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赵焰:晚清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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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晚清有个李鸿章(1)

楔子

文字的留存起源于各种不同的情感,也起源于不同的机缘。

人们因欣喜或者感悟而写文章,或者,怨恨、愤怒、困惑都可以点燃著作的激情。甚至于,猎奇、宣泄,心理上的乐趣也同样可以造就文字的流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动机不纯的出于名气或者金钱的考虑。而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

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当我在某一个早晨或者傍晚,注视那些消失在空蒙中的历史人物时,我就如同在注视着实验室玻璃房子里的标本——我感受不了他们真正的气息,嗅不到散发着旺盛的腥味或者臭味的气息。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如早些年乡间田野里上映的皮影戏一样,只是模糊地显示在白布上,它们很难有清晰的五官、气味以及声音;在它们的后面,还有一根根无形的细线在操纵。而我所呈现的羞赧呢,是因为时间对历史体无完肤的剥夺,以至于我们很难认识一个真实的个体。那些历史人物所做的一切,在我们的眼中,都是那种可有可无的简洁版或者省略版。相对于从前的时代而言,我们身处的时代不仅仅是面目全非,而且从精、气、神上,也渐渐失去一脉相承。我们无法把自己沉浸在如水一样的岁月中,品尝着时间的体温和况味。那些顺流而下的时间,一直如一条清澈的河流,在它的上游,是人类的源头;而我们现在身处的时间呢,感觉已不再是顺流而下的河水,而是在整体上呈现出杂乱无章的漩涡——这让我真正地感觉到,人类和时间的关系,已不仅仅是困惑和迷离了,人们在本质上对于时间已经力不从心,无法解读了。

写作就是寻找的过程。寻找,实际上就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在最初的写作中,我一直是在写小说,写散文,通过叙述和抒情去感悟和领会。后来,我的小说创作搁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将那些情节炮制得完整。当然,对于小说,我缺乏热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当代小说已经进入一个误区,这些小说太流于技术性,变成了哗众取宠的噱头,它们只是笨拙地复述一个又一个恶俗的故事,浅薄,干涩,既没有想像力,也缺乏深刻的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看出作者的人格低下,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作者的狭隘和丑陋来。这样的方式,就一种艺术形式来说,已经失去了对于美的召唤,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渐渐远离了小说,也远离了世俗的泥泞。而散文呢,在写作若干年之后,它又很容易让自己脱光了身子,将自己的生活、情感以及思想完全地暴露。也就是说,散文很容易把人写空,不仅仅是别人,连自己,也会油生一种厌倦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表达和探寻,我不得不尝试另一条新的道路,去寻找一种更为贴切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点思考。就我短暂的人生而言,我终究是要表达的,也是要构建的,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之一。写作一直是一条幽深的路径,它所连接的,是个人的生命感悟与巨大的生命本来。这样的路径弯弯曲曲,充满艰辛,险象环生,神圣地闪烁着微弱的星光。后来,我找到一种借以表达的方式,那就是电影。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里,似乎没有一种艺术形式比电影更丰富了,可以说,这种综合的艺术形式,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思想火花,也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所有艺术形式,甚至,浓缩了语言所无力企及的东西。电影真是时间在这个时代里馈赠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基于此,我尝试着用文字来解读电影,通过解读光怪陆离的人生故事,来探寻人类的生活之路和心灵之路。看电影的过程,我就像一个潜入水底的人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丛生的水草之中,看各式各样的人生在我眼前浮游过。

电影丰富了我单调而乏味的人生,我没有想到人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多彩,也是那样的单调;没有想到人性是那样的复杂,也是那样的单纯——生活的多彩在于独特,每一个人生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人性的复杂呢,在于伸张得如此开阔,它们比星空更加广袤,更加幽深;而单纯的意义又在于,所有的命运都是殊途同归,那些过去的,曾经辉煌和独特的人物仿佛没有存在过似的。电影让我活着无数人的人生,在各种各样的人生中拓展自己的心灵。这是一种机缘,更是一种庆幸。

然后,我又尝试着用文字去写作徽州,尝试着伸出文字的指尖来触摸那一边虚空。在指尖哆嗦的探寻中,分明可以感觉到文化和历史的触须如小鱼一样舔啜。历史与文化一直有这样的特性,它总能在接触生活时复活,通过当代而变成活生生的历史。徽州只是我身边早已存在的一个标本,通过对徽州的解剖,我了解到了文化的经脉和穴位,也宣泄了很多关于古代与现实的认识和感悟。我的文字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同时,也映亮了我的内心世界。

一直到近来,我意识到,我还必须真正地认识,或者说真正地剖析一个人;通过剖析来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深层次的了解和领悟,并且,通过内心的重演或借鉴,来叠加自己的人生。当然,这个人应该是位居高位,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地位,决定了他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视野和内心的宽广度。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这种世俗的高度以及内心的宽广度。可以这样说,这样的人杰天造地设的,它从来就是偶然性的产物。在这个世界上,机缘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只能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们只能平庸地度过短暂的岁月,很少有人能登上巅峰看风景。但一个人却可以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活着别人的人生,流淌着别人的思想。对于我来说,认识并且真正地明白这样的人物,既是与世界的一次深层次的沟通,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内心拓展,并注入一种强大的力量。与这个世界上所有芸芸众生一样,我的人生已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偶然性,要自我完善,就必须借助其他方式去拓展内心的宽广度。每个人的内心就是一条河,但河流与河流之间,一直是有区别的,我希望自己的内心成为这个世界最宽广的河流,也希望自己能借助神秘的力量攀登上这个世界最高最神秘的山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遭遇了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选择进入李鸿章,是有充足理由的,在合肥生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去那个步行街上的李府,甚至连这样的冲动都没有,原因是一直对于李鸿章有着天然的隔膜。我在少年时从银幕上所见的李鸿章,留着山羊胡子,阴险毒辣,城府极深,让人心存忌惮。再看看当时书籍的介绍,除了当官、镇压、两面三刀之外,就是接二连三地签下很多割地赔款的协议,把好端端的一个大中国弄得支离破碎。因此,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对他一直没什么好感。况且,那个李府也不是李鸿章的原住所,只是他弟弟李鹤章的一处房产,后来出于宣传和旅游的需要改建的。这样的赝品又有什么意思呢,就更懒得去了。

但近来还是陆续读了许多有关李鸿章的书。不读还罢,一读之下,对于李鸿章了解越多,震撼越多,困惑也就越多。李鸿章身上涵盖的东西似乎太多了,他仿佛就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谜一样的思想,谜一样的人生,烟笼雾锁在这个人的身上。

搞不懂,或许是因为李鸿章身上所体现的矛盾太多了,也太复杂了。那不仅是他性格上的矛盾,为人处世的矛盾,人格的矛盾;似乎更多的,还有时代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甚至生存哲学和人性阴影上的矛盾。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仅仅是旧道德、旧文化、旧功名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那种五千年封建道德文化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东方和西方板块撞击后也在他身上表现出足够的“熵”效应。在李鸿章的身上,既承载着旧时代的荣光和底气,也承载着遭遇变故后的支离破碎、迷茫委顿。世界进展到18世纪初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平息,欧洲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纷争之后,有了短时间的平静。西欧列强在抓紧完成向工业化过渡的同时,在征服东方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不再相互倾轧,而是携起手来,开始向东方倾销工业商品和文明方式。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表现出来了,野蛮而嚣张,这使得内敛而文雅、注重内部和谐的东方文化感到极不适应;在技术上,瓦特发明蒸汽机后,西方的航海技术突飞猛进。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西方和东方的距离,欧洲列强可以通过海上轻而易举地进入别人的领地;在国力上,欧洲诸国突飞猛进,而中国自乾隆之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不前。长时间闭关锁国的统治方式慢慢地向活力注入了隐蔽的毒素。人的智力逐渐降低,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早期的尚武精神也衰弱蜕变。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盛行的理性思维、科学观念以及基督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的推动,欧洲的社会运转,速度和效率明显高于中国;而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也远远胜于中国对于西方的认识……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截然不同。

那是一个西风劲吹的时代,也是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一些人自惭形秽,一些人茫然失落;一些人盲目自大,一些人痛则思变。坚硬在变得松软,自信在变得脆弱,沉着在变得浮躁。李鸿章所经历的,所遭遇的,要比他的前辈多得多。国门打开,洪水猛兽如决堤之水一样涌入。对于迟重、缓慢的东方古国来说,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同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中国人真正第一次认识到天外有天,文明之外还有文明;也第一次意识到另一种文化所具备的强劲力量。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异邦文明,像湿热的海洋季风一样扑面而来,一下子将这片国土上的旗帜和书本吹拂得七零八落。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作为古老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前台。在前台灼热的灯光之下,李鸿章的身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聪明和笨拙都毫无遮挡地展示在时代面前。此人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聪明无比,又不识时运;既开放改革,又故步自封;既宽厚贤良,又残忍暴力;既温文尔雅,又奸诈诡计;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爱才如命,又妒贤嫉能;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李鸿章将自己的毕生都献给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贤良之士,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从整体上说,李鸿章犹如一具木质的盾牌一样,拼命地抵挡迎面射来的一支支强弩,而他所庇护的,既有岌岌可危的朝廷,又有水火之中的百姓民生……从一开始,这样的背景,也就决定了处于这样地位的人,终生以一种羸弱的抗争方式,不可避免地与悲剧结缘。

百年前,晚清大儒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英雄,亦坐此四字也。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仅摭拾泰西皮毛,竭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那么多丧权辱国的协议,也不得不自己亲手去签;那么多忍辱负重蝇营狗苟的事情,也不得不自己亲自去做。李鸿章一方面要全力挽救将倾的庙堂,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暴风骤雨似的谴责,防范各种各样的诋毁和阴谋。李鸿章在挨动着自己的步履时,艰难而坎坷,苦涩而窒息。命运召唤他,只允许他服徭役,从不允许他享受成功的喜悦。李鸿章地服从着,也坚守着,他一再以他警醒而坚定的隐忍特性深深地扎下自己的触须,然后,幻想着有朝一日会长成一棵大树。这样的坚守,需要巨大的内心力量。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李鸿章,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五千年“忠、义、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还是入世极深的利益诱惑?

人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事同样也是。李鸿章所做的,他所表现的,实际就是人性和世事纠缠在一起的世纪之谜。

鸦片的宿命(1)

看起来,所有的缘起似乎都是因为鸦片。

历史进入了19世纪,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动。在这里,鸦片是一个偶然,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必然。这样的鸦片就如同伊甸园的那个苹果一样,具有的,是与世界相当的意义。世界并不完全是空间意义上的,它更多体现的,是时间上的。苹果在必须出现的时间出现,在必须出现的地点出现,并且以一种魔幻的方式,与世界和人类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同样,鸦片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如此——这种从最美丽的花朵的果实当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与那只苹果一样,它具有着符号的意义,它所代表的,是那种逃避不了的宿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