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队长清点着衣服，她装作随口无心地问道：“他关在哪一个甬道啊？”
“左边第六个，现在都放风去了。”
一个念头突然跳出来，踌躇了片刻，她把语气放得亲热多了：
“老杜，带我去看看放风的地方行不行？我还没见过放风什么样呢。”
“这有什么难的，呆会儿我领你去。”
在监区的西角，四面高高的红墙围起一个小城堡似的建筑。看守所和监狱不同，所押的都是没有审决的人犯。某些未决犯是不能互相接触的，所以这个放风的地方就很特别。红墙中间有一扇挂满黄锈的铁门，铁门进去是一条细长笔直的通道，通道两边能看到一个挨一个的“放风室”的门。他们当然不走这条路，而是从旁边一扇小门进去，凭一条狭窄的楼梯上到了“小城堡”的顶部。几个带班的队长正在城郭的一圈走道上监视着下面放风的犯人，其中有认识她的，便过来打招呼。从这儿俯瞰下去，放风室是露天的一片方格，恰似一个象棋的棋盘，中间那条通道便是“界河”。她沿城郭由东往西走，每个约有十来平米的放风室都有一个犯人待在里边，或像疯子似的来回走动，或像傻子似的蜷缩一隅，但是多数人都站在斜射在方格内的一块阳光下，仰脸眯眼地像是很舒服。她从东头走到西头，脸上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而实际上却是在紧张地寻找他，可是没找到。她正打算再到对面城郭上去看另一面的放风室，走了几步却蓦地收住了脚，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几个白制服警察的陪伴下这么走来走去，实在有点儿像个巡视古堡的“女总督”，不，她不能叫周志明看到她这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况且，即便是见了他，她也不能向他表示些什么，一点儿也不能，她和他都会难堪，那样还不如不见的好。
“怎么样，还看吗？”
“不，不看了，我想回去了。”
“不看就不看，反正那一面和这一面一个样。”
她向那一面望了一眼，喉咙里咸咸的。
电车停住了，不知道得在这个站上耽搁多久，严君算了一下时间，施肖萌大概已经早到了幸福南路了吧？
“别扒了，下一辆车马上就来了，坐下一辆吧！”售票员无效地喊叫着。严君挤在人群中，四面都是墙一般的胸背。慢慢熬着，直熬到车门砰地发出声响，电车才又开动起来。
“下一站，幸福南路，没票的在车上买啊！”售票员威胁性的声音从头顶上新安装不久的有线喇叭里传出来，很像电话里那种失真的音调。
幸福南路是严君回家路上换车的地方，所以她才在电话里把施肖萌约到那儿去，那儿离神农街也是挺近的。
施肖萌在电话里的声音比售票员的喇叭还要失真，在她没有通名之前，严君似乎是凭了一种灵感听出她来，但仍然故意问了一句：
“你是谁呀？”
“我是他朋友，如果他不在，劳驾你给我找一下那个姓严的女同志行吗？好像叫严君。”
“我就是严君，你是施肖萌？”不知为什么那一刻她心情很败坏，是女人的嫉妒吗？
“你就是？喂喂，你是严君吗？”电话里的声音急促起来，“我给他打了三次电话了，都找不到，他是不是又出差了？”
“你，什么都没听说吗？”
“没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现在……”她看了一下四周，小陆很警惕地在旁边瞅着她。
“现在没法说，晚上七点钟吧，你在幸福南路的十三路无轨电车站等我。”
“幸福南路，七点。”施肖萌很不安地重复着。
严君把电话挂上，胸口壅塞着一股无法排遣的气闷和委屈，那张逮捕证，由她亲笔填写的逮捕证，还有施肖萌那理直气壮的声音，“我是他朋友，他朋友！”在眼前晃着，在耳畔响着，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
一丝礼节性的笑容
“约的是谁呀，保密吗？”
耳边响起一个故意轻描淡写的声音，她睁开眼，瞥一瞥踱过来的小陆，冷冷地说了一句：“我朋友。”
“什么，你什么时候有朋友了，我怎么不知道？”
她算是找到了一个出气筒！“怎么，我找朋友还得在你这儿备案吗？”
小陆愣了一下，“随便问问，干吗那么大肝火呢。”他讪讪地走开了。
电车的速度慢下来，头顶上的喇叭又开始叫：“幸福南路到了，先下后上啊。”
“下车吗？”
“换一换。”
“都下，这儿下的人多。”
车门开了，她没怎么用力挤就双脚悬空地被一大坨下车的人裹了出去。
这儿是个交通枢纽，人多、车多。她站在路边喘了口气，略略整理了一下头发，举目四望，发现施肖萌已经站在了面前。
“小严。”
“你早来了？”
施肖萌忐忑不安的脸上生硬地挤出一丝礼节性的笑容，“车很挤吧？”
“还可以，我们往那边走吧，我要到那儿换车。”施肖萌跟着她往前面的车站走去。
“他没出差呀？”
“没有，他……被抓起来已经一个多月了，你一点没听说吗？”她站下来。
“什么？”施肖萌睁圆了眼睛，瞳孔好像一下子放大了几倍，“为什么？”她的声音发抖，不知道是难过还是恐惧。
“因为，他包庇了广场上闹事的反革命。”
施肖萌像没听见一样，声音猛然放大，泪水随着涌出来，“为什么，为什么！”
她望着那张挂着眼泪的脸，的确是一张很美、很单纯、很善良的脸，一张令人不忍嫉恨的脸。是的，她不应该，从道理上不应该嫉恨她。你既然爱一个人，就应当尊重他的愿望，服从他的选择。女人，女人有这样的胸怀是不容易的，可对于一个爱别人而肯于牺牲自身的女人来说，应该是容易的，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容易的！
“别哭，这儿人太多。”
“不不，他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施肖萌的情绪略略克制下来，“你们总该了解他，一起工作这么久，总该替他说说话。”
她胸口堵了一大堆话要说，却忍住了没说，近两年的公安干部的生活，使她懂得该怎样克制和谨慎了。
“我该走了。”她本来还想说：“你别对人说我告诉你什么了。”但没有说出来。她决不在施肖萌面前显得这么胆小怕事！
施肖萌紧随了几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才能见见他呢？”
“在押犯在预审期间是不能会见亲属的，连通信也不行，何况你也不是他的亲属。”她现在的口气几乎是冷酷的。
“你是公安局的，你帮帮忙，让我见见他。”
“……”
“我不会连累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连我都见不到他，”她的心一下子被施肖萌流出来的和自己吞下去的泪水泡酥了，“……过几天，可能有个公判大会，如果有他的话，我看能不能给你找张票吧。”
走到公共汽车站跟前，施肖萌仍旧随在身边，但是再没有说什么。车来了。
“那我怎么找你呢，还打那个电话？”
“你最好别再往我们那儿打电话，我找你吧。”她挤上汽车。
“谢谢你啦，小严。”
她听到这句充满真挚感激的致谢，车子开走了。
下了车，她拼命地往家跑，她不愿意也不能再憋下去，再忍下去，只想快些回到自己的小屋——那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里去，哭！
她要痛快地哭！雨，斜斜地飘洒，似剪不断的银丝，拖拉机的铁皮拖斗里已经被洗得精湿。他觉得冷，缩成一团的身体微微地打抖，腕上的手铐冰凉沉重，尽管同车的犯人把自己的一块不大的绿色塑料布慷慨地匀了一半在他的肩上，他还是觉得贴身的衬衣已被雨水透入，凉丝丝地贴在腰间，不知棉被怎么样，坐在屁股下的被袱卷想必也早已湿了。
这部带拖斗的拖拉机下午三点从自新河农场的场部出发，已经在泥泞中蠕动了一个多小时了，一路的稀泥、坑洼几次使它险些抛锚，两个坐在驾驶台阳篷下的人却满不在乎地一路说笑，笑声在沙沙的细雨里显得格外响亮。驾驶员是个年轻人，周志明始终没有从正面看清他的脸，坐在他并肩的那位三十多岁戴眼镜的人，倒是时时回过头来看一眼身后拖斗里的两个犯人，驾驶员有时叫他老常，有时叫他常文树，这大概就是他的名字吧。
新来的犯人
周志明的身体凭了车身的剧烈颠动来回摇摆着。延目远方，茫然眺去，在铲平的田野尽头，间错拔出几株形状古曲的树木，他叫不出那树的名字。地平线上，一抹黛色山脊浮沉于雨雾空蒙之中，他也辨不出那山的远近。耳边嘎嘎啦啦的柴油机的响声和几乎被它淹没的簌簌的雨交汇成一种单调而又有点儿苍凉的音响，从这音响中，他似乎能够想象出前方的目的地是怎样一种色调的世界，他将在那里度过十五个漫长的冬春，这本来应该是人的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他真不知道能不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寄托和快乐。雨线虽然是款款细细地飘来，他却感到像一片麻乱的鞭抽，他不想哭泣，生气枯竭的眼睛是干涸的，但是，从脸颊上流下来的雨丝却浑若一片泪水，仿佛一直滴到了心里。
“嘿，快到了。”与他合披一张塑料布的犯人向前方张望着。他大约四十来岁，干巴巴的脸盘上极不协调地鼓出一对肉肿的眼泡，剪光的脑袋上刚刚长出些毛茸茸的刺儿，还遮不住青虚虚的头皮，他是跟随那个常文树到场部一起去领一批铁锹和他这个新来的犯人的。他用粗筋暴露的手指着远处，“喂，看见那个砖窑了吗？是个报废的旧窑，现在的新窑还得往西。”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前看，在荒芜的旷野上，一座行将倒塌的土窑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地映入眼底，土窑的周围，取坯土留下的大坑已是一片泽国。周志明把视线收回来，向自己的同伴瞥了一眼，问道：“你在这儿很久了吗？”
那犯人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六八年进来的，本来到今年七月份就满期了，可是不小心又犯了个错误，刚刚加了三年刑。你呢，犯的什么错误？敌矛内矛？”
“我？也没犯什么错误……”他出语踌躇地说。
“没犯错误？没犯错误到这儿干吗来了，跟你说，往后可别这么说话。”老犯人善意地告诫着。
“预审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说的……”
“得了。”老犯人戒备地往驾驶台瞟了一眼，“甭找那份不自在，你多少年呀？”
“十五年。”
“嗬，够重的，怪不得进了场还不摘铐呢。你还不到二十岁吧？”
“二十多了。”
“二十多啦，嗬，长得倒是副学生样，你看我才四十，可人家一看都以为五十多了呢。我叫卞平甲，六班的，你叫什么？”
“周志明。”他犹豫着，很想问问砖厂的情况，又不知该从何问起，好容易憋出了一句：“到砖厂，几个人住一屋？”
“几个？”卞平甲笑了笑，“二十几个！大通炕一排。”又说：“看你这样儿，准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大概从来没受过委屈吧？”
“我，我爸爸打过我。”他眨眨眼，很认真地辩白，声音不觉响了一点，冷不防坐在驾驶楼上的常文树扭过头来喝斥道：“你们嘀咕什么？老实呆着行不行！”
卞平甲背对着驾驶楼，冲他挤了下眼，两个人不作声了。
小时候，父亲是打过他的，因为只打过这一次，所以印象特别深，那次他在邻居家玩儿，亲眼看见那家的保姆失手打碎了一件青花古瓷瓶，那保姆怕了，一口咬定是他打的。主人心疼不已，父亲只好当众揍了他一顿屁股，又在家里关了一个星期天不让出门。此时想起这件尿布时代的倒霉事，周志明心里倒油然生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情。
雨停了，拖拉机离开大道，拐了两个弯，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停下来。这是个破损的篮球场，场地已经被横七竖八的车辙和凌乱的脚印弄得烂糟糟的，一个自制的篮球架歪歪吊吊地废置在一边。不远，有一排低陋的平房，污浊的红砖墙显然经历了年深日久的风剥雨泡，留下坑坑点点的残蚀痕迹，不堪入目，门窗也是七拼八凑，破破烂烂，周志明没猜错，这该是砖厂的厂部了。
常文树打开他的手铐，指挥他和卞平甲把领回来的几大捆铁锹从车上卸下来，放在平房的房檐下，然后领他们走进了一间不大的屋子，指指一个满是尘土的条凳，说了一句：“在这儿等着。”便又出去了。
他看了看抱在怀里的被袱卷，还好，湿得不大。脚上沉甸甸的，他正想搓着两脚把鞋上的厚泥板搓下来，被卞平甲拉住了。
“别，你把泥巴弄队长屋里，不是找不自在吗。”他笑笑又说：“这儿有句顺口溜，‘自新河，三件宝，苍蝇、蚊子、泥粘脚。’再没有哪儿比这儿的土更粘了，一下雨，门都出不去。”
正说着，屋子背后不远的地方，猝然几声哨鸣，接着便听到一个人在高腔大嗓地讲话。卞平甲说：“今天下雨不出工，晚点名就提前了。”不一会儿，一阵乱哄哄的歌声传过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说是唱歌，不过是一种失谐的嘶叫，周志明的心尖直抖，不住地想：“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哪……”
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胖胖的干部跟着常文树进了屋。那人看了一眼周志明，用细绵绵的声音问常文树：
“就是他呀？”
“就是他。准备分到六班去。”
“噢，”那人指指卞平甲，“你先把他带回去吧。”
常文树领着卞平甲走了，屋里只留下周志明和那胖子。从刚才他和常文树说话的口气上，周志明已经听出他显然是一位负责干部，便不由抬起眼打量了一下。
这个人矮矮的个头，相貌不老，肚子却已显眼地腆了出来，后颈上肥嘟嘟叠起的肉褶，使他在转动脑袋时十分不灵便。他泰然在屋里唯一的那把靠背椅上坐下，眼皮懒懒地抬起来，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砖厂。”
“还是什么？”
“……”
“这儿仅仅是个砖厂吗？”
“是监狱。”
“唔，知道就好。你的罪行是严重的，性质是恶劣的，你也当过公安干部，我想你应该明白你的改造任务比别人更艰巨，！”
周志明没有同他争辩，争辩只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不答话，却把眼睛垂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