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按道理讲是近代写意花鸟的一个所谓大家了，但我个人认为吴昌硕表达出来的这种人文境界是很差的。吴昌硕也算比较倒霉，假如没有齐白石，他可能聊备一格，因为突然出了个齐白石，他的作品就变得整个没有意义了。吴昌硕花鸟的画法，就好比是一件外衣，穿在吴昌硕身上是俗不可耐，不能看，同样的外衣突然到了齐白石身上以后，非常好看。其实齐的外形学的是吴昌硕，但是齐白石天生气力太大，对审美的感觉太好，审美的素质太好。齐白石身上有更多那种农村木匠身上的东西，他只知道要好看，就完了，他倒没有太多笔墨上的追求。我觉得齐白石在文脉上深度是不够的，他跟石涛有点像。当然齐白石是因为后来被陈师曾点拨了一下，起点作用，陈师曾加强了他的自信。齐白石因为出身比较低微，种种地、做做木匠什么的，他在文化上不可能很自信。他跟当地的小诗人学写诗，跟当地的小画家学画画，后来他碰到陈师曾，陈师曾拼命地表扬他，拼命地肯定他，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以促成他所谓的五十八岁以后变法。他变法以后，我觉得画的形式变成什么样倒不重要，他内心开始出现真正的自信，自我开始非常顽强地表现出来，这时候的画确实更加完整。但是这时候你仔细看，他的技法实际也没有超出吴昌硕多少，他那点技法吴昌硕早就用过。其实这个技法根本不算问题，他用这个技法在表达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表达出来的东西，表达出来的人文深度，表达出来的对生命的感受深度，吴昌硕不能和齐白石同日而语。所以我觉得齐白石是离我们最近的最后一个花鸟画大师。
中国式艺术
我们现在说的“中国画”这个词，是比较混乱的一个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的文化进来以后，为了区别油画或者西方绘画而创造的一个词。当时有国医、国学、国乐等，确定叫中国画这个词好像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主张。我们现在说“中国画是什么”比较难说，反过来说比较容易。像齐白石画的是中国画，张大千画的是中国画，黄宾虹画的是中国画，宋徽宗赵佶画的是中国画，王蒙、赵孟頫画的也是中国画。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画，基本成型应该是在宋代。但在宋以前的南唐，搜罗这些画家大概就是李煜那时候开始的。李煜自己也画，但是传下来的不多。我之前在南艺的一个讲座里提到，中国人通常说艺术是一个败家子的玩意儿，而不是一个去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那么，中国有两个最大的败家子，一个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可是有了李煜和没了李煜，汉字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学也是不一样的。李煜不单是在词这方面，在中国的诗歌上，甚至在中国的文字上，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从有了李煜，中国这种抒发自己内心情绪的文字开始有力度。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面基本上都在谈李煜。《人间词话》出来以后，我没有看到过哪一个现代人评论词，甚至评论诗歌，不提到这本书的。其实我发现王国维一辈子彻头彻尾崇拜的就是李煜，李煜确实也值得他这么去做。另外还有一个败家子就是宋末的皇帝宋徽宗赵佶。他是一个非常差的皇帝，政治上一塌糊涂，又低能又胡搞，但他在艺术上确实有非常大的才能。他不单自己画得非常好，还组织和奠定了中国绘画的基础。
那么，这种败家子是不是就没有用呢？不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恰恰是这些败家子留下来的文化成果对今天的人类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通常说的人生目的，人究竟是为什么活着？有各种各样很伟大、很崇高的说法，不好说哪一些是对的，哪一些是错的，只能比哪一种说法鼓励我们活得更美好，哪一种说法鼓励我们更真诚。其中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丰子恺在一篇杂文里面说了一个很简单的命题，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快乐。当然他认为快乐有很多种，有比较浅薄、比较简单的快乐和比较深远、比较长久、意义更加崇高的快乐。
现在就这个定义往下追究，我个人认为，中国有一句成语说得很好，叫“欲壑难填”。人就靠着“欲壑难填”，才发展到今天。比如我们懒得走路就发明了车，挑东西挑不动就希望用手推，然后是用马来拉，再然后发明了蒸汽机。人类发展到今天，我们是不是就走入了天堂？没有。我有一次看电视，有个统计数据很有意思，好像是说如果充分利用现代农业技术，运作得好的话，只要现在南非一半的耕地就可以养活全球的人。但是很遗憾，现在全球还有很多人在挨饿。耕地面积越来越少，是不是全球总的耕地面积不够？不是。而是人类用更大的力量来满足更多的物质享受。比如，大量的耗能，非常高速地破坏环境，等等。其实都是人类这种不可逆转的、从内心来说特别希望享受的欲望在推动。这种欲望以后不会减掉，会越来越多。这种欲望把人类带到今天这么发达的世界，同时又可能把人类这个物种毁掉。
庄子说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喝醉酒从马车上摔下来，没事，糊里糊涂地走回家，然后睡了一觉，第二天一点事都没有。有个人没有喝醉酒同样从马车上摔下来，然后就觉得自己这儿也疼，那儿也疼，在府上足足躺了三个月不能动。其实是你的主观意识在起作用。
从马车上摔下来，如果你喝醉酒，主观上不是太恐惧，你可能没事。但如果是时速300公里的火车，或者高速公路上时速200公里的汽车，就算是打了麻药摔下来也受不了，是吧？那么人类这个欲望究竟靠什么能够遏制住？这个很困难。所以我开玩笑说，艺术、审美这种败家子的玩意儿，生产出的很多“废料”，从物质上说，它是没有用的东西，但这个没有用的东西可能恰恰会有很大的用处，它让你取得另外一种快乐，不耗能的，不消耗物质的一种快乐。这种快乐很有深度，深到什么程度？这个人宁愿不当皇帝也要去玩这个，去弄艺术。像李煜，已经是阶下囚了，还每天填词，填得跟真事儿似的，而且填得非常好。这些东西是很迷人的。
艺术上的东西迷人到什么程度？我来说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荷马史诗》里面说的，一支英雄队伍行到某个海峡的时候，当地巫师就跟他们说，到这儿要把耳朵塞起来，否则海峡里的海妖会出来唱歌，唱得非常地迷人，人听了之后就会不由自主地跳进海里送命。奥德修斯一定要听这个歌，他说你们把我捆在桅杆上，我就可以不跳下去了，但是不要用蜡塞住我的耳朵，所以就只有他听到这个海妖唱歌。把耳朵塞住的人们看到一些面目狰狞的海妖在水上跳来跳去，嘴巴在动，唱的什么他们听不到，所以没有被迷住。他们发现奥德修斯被绑在桅杆上，极其痛苦，挣扎着想跳下去，终于过了那段海峡了才把他放下来。然后奥德修斯就开始形容海妖的歌怎么好听，怎么迷人。西方人用这样一个情节来叙述艺术迷人到什么程度。中国也有这样的故事。俞伯牙和钟子期这两个人也是在玩这个事，就是所谓知音，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内心那点颤动被我读懂了，他宁愿为这个拿性命相拼。这种快乐一点都不亚于弄一辆好车，找一个好房子。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里，不值得过多劳苦的时候，大家都在玩这个。他们营造一个虚拟的世界，他不去当宰相，不去当皇帝，其实他们都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准备，比如读了很多历史书等。那时候很多的小国家合并成一个大国家了，天下统一，从秦朝以后基本上就这样。那么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维持安定团结，这批过剩的精力要有一个东西来承载，这批人就自己虚构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中国的琴棋书画，中国式的艺术。
这个平台非常复杂，非常深厚，发展到今天创造了什么？我觉得是创造了一个最有价值、最有内涵的东西，不消耗能源，不污染环境，而且也不让人堕落。《圣经》里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某一个地方，有个城市叫索多玛，这个地方的人淫乱、纵欲，拼命喝酒，等等，这也是追求快乐。但太堕落了，上帝实在受不了，就降下灾难把这个城市毁灭掉了。在西方宗教题材里，这个故事反复出现，它告诉人们一件事，如果你太贪图享乐，就会毁灭。但是中国艺术的享乐，有控制自己的办法，它让你玩“雅”，玩“逸”，而不是简单层面的肉体享受。比如画一株兰花，画一根竹子，追求笔墨的精妙、精神世界的细腻和力度等，它玩这些。这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平台，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就这点而言，我觉得它具有西方文化不可比拟的深度和细腻程度。它曾经在中国文化里作为一种消遣品，消磨你的能力，把中国过剩的能力全部消减掉。因为这批人全是大智慧家，包括苏东坡这些人，玩禅、玩文人画，都太厉害了。如果他不安生，天天给皇帝捣乱，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就整天吵架吧，就干不了活了。
从整部中国历史去看，《资治通鉴》也好，《汉书》也好，《春秋》也好，《左传》也好，全部的内容，就是皇帝怀疑大臣要夺权，大臣可能不想夺，但是大臣怀疑皇帝在怀疑他要夺权。全是这种事，烦死了，是不是？所以为了抵消这种苦恼，必须去找一些可以让皇帝相信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远离这个王位争夺的游戏，于是我一定要把荷花画得更加传神，等等，他们在寻找自己的一种快乐。
因为这批人的智商太高，能力太强，所以他们已经把中国画玩到一种超绘画的地步。什么叫“超绘画”？就是真正的画家已经没有办法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中国从古代到现在几乎没有本体绘画的发展，没有真正的绘画，有的只是业余画种。他们根本不是画画的人，只是一些文化人在玩笔墨，画一些根本不像的画，做一些根本就和画画没有多大关系的东西，完全是为自己高兴。开玩笑讲，这种画有点像初中生在老师讲英语的时候他不爱听，就在本子上胡画。这种画的技术含量是很低的，但是精神很饱满，因为完全是迫于自己内心的需要。他画画不是为了卖钱，也不是为了发表，给老师抓到还要挨一顿批评，但就是想画，为了让自己快乐。这批文人的东西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业余画种，但是这批人的文化准备太深厚，已经足以统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省份，完成国家非常复杂的任务，但是很遗憾，没有这个职位让他去做，于是他把这种才能全部转移到文化游戏上去了。
中国经历了大约两千年的文化游戏积累，所以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奇迹，这种画我们叫它文人画。文人画实际上在中国绘画里占主导地位，参与文人绘画游戏的这些人肯定思想境界更深远一些，格调更高妙一些。那些所谓相对浅薄一些、才能小一些的艺术家，社会地位并不一定低，还有好多附庸风雅的，包括皇帝也好，高官也好，都会在里面插一脚。
在这样的一条长河里，它的主线我以为并不是特别生动的，往往都是历代的一些叛逆的、当时不被认同的画家，反而在这个游戏里做出很大贡献。
女人肯定不光是我一个人在画
女人肯定不光是我一个人在画，以前“性”可能是一个非常忌讳的题目，不能做，不能说。但是不做不说是不是大家就都不想？不对。肯定很多人在想。
以我自己为例，“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十二岁，朦朦胧胧已经觉得跟女孩子在一块与跟男孩子在一块味道不一样了，觉得有意思。到了十五六岁或者十六七岁，对这个问题就更感兴趣。但是你想读到这方面的书，想看到这方面的画，很难，连读到跟这方面有关的零散文字都不太可能。我们当时换书有一种说法，这个书里面有相对多的有关性的描写，价值就大一点，《安娜·卡列尼娜》可能要比《战争与和平》的价值大一些，因为写女人多一点。《静静的顿河》就可以换《战争与和平》，但你要拿《战争与和平》换《静静的顿河》，这就难说了。假如是《金瓶梅》，那就很厉害了，在我印象中，最高的市价是可以换一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凤凰牌自行车当时是176元一辆，还要几百张工业券等，176元差不多是南京市省厅级的工资了，可能还没这么高，现在的概念差不多小十万了。全部原因就是它描写性多一些。
那时候我们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好奇加上生理因素推动。但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南方来信》中描写美国鬼子怎么强奸越南妇女之类的，这么厚一本书里面大概只有两三行，谁都背得出来，第几页第几行，这些都会作为黄色小说的经典，被大家传阅。还有一种黄色读物的来源，是马路上的布告，流氓犯强奸女人，为了写他的罪行，里面会有一两句描写，大家都伸着脑袋看。所以那个时候对这种东西很感兴趣，由于兴趣的强烈，可能画得就特别投入。但是我从来都是自己在家里画，从没想过要拿出去给大家看。这有点像卡夫卡写小说，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一天要发表，只是写着玩。有人问，你又不想发表，又不想换钱，为什么要写这些小说？卡夫卡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他说是为了减轻内心的压力。他内心有一种压力，迫使自己想写，为了使这种压力得到释放，他就写，写完了就往办公室抽屉里一塞。他一些好事的同事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这家伙整天写的什么玩意，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把他抽屉弄开，翻出来看，发现写得非常好，就拿出去给他出版了，变成书。然后他自己在书店里翻书，一看这个书怎么这么像自己写的，后来一看真是他写的，就变成很有影响的文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