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23]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24]端的是一语中的。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
在这种背景下，容闳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他建议革命各派联合起来，并且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这段时间，容闳一直与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界巨头布思密切联系。
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革命党都认为变动机会来到，12月4日，容闳写信给荷马李，建议他利用此大好时机，立即帮中国举行武装起义，如能取得一省，立即任命总督。第二天，容闳又致信荷马李，抄录中国各秘密党派、会社名单，内有革命党领袖孙文。还建议邀请各政党会社领袖到美国去，共商团结斗争、组织临时政府的内阁及顾问委员会事宜。
1909年2月、3月间，容闳向荷马李、布思提出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Red Dragon-China）。该计划提出支持革命党进行武装斗争，筹款五百万美元，购买十万支枪和一亿发子弹。此后，容闳一直努力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与容闳通信频繁。在容闳介绍下，孙中山和荷马李、布思联络密切，商量借款资助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问题。12月22日，孙中山接受容闳的邀请，到达纽约与容闳见面。在容闳的安排下，孙中山分别与荷马李、布思多次密谈，制订起义计划，决定通过布思向纽约财团洽谈借款三百五十万美元，由荷马李训练军官，以助中国革命党推翻清王朝。革命成功后，美国权券人享有在华办实业、开矿等特权。此后，容闳经常写信给荷马李、布思，催促此事的落实。
1910年2月，容闳致信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中国红龙计划”的实施步骤，并提出四条建议：第一，向美国银行借款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美元，作为起义费用；第二，任用精明能干、通晓军事的人统率军队；第三，组织、训练海军；第四，成立临时政府，推举贤才，接管起义后所夺取的城市。3月初，容闳写信给孙中山，建议他与布思、荷马李再次认真商谈，逐条落实借款事项。不久，容闳又写信给布思，提出一个借款计划，即借款一千万美元，分五次支付，期限为十年，年利息为百分之十五。经多次协商、反复研究，孙中山和荷马李、布思达成了五条协议：第一，向美国财团借款三百五十万美元，分四次付给，作为军事经费；第二，在借款手续上，由孙中山草签一个由各省革命党代表联名签字的借款文件，作为正式借款的凭证，并以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的名义，委任布思作为中国革命党在国外借款的全权代表，负责具体办理借款事宜；第三，认真商量筹组临时政府，招纳各种有权威的贤能人才进入内阁；第四，请美国军事家帮助，训练一批军官，增强起义指挥能力；第五，为了集中人力、财力组织发动具有全局影响力的大型起义，暂时停止华南和长江流域的小型而准备不充分的武装起义。
孙中山将此协议和下一步行动计划迅速信告在国内的黄兴。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现，款项没有借到。但此计划却对孙中山以后的武装起义方针有积极影响，放弃和停止了不成熟的小型武装起义，支持黄兴集中财力人力，抓好影响巨大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体现了这个协议的影响力。
对“红龙计划”的实施，容闳一直十分关注，直到1911年春仍写信给荷马李、布思，催促他们落实与孙中山谈判商定的计划。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久卧病床的容闳兴奋异常。12月19日到29日，容闳连续写三封信给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三点重要意见：第一，提醒革命党人警惕“大阴谋家”袁世凯篡夺政权；第二，革命党人要精诚团结，防止内部争执、互相纠纷，以免陷入“内战的深渊”；第三，如果革命党人自身不团结、打内战，“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第二封信的全部内容是强调要革命党警惕袁世凯，他在信中表示：“目前使我焦急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这就简直同清政府重新执政一样糟糕”，“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如果聘用外国人，宁可聘用美国人好得多。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留用或解雇，并以此为条件与他们签订合同。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应当由代表们在参政会上冷静讨论，并作出坚决的决定”。第三封信则是热烈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表示想病愈后回国看看新中国。[25]
虽然去国已久，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内情况并不隔膜，尤其是对袁世凯可能窃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极有预见性。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由此可见他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给他再次回国、一展宏图的机会。4月上旬，年老体迈、久病在身的容闳病情更加严重。在弥留之际，他特别叮嘱守候在床边的长子容觐彤要回国服务，以偿他为新生共和国效劳的夙愿。大儿子耶鲁毕业后已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收入优厚，因此不舍得丢掉这份职业。容闳以手示意，叫大儿子坐近些，对儿子说：“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惟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二人者。”[26]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遵行了父亲的遗愿，回国服务。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容闳的一生，确有其独特的意义：
——他的出现，是中国全球化的最初体现，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将遇到一种新的文明的挑战、碰撞，并渐渐与之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国，最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现代化”，容闳是中国现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人物和重要推动者。他最早提出以现代教育使国家富强的治国方针，并殚精竭力付诸实施，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经济层面向制度层面递进的，因此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便是一个时代、阶段被另一个时代、阶段迅速取代。前一个阶段的进步人物，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保守人物，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守旧力量。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因为思想认识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们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却能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决然投身新的历史阶段，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敏锐把握历史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是容闳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在现代中国确实少见。
——他的超越性源自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现的政治力量更接近于自己的理想，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像容闳这种理性、温和者最终也一步步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是清王朝拒不主动变革甚至镇压体制内改革者，因此把许多原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推到体制外，一步步自取灭亡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帝国主义一次次侵略、打击下，现代中国一直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爱国、救亡，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面对强敌侵略，特别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充满激情但却盲目排外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由于现代中国是被已经现代化的列强侵略，这种爱国主义在坚决反抗侵略的同时，又非理性地排斥、拒绝任何现代文明，对强国不能不引进的任何新事物都坚决反对，痛斥为“卖国”。这种“爱国”，实际是误国。另一种情绪正好相反，或是由中国的失败转而对中国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中国反抗、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或是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干脆成为汉奸，卖国求荣。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容闳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却别有境界，尤其值得关注、发扬。他长期接受美国教育，毕业时中文甚至已经陌生，对美国的富强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却没有成为崇洋媚外的“洋奴”。相反，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祖国没有失去信心。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容闳本可以在美国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却毅然返国，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救国救亡。他的救国理想是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果，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从而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爱国精神的实质是爱国而不盲目排外，爱国而开放，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于理性；从参与清王朝体制内的洋务到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对他来说，爱国并不必然要爱朝廷，更不必然要忠君。
——爱德华·萨义德认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27]近代中国被“全球化”大潮裹挟，也面临着如何“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以实现“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这一历史性命题。而立志“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容闳，堪称中华民族“自我身份”重新建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