腻，非常安静，在他的画里面看不到太多的借绘画表达哲学、表达宇宙观，这些都藏在绘画技巧后面。宋画院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本体绘画的影子，像赵佶、郭熙、黄荃等，到元朝基本上看不到了，而钱选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本体画家。
到了明代，我觉得中国画又进入一个相对无聊的阶段。吴门画派的山水我个人以为比较无聊，沉在比较细腻的技法里面，没有太多的内心激动在表达。他们的画好像往本体上靠了靠，但还是不够。他们在准备画本体绘画的同时，又不愿意放弃文人的那种表面腔调；既想完成本体绘画的技巧难度，又想标榜自己具有文人的深度，所以他们的画变得很尴尬，既不像文人画那么豁达，那么特立独行，那么放荡不羁，又不像本体绘画那么朴素，那么纯粹。所以我觉得吴门画派是比较差的一个画派。吴门画派的唐寅等，我觉得是中国比较俗的绘画代表，普通老百姓喜欢，又加进了一些传奇故事，现在好像依然很多人喜欢。
一直要到明清交替的时候，社会动荡，出现了一些山水画家，开始有点意思。比如梅清，比如青藤（徐渭）。青藤主要是画花鸟，但也画过一些山水，比如《竹藤书屋图》，泼墨很少的一张简笔山水，画得不错。
到了清朝，我觉得石涛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画家。到了石涛手上，是自元以后，自钱选以后，第一次出现一个非常卖力地画本体绘画的人。画得非常像一张画，人文格调上也一点都不低。假如连成一条线的话，宋画院有几个本体画家，赵佶、黄荃、郭熙等；到了元代只有钱选，过了钱选我们几乎看不到还有其他人；到了清代又出现一个比较伟大的本体画家，就是石涛。石涛当然有他的思想，他的很多诗也写得很好，但是他画一张山水画的时候，就非常朴素、非常认真地在画这张画。所以我觉得石涛在感受自然，面对自然直接对他的冲击。在感受上，我觉得石涛属于无与伦比的一个本体画家，他的绘画很感人，你可以不去管他怎么题款，单单看他的画就非常本体。
石涛之后的山水画家好像差一点。到了八怪，比如金农，据说金农这个人是手比较笨的人，写颜体也写不好，结果写成像美术字一样，古代涂鸦这种。然后他画山水，画花鸟，都画得很不像。金农可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在他的绘画里加入了大量的文化因素，大量地放弃本体绘画的因素。他不是要画得像一张画，而是要画得很有文化。所以金农在文人圈子里地位是非常高的。确实也应该有这么高，因为他的绘画在清朝确实是鹤立鸡群。在大家都画得很俗的前提下，他能画得很文气，文化内涵比较深。但是他破坏本体绘画也是破坏得非常厉害。继青藤和石涛之后，好不容易建立起一点的本体绘画，在金农手上又被打掉得干干净净了。
这时候比较尴尬、比较差的一个画家，我觉得是郑板桥。郑板桥的诗情画意都比较表面，理解得欠深刻，所以只能在浅表做一些标语口号式的文雅文章，而这样的文雅反而容易被社会接受。所以一直到今天，可能郑板桥的绘画卖价依然比金农的高，人家更喜欢。比较甜俗的画反而会在市场上更受欢迎，这是一个规律，也没有办法，因为绝大多数的受众不太容易接受文化内涵很深，而表面的本体绘画因素放弃太多的作品。
到了以吴昌硕、任伯年为代表的海派画家，开始大量地把比较俗的因素添进去。他们好像很本体，但这个本体不是自然而然地从比较长的年代里传承下来的，而是通过把文人版本绘画的一些文化因素去掉，又生加进一些绘画因素。这样的本体绘画显得生硬，不自然，有点装腔作势，所以海派的画一般讲起来比较甜俗。其中最优秀的吴昌硕和任伯年，在中国绘画长河中，我个人觉得失比得多，他们打的败仗远比胜仗要多。就是这两个“常败将军”，基本上把中国画糟蹋得不成样子，已经不太像中国画了，再糟蹋下去差不多就成擦笔年画了。画擦笔年画就干脆吸收西洋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擦笔年画重新又创造出一种洋泾浜文化，这又是一说。
齐白石是仰仗自己天生神力，仰仗自己天生的审美素质太好，他是使劲地想学吴昌硕，但他就没这个本事画成吴昌硕。我开玩笑说，像《泉水叮咚》本来是一个很俗的歌，假如让崔健或者臧天朔唱一遍，没准也唱得不错。他嗓音已经变成这个样，唱再俗的歌，也能唱得好像有点人文感觉。齐白石就有点这样。
黄宾虹也是天生禀赋太好，他和齐白石还不一样，齐白石是纯粹没有文化，跟他们乡下的小诗人学点诗，当时有人说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齐白石是憋足了劲想写出李白、杜甫的诗，写不出来，但他确实话很白、很直，写得很好。黄宾虹不一样，黄宾虹具有一点都不亚于齐白石的天生灵感，又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文化的积累。而我们翻查黄宾虹的历史，这个人也是一个很性情的人。他参加过学生运动，参加过好多社会政治运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么纷繁复杂的社会里面，他终于昏了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最后总算没有在这个太热闹的社会继续待下去，回到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犄角旮旯里自己画自己的东西，一画几十年。我觉得他把中国山水画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是一个集大成的山水画家。
有人说黄宾虹的技法没有逃出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他的技法四王里面都有。我个人以为，不能这样看，就像齐白石的技巧没有逃出吴昌硕一样。四王这么腐朽的程式，到了黄宾虹手里，突然也是黄土变成金。因为黄宾虹的笔墨里有一贯的非常强的呼吸，那种气息在他的笔下一直流动，而四王是没有的。四王的东西让我感觉最多是速冻产品，保鲜速冻水饺。而黄宾虹的东西抓在手里是会动的，是鲜活的，整个笔墨像一个人的呼吸一样，自然顺畅，这是四王绝对不能企及的高度。所以我不太重视黄宾虹的技法究竟是跟谁学的，因为四王的技法也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只是总结了一下前人的技法。到了黄宾虹手里，这些技法被激活，变成自己个人的声音，个人的呼吸。黄宾虹之后，我觉得基本上山水画就走下坡路了。
花鸟画
花鸟画最早在民间搞装饰时就很多了。像壁画、岩画上，还有后来我们看到的一些家具、日用品上面，包括青铜器上面都会有一些花鸟题材。但这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花鸟画这个概念？我们现在所说的花鸟画，那肯定还是从宋画院开始，其实隋唐也已经有了，但是真正比较成型应该是宋画院时期。
花鸟是一个统称，如果再分细一点，还有花卉、草虫、翎毛。花卉就全部是花了。草虫就是画一个草里边有点蛐蛐，有点纺织娘，有点蚂蚱这种的。还有专门画翎毛的，翎毛就是鸟，专门画鸟。这就是一个题材分类吧。一个画家可能一辈子专攻一些题材，所以就会形成我们通常所说的花鸟。画西画也有这样的分类，画静物的、画风景的、画人物的。中国是分得更细一点。
中国专门以花鸟画为类的，应该是从宋开始比较固定。宋代画院的这种花鸟画家，有郭熙、黄荃等。院体这个东西，从意识形态上说，也属于统治阶级，因此要显得自己姿态比较端庄，法度比较严谨。统治阶级希望社会秩序更加好一些，它不像那种野逸的自由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内心更加自由，所以他的腔调就不一样。院体以后，到了元朝，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
宋以后的花鸟，比如元四家，当然主要是画山水，但是也画一些花鸟。赵孟頫就画一些兰草、石头这些。所以从元以后到明，花鸟又兴盛一下。因为明朝总归摆脱了少数民族统治汉族的局面，它具有相对先进的农耕文化。这从生产关系、生产力上来说，应该比狩猎、畜牧稍微进步一点，因为它自己可以控制；而靠打猎为生，肯定要原始一点，没把握一点。这种比较原始的文化去统治比较先进的文化，肯定会妨碍社会文化往前发展。到了明朝就要稍好一些，花鸟画家就多了一些。明朝的花鸟画有点想复兴一下宋朝的院体绘画，因此恢复了画院。但是明朝的一批花鸟画呢，感觉上不如宋朝那么天真，那么浑然天成，好像气要小一些。
通常又把花鸟分成两类，一类叫工笔花鸟。工笔花鸟最高层肯定还是宋院体，后来到了明院体恢复了一些。包括像明四家、吴门画派，等等，但是作品不是特别多，不是专门画花鸟。还有一些小画家，名气肯定跟宋画院的不能比。宋画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画家，我认为还是赵佶。开玩笑说，宋朝的皇帝兼画院院长，他其实什么都管。宋徽宗情况很特殊，他艺术上非常有天分，但是他在政治上是非常差的一个皇帝，弄出好多莫名其妙的别的皇帝都弄不出来的事。宋徽宗当时弄那种生辰纲，从各地选各种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石头。那时候运输能力很差，《水浒》上面就有这些描写，送那些花石，水路走很远，然后什么石头沉下去，为这件事又打架，又怎么样，民不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