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兴玉接着说：“好，现在就假定我这个判断是成立的，那么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了，他故意让我们很快识破的用意是什么呢？另外，在第二次审讯中还出现了另一个可疑现象，我们把那些检查出来的物证摆出来给他看，他看得很仔细，反复看了两遍，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严君，你当时注意到他的这些细微举动了吗？我注意了，这些举动是不合情理的，这些东西都是刚刚从他自己身上缴获的嘛，他应该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可是他在看这些物证的时候，似乎有更复杂的心理活动。本来，我是想在审讯中从几个方面进一步观察这些问题的，可是后来，甘副局长把审讯接过去了，我也曾经把我的怀疑跟纪处长谈过，但他没有直接参加对徐的审讯，毕竟不能像我这么自信。他觉得徐邦呈是不敢撒这样一个弥天大谎的，因为他把我们诓到边界上，如果接头不成，于我无损，而他自己却要倒霉。在你们临出发的时候，纪处长甚至还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他怀疑‘三月计划’完全是徐邦呈的凭空捏造，以此来表现一下他的立功愿望，然后他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推掉接头落空的责任。可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是现在这么个结局。我同意小周刚才的看法，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是蓄谋的。徐邦呈关于‘三月计划’的口供是早就预备好的一套严整的假口供。”
东西没有摆出来
严君想起什么，问道：“可那个地形方位图怎么解释呢？那图上画的正是仙童山呀。”
段兴玉点点头，“对，图恰恰也是一个疑点，因为像这样一个接头地点，方位和标的物都是应该熟背于胸的，弄一张图带在身上，不但多余而且危险，一旦出事也容易把整个计划暴露。现在可以判断，这张图，还有那个信号机，很可能就是敌人为这套假口供专门设下的两个假物证，如果徐平安无事，这两样东西就用不上，一旦有事，就可以发挥作用了。现在又可以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上去，在全部物证中只有这两件东西和仙童山接头有真正联系，而第二次审讯恰恰也是这两样东西没有摆出来，他当时看了半天，大概就是在找它们，既然没有找到，当然那次也就不会供出‘三月计划’来。”
周志明恍然地说道：“噢！你那么一说我倒有点开窍了，徐邦呈前面的那两套假口供，是为了给后面这个真正的假口供做铺垫的，对吧？”
“我想是的，如果他一开始就把‘三月计划’和盘托出，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慎重，任何反间谍机关对于过分轻易获得的口供都是怀疑再三的，他当然明白这个规律，所以先耍了这套假中之假的把戏来搅乱我们的思路，经过这么几番顿挫蓄势，等以后吐出真正的假口供来，就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严君连连摇头咋舌，“好家伙，我都快起鸡皮疙瘩了，想想直后怕。”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这次失败也不是不能避免，关键是得把审讯这一仗打好。如果后来是纪处长接手审他，大概不至于如今的局面。”迟疑片刻，段兴玉又说：“有些话，我本来是不该当着你们说的。论搞侦查，甘副局长毕竟是半路出家，专业知识还缺欠一些，审讯中有些方法实际上属于指供引供，然后又盲目地信供，我当时是提了意见的。小陆嘛，就更其没有经验了。审讯记录后来我都看了一遍，我们的毛病的确很多，其中有两条是致命的：第一，审讯之前先带有成见，脑子里先有了个框框，总以为敌人是要对我们现时的反右运动搞行动破坏，在审讯中就拼命想找出点儿根据来印证这个成见，这样做，很容易降低自己的判断力；第二，过于着急地把自己的怀疑暴露给徐邦呈，让他摸准了底细顺竿爬。另外，徐供认‘三月计划’以后，甘副局长显得过于热心了，对这个计划我们本来应该故意做出不感兴趣的姿态，然后观察他的反应，但甘副局长没有这么做。当然，我这也是事后诸葛亮啦。”
“咱们先吃饭吧，”严君插空说，“菜都凉啦。”
“好吧，”段兴玉挥了一下手，表示不再说了，开始摆碗摆筷子，他看着那盘快要凝冻的鱼，对严君说：“要不要把鱼热一下？”
“不用，凉的更好吃。”
周志明却扭捏了一下，“我，我胃……怕凉。”
“好，那就热。”严君笑了他一下，“你真是个娇气鬼。”
鱼热好了，三个人坐下来。周志明刚刚往嘴里塞了一口饭，又对段兴玉说道：“‘三月计划’既然是个骗局，那徐邦呈这次潜入的真正任务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他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严君说：“从物证上分析，我看十之八九是情报派遣，密写纸和密写药的数量那么大，只有搞情报的人才需要。”
周志明夹鱼的筷子停在碗边，思索着说：“我现在倒觉得那些东西不像是他自己用的。”
段兴玉很感兴趣地抬起眼来，“噢？你有什么根据吗？”
“我这两天就琢磨这个问题来着，我觉得他身上带的钱有点儿怪，缴获的一共是三千一百三十一块多，一个特务被派遣出来，活动经费干吗不带个整数呢？干吗偏偏要带三千多那么一点儿呢？其中三千元又是用纸包单独包着的。所以这些钱会不会根本就是两份儿，一份儿是纸包里的三千元，另一份就是那一百多块零钱，他入境以后，坐车吃饭要花掉一些，所以这一份儿的本来数目大概是二百，这是他自己可以支配的经费，而那三千整数，我想是给什么人带的。”
大家沉默了少顷，严君说：“要是钱是给别人带的，那其他东西呢？搞不好也是给别人带的，徐邦呈就是个专勤交通也说不定。”
段兴玉慢慢扒拉着碗里的饭，思索着说：“唔，有道理，你们的分析有道理。我看等过几天，追谣办公室的工作闲一些，咱们就坐下来好好抠抠这个案子。”
他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又扯了些别的话题，什么蔬菜恐慌啦，铁路晚点啦，外线丢梢啦。严君哼了一声，说：“咱们老是喊着准备打仗，准备打仗，我看这仗要是真打起来，咱们准得乱了营，当头儿的净是些外行瞎指挥，靠他们非亡国不可。”
周志明说：“瞎指挥你也得听着，对咱们干公安的来说，上级的命令就是错了，你能说就不服从了吗？”他嘴里这么说着，可心里却不知道该不该赞成这个说法。
段兴玉笑了笑，“小周说的是对的，要是下级认为上级的命令有错就拒不执行，那就更要乱了营了。”停了一下，又说，“放心，要真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候，不要说我们，老百姓也不会再容忍了。”
周志明闷头吃饭，这时又插了一句：“非要等到亡国灭种的时候吗？”
“就是！”严君马上响应了他。
段兴玉愣了一下，没有接话。看来，他不太愿意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了。沉默了一会儿，问：“你们现在都在干什么？科里忙不忙？”
周志明说：“我们组在订311案的卷册。看来，这个案子弄不好得一辈子挂在那儿了。”
严君说：“其他组没什么事。‘运动办’老看着咱们科的人松闲，老给找事。”
周志明突然想起来，“小严，大字报写了没有？明天大陈可找我要呢。”
“放心，抄都抄出来了。”
周志明松口气，问：“写多少？”
“一张纸。放心吧，这事你就不用管了，回头我替你们送到‘运动办’去。他们要嫌少，让他们自己写。其实他们也不过是应付差事，都是硬从观众里揪到台上去演戏的……”
严君还在滔滔不停地说着，周志明闷着头，一句话也不接，而心里却忧心忡忡。他知道，严君虽然是个假小子脾气，但像今天这样放胆地发这种出格儿的议论，毕竟少见。尽管在段科长面前说几句过激的话倒也无碍，但若说惯了嘴，就难免在外面言多语失，祸从口出了。季虹也是这么个大大咧咧的劲头儿，肖萌最近似乎也染上了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嗜好。这些女孩子，怎么得了呢？他心里暗暗地直发急。
而严君，是不是因为和自己在一起，才这么话多？
他胸口跳了一下。
快到清明节了，天气乍暖还寒。严君打了一个寒噤，把风衣的领子支了起来。
段兴玉家的楼前是一大片工地。天黑，地上坑坑洼洼的，自行车不好骑，他们只得推着走。
我不会骑平板车
严君不知怎么突然想到，这好像是她第一次单独和周志明在大街上走，四周没有人，他们只隔着一辆自行车的距离，那么近。咳，这算什么事呢，值得她这样宝贵？甚至故意地把脚步也放慢了，以便能延长一点这宝贵的光阴。好笑，她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工于心计了？周志明倒没催她，也跟着放慢了脚步，他一向是随和的。
他们这么慢慢地走着，可光走也不是事儿啊，总得说说话。她看了他一眼，说：
“天冷，你胃不好，小心受凉。”
“我毛衣还穿着呢。”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我刚才，是不是说得太吓人了？”
“还好吧。”
“我都看出你害怕了，你后来故意装着不感兴趣，是不是？我看出来了，所以我不说了。”
“当着段科长，没事。”
严君心坎上像是有股血喷出来似的，忽地热了一下，从周志明这句话中，她隐隐体味到一种格外可贵而又格外亲近的……体贴。她站住了。
“我想，求你办一件事，行吗？”
“什么？”
“我给爸爸买了个书柜，想送到火车站托人带到北京去，可我不会骑平板车，你帮我一块送去怎么样，平板车我姑妈家的院子里就有。”
“行，什么时候去？”
“后天晚上，我姑妈认识那趟车的列车长。”
“后天，清明节？哎哟，后天晚上我有事呀。”
“什么事？公事私事？”她笑着问。
“我想去十一广场看看，我爸爸让我替他献朵花。”
“给总理献花？那正好，我也正想去呢，后天我陪你一起去，书柜的事以后再说。哎，我建议咱们干脆做一个小花圈，精致一点的。放心，处里不会知道，上我家去做，怎么样？”她一口气说完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精彩打算，只等着他说：“行。”其实，做小花圈的事她是早有准备的，材料都齐了，她后悔为什么没早一点想到拉周志明做伴儿。
可周志明却说：“啊，不行，我，我，还要和别人约了一起去呢。”
“那不管，是我先约的。”
“我和人家早约好了，真的。”
“人家，谁？”她疑心起来，“是施肖萌？”
“啊，不。”周志明躲闪地勾下头去。
严君当然明白了，周志明连撒谎都不会。
“好吧，”她笑笑，“那你们去吧。”她知道自己脸上的笑一定比哭还难看。而周志明却像是有些不过意了，还给她出谋划策：
“那柜子你叫小陆帮你拉，你托他办事，他准高兴。”
“行。”她敷衍地微笑着，喉咙里却发咸。
他们在路口分的手。尽管还不到九点钟，她却盼着他能说：“天黑，我送送你。”可他什么也没说。
她好像全身都乏透了似的，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家。一进门，姑妈就放下手里的毛线活，问她：
“吃了没有？这么晚你上哪儿去了？”
她心烦意乱，不想多说话，走到圆桌边上，拿起玻璃杯想喝水。
“君君，你到底上哪儿了？”
“加班。”她皱着眉头哼了一句。
“瞎说，刚才你们单位的人还来找你呢，你根本没加班。”
“谁来了？”她端着暖壶的手不由停住了。
“还是那个，胖胖的小伙子，原来是你们同学。”
“来干什么？”
“他没说，反正他说你没在机关里。君君，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乱，你在外边乱跑什么？还跟我说假话，再这样我可要给你爸爸妈妈写信啦。”
严君倒了水，喝了一口，勉强笑笑，“没事，流氓不敢惹我。”
她走进自己的屋子里，坐在桌前，百无聊赖地拿起一本书，翻了翻，又放下。每次，只要和周志明在一起呆一会儿，她便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了，心里骚动不安。
桌上的小圆镜里，映着她的脸，俏挺的鼻子，小巧的嘴，眉毛很黑，直通额角，这像个男孩子的眉毛……福相，还是悲相？
她应该说是一个福女，命运给她的慷慨厚待，曾使多少人望而生妒啊，她也许不该再这样多所欲求了。想想，和她一起下农村的伙伴中，有多少人不是至今还在大田里荷锄耕作，在烈日下车水溉苗吗，大概已经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父母一起，都快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了。而她，被生产队推荐进了工厂，又被工厂推荐进了大学，参加公安工作不到两年，她就搞上了311这种货真价实的大案。这种尖端案件连那些久经世面的老侦查员们也会为之技痒的。想想，处里那一大堆“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还不就一直是扎在那些平凡、繁琐、甚至是枯燥的基础工作中，度过了最值得留恋的青春岁月吗？什么敌情研究啦，线索查证啦，档案清理啦，资料建设啦，积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干着，而这些年，又只是搞运动，被整，整人，然后就是逍遥，让人心灰意懒的逍遥。比起他们，她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不，她不是看不起成了农民的伙伴和埋身于平凡的老同志，对他们她只有敬佩，但在人们的眼睛里，在人们的议论中，她确是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妞儿”，是吃着甘蔗上楼，节节甜步步高的。
“君君，你说找的那个帮忙送书柜的人，找了没有？”姑妈把头探进来，说了一句，又缩回去了。
帮忙送书柜，谁呢？她是决计不会去找小陆的，沾上他的人情，来日拿什么还？姑妈扯出的这句话，又勾上她的烦躁来。
她，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小妞”吗？如果一个妙龄女子在应有尽有之后，唯独在感情上得不到满足，她能够说是一个幸福的人吗？不，她认为不能。她忘记是谁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爱情是人的生命的一半，假使没有这一半，生活就会有难以弥补的缺憾。”这话是实在的。
她的这一半在哪儿啊？
苦心观察和分析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