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的故事
他只等来这么一句，屏住的气全泄了下来。他有点自恨，就连在萌萌面前，他也是这么胆怯吗？他们在一起有好几个月了，彼此相处又是那么融洽、贴切，没有一丝一毫的拘束和费力，这已经使他破天荒地相信了命运的安排。在她面前，也许早就用不着这样畏缩了，也许早就应该更直率、更豪放，或者干脆，来点儿鲁的……可有时静息想想，又发觉这些念头有多么可笑，简直有点没正形。才几个月，不算长，何况他们的缘分又是那么偶然、无意，以至于叫人到现在都要疑为梦中的故事，惴惴然不敢相信呢。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讲？必然的长河大概都是由这些无穷无尽的偶然的水滴所组成。——他的自行车撞了她的腿，于是他送她上医院，送她回家，都不过是一个“交通肇事者”必须承担的“民事责任”而已，要不是那天晚上无意对同院的大福子说起了这件事而引起大福子那番危言耸听的话来，他大概绝不会在第二天就拎着个水果篮子又跑到萌萌家来看她的伤。大福子也是无意，一切都是天缘凑巧。
大福子是他同院对门王焕德大爷的儿子，比他大五岁，在南州市冶金机械厂当司机。不知道是不是汽车司机都有这么个共同脾性，一提到马路上的官司，总要摆着深明此道的神态说上一通不可。
“你呀，”大福子拍着他的肩膀，“就是老实，要是我，医药费就得一人一半！怎么着，那女的就没责任啦，她凭什么在慢车道上逆行？我就腻歪这号人，有便道不走，偏要在车道上大摇大摆，知道你不敢轧他。”
当时王焕德大爷正坐在他家的床沿上洗脚，沙哑着嗓子插嘴说：“医药费是小事，再说又是交通警察判的，只要人没伤着筋骨就不碍事。”
“嘁，”大福子一撇嘴，“您哪知道现在的事儿啊，要我看，那女的说不定还得讹志明一下呢。”
“讹我，怎么讹？”
“这种事儿，你没经验，你看我给你算算。”大福子来了兴致，把筷子往桌上一撂，掰着手指头说：“今天看病的医药费就不算了，下星期得复查，她不是扭了腿吗，她要一个劲儿喊疼，医生摸不出来就还得拍片子，四五块钱这就出去了；过一星期她要是还不说好，你还得带她复查，她要说走不动，你每次还得给她叫出租，她家住在哪儿？神农街，好嘛，从神农街到那个医院一个来回就得小十块，她养伤这些天要是给扣了工资也得你给补，你算算，这得多少钱？花钱不说，还得搭精神，你要想躲着她，她就找交通队，交通队一个电话拨到你们单位，你还是得去。”
王大爷的老伴郑大妈正在稀溜稀溜地喝着面儿粥，这时也放下碗插嘴道：“志明，甭听他瞎白乎，什么事儿让他一说，邪了！”
“妈，您甭不信，去年我们厂一个小伙子让卡车给剐了一下，足歇了小仨月。本来就是腿上有点儿伤，你猜怎么着？他看了外科看骨科，看了骨科看内科，连神经科都看了；你没辙呀，他硬说他头痛，内科大夫查不出毛病来，只好转到神经科，看看是不是脑子受了刺激，这小子，捞着不花自个儿钱的机会，把身体全面检查一溜够！”
“得得得，”郑大妈翻着眼睛说，“都像你们厂的人那么缺德，咱们国家早变修了。”
大福子不理他妈，冲着目瞪口呆的志明说：“要想消了这一灾，也有辙，你呀，趁早提上个点心盒、水果篓，三天两头勤去着点，你看得勤点儿，她就好得快点儿，就这么回事。”
第二天，他真的买了些高价苹果，去了。可他心里也说不清，他跑到萌萌家来，除了大福子那个歪主意的作用外，是不是还有点别的因素。
他那回是第一次见到施伯伯、宋阿姨、季虹，还有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也是第一次留心潜意地看了看萌萌的家。凭着一个侦查员特有的观察力，他几乎是一眼就猜出了这个家庭的身份。
施家是住在神农街头条深处的一个大杂院里的，院子很脏。大概因为家家都习惯把脏水泼在门前，所以院内的地上，似乎永远是湿漉漉的。萌萌家是一个里外套间。屋里东西挺多，几乎没有给人留出一点可以转腰的地方，除了那一对实际上已经崩了簧的小沙发还像点样之外，差不多全是破烂家具。墙壁尽管刚刚刷了灰，可仍然遮不住土旧寒酸的色质。墙上空空的，只挂了一张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和一张周总理的黑白照片，照片的镜框上垂着刚刚披起来的一尺黑纱。
施伯伯的年龄大概和父亲差不离，脸上表情不多，却很有气度。他原以为施伯伯是大学教授一类的老知识分子，但很快又发觉不像，在施伯伯的声貌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严肃气派，是纯粹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他从小就住在爸爸工作的南州大学里，早见熟了那些个学究气的教授们。
宋阿姨看不出多大岁数来，样子不老，却有了丝丝银发，身体瘦瘦的，像是很弱；季虹呢，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长得没肖萌好看，可也是个大家闺秀的气质。
他猜得不错，这是个走资派的家，而且是一个还没有安排工作的走资派。
去萌萌家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接她去医院复查了一次。那天萌萌带了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普希金诗选》，说是要在候诊的时间看，结果，那天他们之间的主要话题就是普希金了。他一向是偏爱中国的古典小说的，《三国》啦，《水浒》啦，都喜欢看，而对普希金之类却所知不多。可他挺乐意听萌萌给他讲，他的兴趣鼓励着萌萌几乎把她知道的所有关于普希金的知识一股脑倾倒出来了，什么《叶甫盖尼·奥涅金》啦，《甲必丹之女》啦，《鲍利斯·戈都诺夫》啦，还有别林斯基、莱蒙托夫他们对普希金如何如何评价啦，她一边讲，一边还要加上许多自己的评价：“普希金是最富于同情心的，同情弱者。他那部有名的诗《致西伯利亚书》，知道吗？就是交给一个罪人的妻子带给那些囚徒们的。”
最后，萌萌自己也笑了，“你看，我简直是在讲演了，我今天讲话太多啦，你早烦了吧？”
“没有，你挺有口才的。”他说，“真的。”
萌萌略带难为情地说：“你不知道，我中学毕业四年了，老是一个人在家呆着，同学们都有了工作，彼此都不太来往了。我妈妈管我可严呢，不许我出去跑，我没有伙伴，闷死了，你不知道我多想和咱们这样的年轻人说说话呀。”
他带点诙谐地笑笑，“你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啊，今天我可见识了，你讲得真不错，能吸引人。”
萌萌笑了，他看出来，那是一种感激的笑。
临分手，萌萌干脆把那本诗选借给他了，让他看完后到她家去还。但刚刚过了两天，她就性急地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已经看完。这本书，简直就成了他们联系的媒介，或者说，成了他们联系的借口了。他虽然至今也没有把书还给她，却早已成了这个“衰微”之家的常客，并且很快就同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以及这家里屈指可数的那几个朋友混熟了。常来这里串门的，除了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以外，还有施伯伯的老友，941厂“靠边站”的总工程师江一明；941厂的团委书记安成，都是些很好相处的人。他对这个家里的气氛和规矩几乎是无师自通的，这大概是他和他们的某些相似经历所使然吧。尽管在表面上看，他的条件比萌萌好得多，萌萌一家四口，真正在职工作的，只有在941厂当仓库保管员的季虹一个人。而他，是公安干部，父亲又是南州大学的革委会副主任，虽然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但让人看起来，毕竟是个“结合干部”，算是改悔了的走资派吧。
工农兵大学生
他和萌萌继续往前走去，好像是为了消除刚才的那场窘迫，萌萌主动扯起一个话头来。
“你们单位那个女的，我看对你挺不错的。”
“你说谁？严君？”
“你出差去湘西前，不是托她打电话来告诉我一声吗，她没打电话，倒专门来了一趟。”
他的心又咚咚跳起来，几乎揣摩不出萌萌这话是随口无意还是另有用心。他低头说了一句：“严君呀，我们科里的内勤，大家出差在外，私人的事一般都托她代办。”停了一下，他又补上一句：“我们组的小陆看上她了，还托我做媒呢。”他不知道后面这句话，是不是又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
严君跟与周志明同组的小陆，都是一年前从南州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她高高的身量，人很漂亮，一到处里，立即引起了一帮年轻干部的注目，背地里称之为“五处之花”。其实在周志明看来，就算是花，也是一棵刺梅。严君生就了一副假小子脾气，为人硬朗爽利。他和严君虽在一个屋子办公，私交原也不深，可是最近几个月，他暗暗发觉情况有点不对，严君总是在想法接近他，顾盼之间，一颦一笑，似乎都有些异样，她该不会生了那方面的念想吧？不会不会，处里想追她的人多了，可是情形又确实有点不对，不然，那天他给小陆提媒，她怎么会有那样的反应呢？她居然哭了，在这以前，他一直以为严君是一个不知哭为何物的女孩子。还有，她跑到萌萌家来这件事，也是有些古怪的，本来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了的事情，何苦疲于奔命地跑一趟呢？他从湘西回来的那天晚上，严君故意磨磨蹭蹭不回家，他心里也是有些感觉的，难道她就为了等大家都走光了，她向他说那番话吗？她当时的态度是那么郑重，使得他也莫名其妙地郑重起来了。
“你托我办的事，我办了。”
“是吗？”他以为出了什么问题，“那个胡同的传呼电话不好打？”
“我没打电话，我去了一趟。”
“噢？”他迎住严君的目光。
严君却躲开他的注视，低声说道：“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
“谁？”
“旧市委的政法部长，施万云。”
“我知道，南州市第一任检察长嘛，老头儿现在没什么问题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向她解释起来了。而她却迎头泼了一瓢冷水：
“还没做结论，挂着呢。”
严君特地去萌萌家，又特地把施伯伯的身份告诉他，这里面的意思，他能感觉出一点来，但又不能太肯定。现在萌萌提起严君来，会不会也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边呢？谁知道。
幸好，萌萌自己把话引开了。
“哎，志明，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去不去十一广场？”
“十一广场，干吗？”他明知故问。
“安成他们厂团委要往十一广场给总理送花圈，咱们一起去助助威。”
他犹豫了一下，没搭腔。
萌萌又站住了，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哼了一声：“难怪我姐姐不喜欢当警察的，你们都是些冷血动物。”
“我也是？”他低头问了一句。
“你，你是一杯温吞水。”停了一下，萌萌又问：“你不敢去，是不是怕你们领导知道？”
他张了半天嘴，不知该如何一言以蔽之。十一广场，他并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怕领导的什么脸色。他的隐衷，怎么和萌萌说清楚呢？
这几天，南州市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火药味儿，已经越来越刺鼻子了。几乎满城都在议论十一广场出现的那几个不大寻常的花圈，议论上海港工人悼念总理的“汽笛事件”和《文汇报》文章的风波。今天下午，从市局办事回来的组长陈全有又悄悄向他透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南京有人把反动标语用柏油和水氯松刷在火车上带到了北京；北京，据说也是人心浮动，有人往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
“市局大楼里，气氛紧张得很。”身高体胖的陈全有和志明的办公桌对面紧挨着，虽然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陈全有还是把大半个身子探过来，压低了声音说：“我在里面刚呆了五分钟就觉出来了，大家谁也没心思正经办公，都在底下议论纷纷。”
周志明没动声色，他当然明白大陈的所指，但却故意问了一句：“议论什么？”
“你不知道？十一广场上也有人送花圈了，还有人轮流守在那儿呐，你不知道？”
“那不是悼念周总理吗，有什么不好？”他仍然故作糊涂地说，“市局机关那帮人，就是爱大惊小怪。”
“咳咳。”陈全有也笑笑，附和地点点头，不再解释了。周志明心里知道，大陈这个人，工作上满有魄力，但在政治和人事方面，却是明哲保身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心里有数，嘴上一向难得说出来。既然自己一味装糊涂，大陈当然更不愿明言了。
对十一广场上的事，萌萌不会像大陈那样闪烁其辞，但她似乎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尖锐过，“你们有些干公安的，就是让人看不惯，他们不怕老百姓，也不怕客观事实和自己的良心，就是怕他的顶头上司，你承认不承认，就有这种人？”
怎么没有呢，他心里当然是承认的。可在感情上却不舒服。他不希望萌萌是个尖刻的人，尽管她在你们“干公安的”面前，很有分寸地冠了个“有些”的限制词，但物伤其类，毕竟使人不快。就他自己来说，他没有爽快答应清明节陪萌萌一起去广场，就绝不是缘于对顶头上司的惧怕，他要是想去，完全可以搞得单位里人神不知。说实在的，别看他是干公安的，他倒是真心希望现在人们都出来闹闹事才好，这些年，大家在感情上是太不痛快了。有时当着一些同学朋友的面，他甚至还忍不住要说几句怂恿的话呢。但是在理智上，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当口上去广场送花圈，绝非一件平常小事。他是替萌萌、季虹和安成他们担心，他已经意识到的那种不安，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要是真的跟随他们前去呐喊助威，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但若不去，又会招致萌萌反目相视，这种矛盾的心情，怎么向萌萌说清呢？说我不去是为了你们？那萌萌非送他一声冷笑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