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组”的时光虽然短暂，仍是两位当代建筑巨擘的事业起跑点。福斯特更在“四人组”遇见了第一任妻子温迪，而且还是罗杰斯做的媒。罗杰斯与奇斯曼两家都住在萨里，他和温迪的姐姐乔琪又是建筑联盟学院的同学，所以他和这对建筑姐妹花是多年老友。温迪读的是伦敦的摄政街理工学院，一九六三年毕业后，在伦敦布鲁姆斯伯利[Bloomsbury]的一家小公司做过一阵子事。从她毕业作品上简约典雅的铅笔画，看得出她优秀的绘图能力，她对建筑的看法又成熟，是“四人组”的一大助力。罗杰斯打算创业时，即邀了奇斯曼姐妹，与他和福斯特一起当合伙人。
罗杰斯请来的人都有各自的强项，他一人办不到的事情，集这三人之力便能完成。温迪在汉普斯特丘园的公寓有个大房间，可以拿来当办公室。乔琪是这四人中唯一具备各项资格，且是正式登记执业的建筑师。当“四人组”需具备建筑师的合法资格时，乔琪就是不可少的成员。福斯特不但是绘图高手，更有使命必达的特质。
四人的办公室便设在汉普斯特丘园十六号B的二楼。温迪原本住在后面的房间，厨房算是她的私人领域。福斯特记得当时进办公室还要经过卧室和起居间，略有不满。一九六四年两人结了婚，利用午餐时间跑去办了登记，现场没有家人，只有几位朋友。回办公室的路上，两人还偷闲去野餐。
“我们合作密切，很快就走得很近。”福斯特说：“我们决定先结婚，办好终身大事，之后再庆祝。”
一九六五年的圣诞节前，两人的第一个孩子让，诞生了。名字是温迪取的，因为《在路上》这本书对她深具意义，便借用作者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名“提——让”[Ti-jean]，取其中的“让”字。她对现代主流医学那套一直不以为然，因此让是在家里诞生的。
这时福斯特夫妇已经把家搬到办公室附近。他们先后搬过几次家，一度和雕塑家安东尼·卡洛[Anthony Caro，1924-]为邻。卡洛不仅成为他们的密友，之后更与福斯特一起设计横跨泰晤士河的千禧桥[Millennium Bridge]。
福斯特与温迪刚开始同居时，私人空间与办公空间混在一起不说，公司愈来愈忙，又多了个秘书苏菲，她在办公桌下养了只大型阿富汗犬。福斯特早上得从公寓后方的门进来，和从正门进来的人会面。有时不得已，只好拿卧室当会议室，把一块草草钉好的夹板，架在床上权充会议桌。那时卧室里常传来啪啦啪啦的打字声，似乎在说，这事务所的人很厉害。同时还一直有学生来他们公司求职，很多在这里待过的人，最后单飞的表现都不错。
“我们住的空间愈来愈小，最后整间房子都变成了办公室，”福斯特说。
公司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补贴收入，福斯特开始在摄政街理工学院和建筑联盟学院兼课。奇斯曼姐妹虽说家境不坏[父亲是保险经纪人，曾经担任劳埃德银行董事长]，但个性非常独立，不靠家产。
福斯特回忆道：
我们的业主因为恰巧是亲朋好友，所以都成了我们的实验品。这些案子都是小型的民宅，却也是最难做的，因为你没什么经验，所以要边学边做。可以说，这种方式反而让你更灵活、更会随机应变。你或许因此更晓得要时时自我检讨。如果你有经验了，还未必会这么做。
福斯特日后的工作方法，在“四人组”时期已见端倪。为了帮他的岳母扩建萨里的房子，有个倒霉的学生助理得负责做壁炉的模型，设计每改一次就得重做一个模型，结果改了又改，做了十四个模型才终于定案。
乔琪刚成家，为了顾家，在“四人组”的时间并不长。她这一走，也让事务所失去了唯一合格的建筑师，剩下的三人都没有建筑师资格。后来“四人组”竟遭英国建筑师注册管理会的专业执业委员会调查，该会警告他们，既然事务所里没人是注册建筑师，他们称自己为“四人组建筑师事务所”是违法之举。福斯特为此勃然大怒，坚持只愿通过律师与该会沟通。
然而最后，他还是回头去找老东家比尔德肖求援。比尔德肖同意在三人都拿到正式资格之前，让他们和比尔德肖事务所的伦敦分公司挂个名义上的关系，这样至少有个专业的名分。
同时三人也开始物色乔琪的接班人，还殷勤的提供应试者点心饮料，无奈所有合适的人选都半途怯场走人。
福斯特盖的头一个房子在康沃尔，是个陷进河源地里的小小玻璃舱，可以眺望法尔河的河口。这是一九六四年他与罗杰斯在“四人组”时期连手的结晶，业主正是罗杰斯的岳父布伦韦尔。他希望能有一间可以避风的小屋，又能在夏日周末欣赏河上的帆船。这小屋可以让他在阳光下喝茶，悠闲地读书，听听手提收音机。他们夫妻俩请“四人组”盖的维安别墅，那时还在赶工。夫妻俩可是卖了三〇年代买的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油画，才有钱请“四人组”做这个案子。
或许有人会说，这小屋像个观景阳台，而且最后成品的样子，很像花园里的小工具房。“四人组”的设计是让它外观看似下沉，顶棚全是玻璃，用拉门的方式开关，很像战斗机的机舱[“二战”坠毁的飞机是福斯特的童年记忆]。这小屋占地不大，但“四人组”请了结构技师托尼·亨特[Tony Hunt，日后成为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设计团队的关键成员]来细看过地基，确保混凝土地基不会被泥石流冲走。我在布伦韦尔去世后十年，亲眼见过这小屋，玻璃已然变色，长着斑斑青苔。但它有一半已经融入了四周的景致，有牛群与海鸥守护着，宛如二十世纪版本的新石器时代古坟遗迹。
一时瑜亮
“四人组”的成员个性各异，不是稳定的组合，撑不久是意料中的事。建筑师结盟创业能存续的关键，在于每个人都要带进不同的东西，心理上还要不受同侪竞争压力的影响。而罗杰斯与福斯特二人，在耶鲁时固然很要好，但难免有瑜亮情结。这两人个性都强势，各有自己做事的方式，也都是天生的领导人，而且正巧都多少有依赖岳父家的尴尬处境。两人都想主导设计案，都想带领公司的方向。诚如鲁道夫所言：“作品若不是你的，就是别人的。”
“所有把我们两人拉在一起的因素，都种下我们不久后分道扬镳的种子。”福斯特说。不过造成分手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罗杰斯的妻子苏在办公室的微妙地位。她没有受过建筑师的相关训练，所以“四人组”成立时，并没有把她列为正式合伙人。但后来苏对事务所的业务兴趣日浓，罗杰斯和福斯特都不晓得该怎么处理这状况，索性避而不谈，后来决定拆伙，两人把所剩不多的案子分一分。
走到拆伙这一步，着实心痛，尽管两人各不记仇。“四人组”解散后，福斯特与罗杰斯的感情反而变得更好。多年来，他们仍代表英国建筑史上一个特别的时刻，只是对如何将两人共同的原则化为建筑作品，各有不同的想法。福斯特对两人的差异有精辟的说明：
理查德比较有兴趣的是表现的可能性，表现结构、表现服务空间，以及用比较花哨的方式表现的可能性。我呢，讲广义一点就是，我对于把东西整合在一起的可能性比较有兴趣。比方说，有引擎、有车架，把这两个东西融合起来，就可以一起发挥作用。同理，我喜欢研究建筑物怎么把不同的面向整合在一起，胜过设法夸大、强调其中的元素。
这两人仍一直保持联络、交换意见。有次他们聊到直升机，罗杰斯欣赏贝尔[Bell]47 D1外露的立体框架结构；福斯特则喜欢贝尔的“喷气突击队员”[Jet Ranger]较现代、高性能的整体包覆外观，这个对比似乎正说明他俩不同的理念。47 D1表现的是每个因素环环相扣，并大方展示零件和彼此的关联。而“喷气突击队员”则是为了追求高性能，整合元素后做成某种特殊造型，两者各有各的美。福斯特两种飞机都开过，觉得“喷气突击队员”较为先进，也比较耐久。比起机件装置，他更欣赏它整体展现的完美。这代表他讲求纪律与严格管控，也善于在众人参不透的事情里找寻蛛丝马迹。
福斯特在做里莱恩斯电子工厂案的时候，坚持要把日光灯管嵌进金属天花板的波纹里，暖气管也要嵌入地板中，不露痕迹，而不是分开装设。这样当然比较费工，却能让这些管线化为无形。罗杰斯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做，但这个构想逐渐演变、日益成熟，终成为德国一系列节能建筑案的滥觞。
往后的四十年，福斯特与罗杰斯两人在工作上仍一直有交集，竞争同样的案子，也偶尔见面讨论工作，甚至又想过一起合作，不过这想法终究没有实现。但在一九八六年，为回敬查理王子大肆挞伐建筑业，他们在皇家学院办了盛大的当代设计展，展出三位建筑师的作品，福斯特、罗杰斯，以及两人在耶鲁的助教斯特林，三人分量均等。
三人各展出一件已完成和一件未开工的作品。福斯特用某个展间播放炫目的多媒体简报，介绍刚竣工的香港汇丰银行总行大楼，以及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在波特兰街的总部。可惜的是，因撒切尔夫人对该公司的报复之举，这个总部建造计划在开展前不久整个取消，投入的大量人力财力均付诸东流。
罗杰斯展示的则是劳埃德银行，一栋扭转伦敦市与泰晤士河互动关系的大楼。这栋大楼与香港汇丰各有异同。劳埃德银行是混凝土结构，汇丰则是钢骨。
这两人的事务所业务愈发蓬勃，作风也日益分歧。从伦敦市的伍德街上即可看出他们之间何等不同。他们两人在千禧年之初完成的几栋办公大楼都在这里。
伍德街是观察英国战后建筑和时代交替的绝佳地点。这条街原本出自罗马人之手，设计为通往护城墙外某城堡的阅兵场的路线。打从那时起，这条街就满是经典建筑。五十米之内，即可见克里斯托弗·列恩[Christopher Wren，1632-1723]设计的圣艾本教堂的高塔，这教堂原是英国君主的御用教堂，高塔是仅存的遗迹。还有一九六〇年代初“麦克莫伦与惠特比事务所”[McMorran&Whitby]设计的警察局，是尊贵的古典主义风格。特里·法雷尔[Terry Farrell，1938-]带有装饰艺术风格的高楼，象征八〇年代的地产业高峰。十五年后又一波地产开发潮兴起，有两大代表性的建筑物，其中之一是罗杰斯的作品，另一则是福斯特的。罗杰斯事务所设计的办公大楼就在伍德街街角，地址是八十八号，隔壁就是一百号的办公大楼，福斯特的作品。
端看这两栋大楼，即可体会曾于创业之初共事的两人，后来走上何等不同的路。福斯特追求的是整合；罗杰斯则相信连贯。福斯特在伍德街算是踏进了新领域，立面主要是波特兰石材，刻意以棋盘般的规律，在临伍德街的各楼层立面上，交替穿插石板与长方形玻璃窗，特意彰显这栋建筑与右邻规规矩矩以石材覆面的老派大楼完全不同。这栋一百号办公大楼与右邻之间，福斯特还留置一道直直伸向天际的阴暗缝隙，分隔彼此。一百号办公大楼与左邻的罗杰斯八十八号大楼之间，也留下一道稍大些的空隙。
罗杰斯做的是他事务所的强项：浪漫的现代风格。他把结构、楼梯与电梯间外露，创造了凹凸有致而生动的天际线。临伍德街的立面，他用典雅的混凝土框架安装整面玻璃，再以铁灰色的不锈钢柱支撑。八十八号大楼左侧、临“伦敦墙”[London Wall]的立面，还有气魄更大的外露不锈钢交叉支撑条，做得如珠宝般细致。旁边的花圃里，甚至俏皮地伸出几根红色和蓝色的通风口，要大家记得这是建造巴黎蓬皮杜中心的团队。大楼里蜿蜒的钢制楼梯，则漆上鲜明的黄。
我们常把建筑物讲成单一的艺术品，要当成独立的美学经验来体会。但在伦敦这样人口稠密的城市，建筑物无法单独存在，必须是一条街的一份子，必须与邻近的街道发生关系。
福斯特的一百号办公大楼与罗杰斯八十八号大楼的交集，是在背向伍德街的中央舞台，无论远观近看都是焦点。为了有别于大楼正面的石材立面，福斯特在这边的立面做的是一整面弧形的玻璃帷幕，底下由整排的斜角钢柱支撑。
伦敦可说是由两种办公大楼分割的城市，一种纯为租赁市场而设计，一种专为屋主兼用户量身打造。对福斯特而言，前者如伍德街一百号，必须放在整个环境里考虑，是与开发商、城市规划师折中协商的成果。后者如罗杰斯的劳埃德银行大楼、福斯特的瑞士再保险大楼[Swiss Re Tower]，是可以充分发展个性特色的特例。
一九六七年末的那几个月，罗杰斯和福斯特之间依然融洽，毫无嫌隙。“四人组”的形象始终那么合作无间。就算那时已然种下分离的种子，但他们在“四人组”的作品是集两人才智之大成，无法分割的结晶，完全认不出哪部分是谁的手笔。福斯特下一个崭露锋芒的机会，必须借助别的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