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去世后，胡適打算为徐志摩出版文集，便写信给凌叔华，要求从她那里拿到“八宝箱”。凌叔华在写给胡適的回信中说，箱子里面有陆小曼的两册日记，写在和徐志摩热恋初期，其中有不少是骂林徽因的话，因此，此箱不便交与林徽因，当由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所有。
但胡適并没有将箱子交给陆小曼，而是全部交给林徽因。不过，凌叔华在将徐志摩全部遗稿交给胡適前，自己私藏了《康桥日记》中的两册。《康桥日记》是徐志摩热恋林徽因时写下的感情独白，并在生前承诺日后将归林徽因保管。
后来，凌叔华想要收集《康桥日记》，由自己编辑出版，便找到林徽因，希望从她这里征集徐志摩致林的书信。林徽因婉言说，信在天津，且内容大部分为英文，不方便马上收集，并顺势问及被凌叔华扣下的那两本日记。凌叔华不好明确拒绝，就约定三天后让林来家里取。临走前，林徽因让凌叔华带走了“八宝箱”里两本陆小曼的日记，希望能从凌那里交换到属于自己的《康桥日记》。
但是，三天后，林徽因并没有在凌叔华家里见到她，只得到凌叔华留下的一封信，说是日记没有找到，这几天忙碌，要周末才有空寻找。林徽因知道凌叔华有意拖延，气得一夜没睡，无奈之下，便向胡適求助。于是，胡適另写一信给凌叔华：
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
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
在胡適的劝说下，凌叔华将半本《康桥日记》交给林徽因。
但是，拿回的日记依旧是不完整的。林徽因将这半本和自己手上的一对比，发现仍有被截去的四页。如此，林徽因对凌叔华很是不满，而凌叔华也对林徽因从此心生芥蒂。至于残缺的四页是否最终被林徽因要回，我们已不得而知。到此，由“八宝箱”闹出的风波已大抵告一段落。
对于如此心切地想要得到《康桥日记》的原因，林徽因自己的解释是“好奇”“纪念老朋友”，至于是否真有“销毁”过往的动机，恐怕世人无法知晓了。《康桥日记》没有公开发表的原因，林徽因在之后写给胡適的一封信中说，是因为“年青的厉害”，“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况且，当事人大多健在，这些日记在当时出版是不合时宜的，也不急着用这些材料写传记。
日后，徐志摩“八宝箱”中的遗稿，由陆小曼整理后以“爱眉小札”和“眉轩琐语”为题发表。而林徽因手中遗存的“日记”，早已灰飞烟灭，一如那消散在康河雾霭中的英伦之恋，在十里洋场乐声中的你侬我侬里，不见踪影。
历史也许并不如烟，即使无法改变，也早已说不清，道不明了。
与冰心的龃龉
“她（林徽因）缺乏妇女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这是李健吾的散文《林徽因》中的一节内容。李健吾和林徽因是在1934年年初认识的。当时，林徽因在《文学季刊》上读到李健吾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极为赞赏，就写信给李健吾邀请他来“太太客厅”参加聚会。
李健吾在散文里说，林徽因和另一位女诗人冰心的关系“既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林徽因亲口对他讲起过一件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到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各种现象和问题。彼时，林徽因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香又陈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这篇小说从1933年9月27日开始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小说单刀直入地描述道：一帮上层人士聚集在“我们太太的客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尽情挥洒各自的情感之后星散而去。太太满身疲惫、神情萎靡并有些窝囊的先生回来了，那位一直等到最后渴望与“我们的太太”携手并肩外出看戏的白脸薄唇高鼻子诗人只好无趣地告别“客厅”，悄然消失在门外逼人的夜色中。整个太太客厅的故事到此结束。
小说对人物做了诸多模糊处理，和林徽因的文化沙龙完全不同，但影射的痕迹仍然明显。特别是对于诗人、哲学家的外貌描写，一看就是以徐志摩和金岳霖为原型。小说中的“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更是让人马上联想到徐志摩的诗歌。
《我们太太的客厅》发表以后，引起天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小说中塑造的“我们的太太”、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风流的外国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鲜明色彩，这“三虚”人物的出现，对社会、对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
冰心以温婉又不失调侃的笔调，对此做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冰心的先生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届毕业生，且二人在清华住同一间宿舍，是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是福建同乡。这两对夫妇曾先后留学美国，曾在绮色佳（注：今译伊萨卡）有过愉快的交往。只是时间过于短暂，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坛子山西陈醋之后，二人便很难再作为“朋友”相处了。
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了近三年，且早期的住处相隔很近，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的经历。
而这一切的缘由，大抵是因为徐志摩的死让冰心对林徽因心生芥蒂。
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后，冰心给老友梁实秋写信说：
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
显然，这封信的落脚点是在“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上。只是，冰心所暗示的“女人”是谁，想必梁实秋和她都心照不宣。
在徐志摩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与他走得最近的有三个女人，即陆小曼、林徽因、凌叔华。而最终的结局是，陆小曼嫁给了徐志摩，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凌叔华嫁给了北大教授陈西滢。
冰心为徐志摩鸣不平，认为女人利用了他，牺牲了他，其中大概也包括林徽因。徐志摩几次追求林徽因尽人皆知，为了赶林徽因的讲座在大雾中乘飞机，在当时也流传甚广。梁从诫承认：“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
只是，冰心从不承认《我们太太的客厅》是在影射林徽因，在公众场合提起林徽因，也是一团和气。1987年，冰心在谈到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女作家时提到了林徽因，说：“1925年我在美国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
20世纪90年代初期，冰心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的不是林徽因，而是陆小曼。只是，小说中“我们的太太”和陆小曼实在没什么瓜葛，冰心不过是在使用障眼法罢了。
如今，斯人已逝，孰是孰非，早已如一缕尘烟，在岁月的光影里渐渐模糊。
冰心多寿多福，一直活到1999年，以九十九岁中国文坛祖母的身份与声誉撒手人寰，差一点横跨三纪。林徽因比冰心小四岁，却命途多舛，天不假年，早早于1955年五十一岁时乘鹤西去。
恩怨纠葛也好，愤愤不平也罢，历史给世间留下的，终是一声悲叹。
心怀梦想，内心笃定
女子，心怀梦想，内心笃定，举手投足之间便有一种奇特的光芒，那是一种如水般坚韧的力量，能穿透所有的坚硬，抵达彼岸。
她的一生微澜起伏，又清丽明朗，如诗一般，既有慷慨缠绵的梦残歌罢，又有奔放轻盈的澎湃激昂，在诗意的世界，涓涓流淌。
于她而言，“建筑”是另外一个世界，凝固的诗。
1932-1935年，林徽因和梁思成等一帮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进行野外勘察，以考察中国古建筑为主。当时，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私立机构，创始人朱启钤曾在北洋政府担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他下野后，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1931年，梁氏夫妇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任研究部主任，林徽因担任校理。中国营造学社的考察，从1932年夏天开始，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平郊的古建筑。1932年6月11日，梁思成带着营造学社一个年轻社员和一个随从前往这次野外考察的第二站——宝坻的广济寺。他在《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中记录了这次考察的收获：
抬头一看，殿上部并没有天花板，《营造法式》里所称“彻上露明造”的。梁枋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看见过，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富。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
然而此时，林徽因并没有和丈夫共同体验这种幸福，因为她这时已怀有身孕，还有两个月，他们的儿子就将出生。
虽然不能跟随丈夫去实地考察，但林徽因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参与、支持梁思成的事业——撰写建筑论文或著作。夫妻俩于1932年共同撰写了《平郊建筑杂录》。林徽因在开篇写道：
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
以优美的文笔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对枯燥的古建筑进行委婉的描述，把科学考察报告写得像散文一样具有可读性，这是林徽因对于丈夫最好的帮助，也是她作为一个建筑学者的独特贡献。
同年，林徽因又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因为后代的中国建筑，即达到结构和艺术上极复杂精美的程度，外表上却仍呈现出一种单纯简朴的气象，一般人常误会中国建筑根本简陋无甚发展，较诸别系建筑低劣幼稚。这种错误观念最初自然是起于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常作浮躁轻率的结论，以致影响到中国人自己对本国艺术发生极过当的怀疑乃至于鄙薄。……外人论著关于中国建筑的，尚极少好的贡献，许多地方尚待我们建筑家今后急起直追，搜寻材料考据，作有价值的研究探讨，更正外人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
林徽因的论述也解释了，为什么她和梁思成不利用自己的专业去做工程、做设计，轻松快速地赚钱（当时北平只有两家中国人开办的建筑事务所，以梁林两人的留学背景，做这样的事情轻而易举），而是选择了冷门的中国古建筑作为研究对象。
如果说，文学是林徽因的挚爱，那么，建筑亦是她毕生都无法割舍的事业。1932年8月，梁家的第二个孩子梁从诫出生后不久，林徽因便迫不及待地加入营造学社的考察队伍。她和丈夫一起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辗转于穷乡僻壤、荒郊野外，开始对中国的古建筑进行详细的考察。
为理想孑然而走
到底是坚毅铿锵的女子，有为理想孑然而走的勇气，亦有对梦想的坚持与忍耐。她是那个时代里，优雅明丽的美好。
1933年，林徽因开始了她的古建筑考察工作。前往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便是其中一次重要的考察。
当火车驶入大同站时，梁思成、林徽因等营造学社的同事看到眼前的景象都愣住了。他们无法相信，这般破败的景致就是曾经恢宏一时的辽、金两代的陪都——西京。从火车站广场上望出去，没有几座像样的楼房，大都是些窑洞式的平房，满目败舍残墙。大街上没有一棵树，尘土飞扬直迷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