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could have stayed in America
福斯特年轻时，最想去的地方就是美国。美国固然有他很迷的影星詹姆斯·迪恩、有“墨水点”[The Ink Spots]和“安德鲁斯姐妹”的歌、有拉风的尾翼跑车，但一心往前冲的他，看到的是一九六〇年的美国已然取代欧洲，成为设计界的龙头。这要归功于三〇年代离德赴美的包豪斯学派名家。他们发明了现代主义，无论后来流亡何处，都延续了包豪斯的正经传统。
其他学派的知名人士，相形之下前景堪虞。柯布西耶的影响力固然很大，但他于“二战”期间留在法国，一度和墨索里尼与维希政府眉来眼去。纽约联合国大厦的设计虽用了他的提案，最后带领团队执行的却不是他，对他不啻是沉重一击。新一代的建筑师如詹姆斯·斯特林，批评柯布西耶在五〇年代的雕塑风格，形同背叛了他曾极力主张的现代主义。至于意大利理性主义的建筑师，尽管作品颇受年轻一代欢迎，却因与***主义难脱干系，无法获得肯定。英国则根本无视这一波现代运动。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与马歇·布劳耶[Marcel Breuer，1902-1981]在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1906-2005]的协助下，移居美国，进入美国的学术核心。格罗皮乌斯接掌哈佛大学建筑学院，请布劳耶来任教。他俩在战后从前卫派转向与企业界合作，随着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建筑案的范围也极广。密斯亦在约翰逊的协助下，于“二战”爆发前从柏林移居芝加哥，出任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建筑学院院长。他不仅设计了该校校园，也终于盖出他的第一座摩天大楼，纽约的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Tower]。它的青铜制窗棂及玻璃帷幕墙，为往后三十年全球的办公大楼树立了典范。
这群外来的有才之士，立刻对美国建筑界造成冲击。著名记者沃尔夫[Tom Wolfe]在《从包豪斯到我们的房子》[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一书中，把这群来自欧洲的建筑高人，统称为“银色王子”，初来乍到，便让美国当地的建筑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贝聿铭[Ieoh Ming Pei，1917-]和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1918-1997]便是这群“难民”的门下弟子。路易·康[Louis Kahn，1901-1974]、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1910-1961]、鲁道夫三人，更试图建立美国特有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吸引了更多徒子徒孙。
福斯特很清楚这些人的创新走向，更特别注意路易·康，因为他不但是一号人物，而且同样受富勒影响。要接近这智慧熔炉的核心，除了美国不作他想，美国有太多方面比英国强。不过让福斯特独钟耶鲁，舍弃哈佛、普林斯顿的关键，是他希望追随的老师。他虽在得悉路易·康离开耶鲁，去了费城后，略有迟疑，但最后还是决定非去耶鲁不可。在曼彻斯特，他必须选曼大而舍艺术学院；到了美国，他一定要进耶鲁，因为那是最棒的学校。
英雄所见略同。六〇年代的耶鲁，吸引了许多冲劲十足的聪明学子，有时甚至冲过了头。低福斯特一届的芝加哥建筑师托马斯·毕比[Thomas Beeby，1941-]，曾这样形容他的耶鲁岁月：
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人人都想成为伟大的建筑师。大师四处开课，你可以去宾州大学跟随路易·康，可以去耶鲁跟随鲁道夫，也能去哈佛跟随塞特[Josep Luis Sert，1902-1983]。耶鲁是这其中最活跃的，吸引了一群十分优秀的人追随鲁道夫。这群人的背景非常不同，有格瓦斯密[Charlie Gwathmey，1938-2009]，还有柴尔兹[David Childs，1941-，柴尔兹后来加入美国首屈一指的建筑师事务所SOM，和李布斯金争夺世贸中心遗址案的主导权]都相当有来头，竞争也相当激烈。大家想的都是出人头地、把本事练好，成为数一数二的建筑师。
但福斯特心里想的不单是建筑。美国这个社会五光十色、不讲阶级，不但适合他发展事业，应该也是相当惬意的生活环境。他仍记得“二战”期间，在舞厅里见过穿着入时、看来相当阔绰的美国大兵。他想象中的美国，应该可以让他摆脱英国留给他的阴影。
他在英国是个土包子，讲话是乡下口音，又不擅社交，而且他这种出身，恐怕一辈子也当不了建筑师。但是在美国，他可以把所有不体面的过去一笔勾销、重新开始。这里是可以靠聪明与努力出头的国家。在哪里出生、上哪所学校、家世背景如何，再也不是他的绊脚石。搬到美国，就是他脱胎换骨、从零开始的转折点。
福斯特拿到了亨利奖学金，又是耶鲁的硕士生，已跻身精英分子之列；再拿到绿卡，就可以永久居留。如果不是遇见理查德·罗杰斯，如果不是因为两人有机会在伦敦创业，他很可能会在美国度过一生。
从确定可以入学开始，福斯特便不愿浪费一分一秒。六〇年代初，英国拿了奖学金赴美的留学生，都选择从南安普敦坐三天的船到纽约，在船上玩牌消磨时间。罗杰斯搭的是伊丽莎白皇后号，船上竟遇见某个耶鲁学生报纸的记者，问他追随前人赴美求学，有何感想，罗杰斯的照片还上了报。
但福斯特认为坐船赴美实在浪费时间，既然能飞去纽约，何必搭船？他以一贯勇往直前的精神搭了飞机。票价虽昂贵，但他自有一套想法。只要能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解决问题，让他保持最佳状态，那机票也算不上奢侈。他对个性谨慎节俭的母亲，便是如此解释。二十年后，受了富勒影响的他，在昂贵的通讯卫星与价廉却费工的海底通讯电缆之间，也是如此选择。当然，他原本就喜爱飞行，也是主因之一。
一九六一年整个夏天，福斯特都在比尔德肖的伦敦事务所上班，晚上就睡在公司。他算准在九月耶鲁开学前抵美，一直上班上到最后一刻，好多挣点钱。他已经尽力买到最便宜的机票[飞机得先在冰岛停留]，然而这张一百英镑的单程票，还是几乎耗尽他一个月的薪水。
只是这次，科技居然摆了他一道：他搭的班机在苏格兰两千米上空发生机件故障，不得不迫降修理。为了等飞机修好，他在机场外的小镇上被困了两天，心情已经糟透了，但更糟的是镇上连间酒吧都没有。所幸他还是在开学前顺利抵达。倒是课堂上三名英国学生之中的第三位——很会打扮的埃尔德雷德·埃文斯[Eldred Evans]，开学五天后才来报到，少不了挨一顿批评。
亲眼观察世上最创新的建筑
几经波折，福斯特终于飞抵纽约的机场[肯尼迪机场的前身]。就在这前几天，沙里宁来不及亲眼看到自己设计的TWA航站大厦竣工，撒手人寰。
福斯特搭上灰狗巴士一路颠簸，来到了纽黑文[New Haven]，在爱德华兹学院[耶鲁历史最悠久的住宿学院]院长亲切的引领下，正式成为常春藤盟校的一员。福斯特因为是亨利奖学金的得主，宿舍相当舒适。那天正逢周日，院长和夫人在自家花园办了个鸡尾酒会。院长夫人和利物浦市的市长好像有点亲戚关系。他们问福斯特是否认识市长，这真把他吓了一跳。
耶鲁是特权的天堂，处处洋溢“有钱的慈善机构”特有的气息。校区位于纽黑文的中心，但当地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鲜有进入耶鲁之门的机会。
一六四〇年时，纽黑文有网格规划下的九个正方街区，以美国标准来看，是相当老派的风格。这里是乔治·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集结民兵之地，也是第一把柯尔特左轮手枪的故乡。耶鲁大学于一七〇一年在此创校，一九三一年起，才开始仿效牛津与剑桥的住宿学院模式。校园的建筑是清一色英式哥特风，尽管那时哥特复兴式风格早已流行过一轮。
以耶鲁校园的代表性建筑物哈克尼斯塔[Harkness Tower]为例，是以十五世纪英国林肯郡的圣伯多禄教堂为范本，于一九二一年落成。半眯着眼看这栋钟塔，会觉得宛若置身中世纪。
整个校区是以清楚的区块来规划，和校园建筑的学术哥特风反倒不太相称。福斯特住宿的爱德华兹学院，于一九三二年启用，是第一个学生住宿学院，尽管古色古香，却不怎么适合当宿舍。附近就是院长的宅邸，还有学生餐厅、公共休息室等，特色是有许多盖得很漂亮的烟囱与凸肚窗。
耶鲁值得一提的还有斯特林图书馆，于一九三〇年竣工，阅览室里斑驳的绿色皮沙发，像从英国下议院搬出来的，搭配壁炉上刻的拉丁文、靠着炉边面窗的高背长椅、窗外回廊环绕的花园，让人觉得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更厉害的是，耶鲁甚至连体育馆都盖成大教堂似的哥特风。若要用个现代一点的比喻，应该可以说，若是由时装设计师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来设计校园，大概就是设计成这样。
不过，福斯特进耶鲁的时候，校园外的纽黑文正出现都市衰退的初期症状，也就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所说的，从市中心一路烂到富裕的郊区。
纽黑文在一九六七年的种族暴动后，就成了问题丛生的城市。有些街上除了色情电影院，别无他物，其他楼房不是废弃空屋就是火烧后的废墟，或惨遭夷平。出了耶鲁校园，净是颓圮衰败，偶有孤零零的教堂耸立其中，看来分外讽刺。
七〇年代，设计华丽的纽黑文联合车站，甚至全部以木板封住停用，市民若要前往纽约，必须去设在铁轨旁的小屋搭车。工厂停止运作，白人大批迁往郊区，荒地处处，粗糙的都市规划竟还让高速公路穿过住宅区。这种种要命的决策，都出自当时的市长理查德·李[Richard Lee]。他一心想把纽黑文建设为都市更新的世界典范，并顺利游说联邦政府把划分给其他城市的经费优先拨给纽黑文，供他大搞实验。
理查德市长用推土机夷平了纽黑文大片的区域，却认为自己师出有名。他说之前下令清理市区时，捕鼠队光在一个街区就逮到一万只老鼠，这等全市之“耻”，当然要予以大幅铲除。这种坚壁清野的价值观，不正是美国的越战策略？这种人坚信有破坏才有建设，但在破坏带来的冲击浮上台面之前，此人已然登上《周六晚报》的头版，一脸少年得志的模样。他还找来一堆知名建筑师，帮他修补这座残破的城市，当然没有成功。后来呢？他成了那一代美国任期最久的市长，甚至说服了肯尼迪总统帮他助选。
耶鲁当时的校长格里斯沃尔德[Alfred Griswold]和市长所见略同，砸大钱在校园里盖了一堆花枝招展的二十世纪建筑。
福斯特的研究生班，有自己的工作室，正位于这堆建筑中最耀眼的一栋的顶楼——耶鲁美术馆扩建的新馆，是路易·康一九五二年的首件知名作品，线条流畅明快，巧妙融进了校园的哥特风。美术新馆承袭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的哥特复兴式风格，但也明显有自己的特色。外墙是整面褐色的砖，中间穿插三条石材环带。玻璃则大多装在北面，与其他材料的搭配恰如其分。对面便是新“艺术与建筑大楼”的工地。进了美术馆大门，一排电梯旁挂着梵高的《向日葵》，是福斯特每天去工作室的必经之处。磨光的模铸混凝土在天花板上织成由无数四面体构成的网格，地板是黑色石板。福斯特与罗杰斯后来在康沃尔合盖的房子，用的也是类似的几种建材。
初来乍到的福斯特，在纽黑文的巷弄间漫步，头一回在小意大利区品尝三明治，看餐馆的老服务生里里外外忙着招呼。他终于到了美国，亲眼观察世上最前卫的建筑。英国这类建筑不多，遑论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在五六十年代的新建筑，大多仿照大都会的建筑]。但耶鲁不然，这里有货真价实的原创，有一群建筑师站在创意潮流之先，挥别早期现代主义的机械时代美学，为当代建筑另起新页。
在与耶鲁合作的那一代建筑师之中，路易·康自然是个中翘楚，但沙里宁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建筑评论家班纳姆则对沙里宁想兼顾“风景如画”和“现代”两种风格之举，颇有恶言。]沙里宁在世短短五十载，勇于探索诠释建筑的各种不同形式，令他跻身美国一流建筑师之列。他在耶鲁的作品除了住宿学院外，另有曲棍球比赛专用的体育馆，其鲸鱼状的屋顶为人津津乐道。
六〇年代初期活跃于耶鲁的建筑师，尚有约翰逊[设计实验室大楼]与戈登·邦沙夫特[Gordon Bunshaft，1909-1990]。福斯特入学时，邦沙夫特才刚开始兴建“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s Library]。然而耶鲁的建筑史名家文森特·斯库利[Vincent Scully，1920-]对这栋图书馆的批评更是毒舌，比起班纳姆批沙里宁尤有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