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以后有机会，你再帮我说说怎么样？我发觉她还挺听你的。”
“行，我试试。”他嘴上答应着，旋而又后悔起来，这种事照理该由老同志去说的，老同志面子大，至少应该大陈……
年轻的土家族干部
他们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
吉首是个只有四万人口的小城，依山傍水，充满了江南市井的诱人风采。吉首公安局就坐落在临河不远的一条大街上。接待他们的是个年轻的土家族干部，还是个大学生。戴着一副白架子眼镜，活泼热情。在他的帮助下，他们很顺利地查到了徐邦呈的档案。
“真是，我们以为这家伙早死了，搞了半天还活着！我算算，从六五年到现在，乖乖的，整整十一年了。”年轻的土家人说一口富于韵味的湘西话。
正在摘抄档案的小陆扬起脸说：“十一年前你们没有找到尸首，怎么就断定他死了呢？”周志明把目光从档案材料上移向主人，他觉得小陆这话问得有点儿生硬，容易被对方误解为指责，可那年轻人似乎一点儿没有在意，反而爽朗地笑起来。
“他是因为犯错误开除公职的嘛，所以原来以为他太想不开了。我们这儿的人要想死方便得很呀，连根上吊绳都可以不买的，山上有的是洞洞，谁也不晓得有好多深，没人下去过。要自杀往里一跳，连个声响也不会有。解放前还有这样的风俗迷信，没出嫁的姑娘要是得了什么病，常常会被族亲们说成是让洞神看上了，把她扔下洞去，叫做落洞，听说过吗？”
小陆放下笔，“我以前倒听说过湖南的地主把女的沉潭处死，还没听说什么落洞的。”
“被沉潭的女人大都是因为犯了闺戒，落洞的女子却不同，多数是自愿的，还真以为给洞神爱上了，落洞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脸上红红的，含笑去死。湘西这地方过去愚昧落后，神怪观念是很强大的。解放后当然没有这种事了，但本地人也都晓得这洞洞的厉害，要想死也都还是这么个死法。上山去，随便找个洞子一跳，尸首是没法子寻找的。我想十一年前这家伙一失踪，人们便是这样想当然地以为他死了吧。”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把材料抄完。在招待所里吃了晚饭，就急急忙忙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第二天一早回怀化的汽车票，因为他们必须赶在第一次收听盲发电台的时间之前回去，所以不能在这里耽搁。
买了车票，他们在河边那些小村子里转了转，等拐上大街，陆振羽突然指着对面一座红砖楼房，笑着说：“你看，真舍得下功夫，搞成永久性的了。”
他顺指看去，那房子的墙壁上，用隆起的砖砌成了一条“万寿无疆”的标语，笑笑，没说话。小陆又说：“我们家原来有个邻居，在南州市第二医院工作，他们医院有个技术员，前些年因为不小心把万寿无疆的万字写成无字，意思弄了个满拧，结果让市西分局抓了，判了七年，真是不值。”
“判七年？”他惊讶地咋了一下舌头，“太过分了，写错一个字批判一通不就完了吗。”
“那哪儿完得了啊，”小陆说，“一直捅到刘亦得那儿去了。刘书记一句话：严肃处理！市西局赶紧把他给抓了，按现行反革命判了七年。”
“反革命？哼。我看市西分局也未必相信他真是反革命。现在总这么干也不是个事儿。全凭领导一句话，叫抓谁就抓谁。”
陆振羽见他一脸不平的样子，笑了，说：“你这个人呀，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认真，迟早要吃亏的。咱们当小兵的，还不是拉磨的驴，听吆唤！”
“服从上级是应当的，可也得服从真理，服从党的原则，上级讲的又不都是真理。”
“哎哟，哎哟，大道理嘿。你怎么忘了这句话呢：侦查员只有理智，没有感情。”
“荒唐！你哪儿听来的？”
“好了，好了，不跟你争了，没意思。反正到了工作上，还是上面说了算，下面只管干。再说，领导毕竟站得高些，情况看得全面些，水平也跟咱们不一样。就拿这次来说吧，对311，我听说处里、科里原来的意见是不捕，可局里叫捕，你能不捕吗？现在看来，还真是捕对了，要不然，三月二十五日的歼灭战还不得耽误了。”
“那是另一回事。”他也觉得词穷了。
这就是他这些天来一直不能忘置的那次论战。
其实他自己也是明白的，他不是外行人，城西分局那些同志的心理，他是不难体会和揣摩的。就说他们自己的这个311案吧，对甘局长的某些做法，大家不是没有意见，可却没有谁吭过一声，他提过一次意见，还是鼓了多大的勇气才说出口的，没得到任何结果自不必说，在领导的脑子里，说不定还留下了个“僭越”的印象。
那是从湘西回来的那天，大陈同他们寒暄刚过，就宣布说：“有件事要和你们说一下，段科长现在不管这个案子了，以后所有情况我们直接向纪处长汇报。”
“为什么？”他觉得诧异，“段科长病了？”
“调到处里的追谣办当副主任去了，算是临时帮忙。”
他脑门上拧起一股疑惑，“眼下这么大案子，这不是釜底抽薪吗？”
还是陆振羽脑袋转得快，轻轻笑了一下，说：“段科长这个人，怎么说呢，能力强，水平高，可就是有点儿……哼，和你是一个毛病，太认真了点儿，其实何苦呢？”
周志明也隐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有点忍不住了，愤愤不平地直着脖子说：“这算什么，侦查员对工作就该像医生对病人那样，不认真一点儿还得了吗！”他转向大陈问道：“你不能跟处里提提吗？你是组长嘛。”
“咳，”大陈息事宁人地摆摆手，“算了吧，段科长对甘局长搞案子的某些作法有意见，我看现在调走了倒舒坦，眼不见为净啦。”
周志明没有再说什么，但他对把段兴玉从案子上拉下来这件事着实是不痛快的，这不痛快的心情一半是出于对甘局长这种跋扈作风的厌恶，另一半则是因为他格外喜欢和段科长在一起搞案子的缘故。当然，论起经验和水平来，纪处长应该是比段科长略胜一筹的。但是对他们这些年轻干部来说，段科长却另有一番独到的魅力，因为他在工作中能和你展开平等的讨论，能很耐心、很郑重地听任何没有经验的侦查员发表自己的意见，能使大家都自动地把一切心思扑在案件上，愿意和敢于大胆地去怀疑，去假设，去建立自己的责任心，而不是被动地去完成领导的意图，附和领导的判断。
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儿不痛快，他那天才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胆儿，在向纪真汇报完湘西之行以后，他竟然鼓起勇气提起了科长调走这件事情来了。
“处长，我有个意见。”他一紧张，把想好的一大堆拐弯抹角的绕词都给忘了，竟然直通通地说了出来：“这时候干吗把我们科长撤下来呢？”
大陈刚刚从椅子上站起来，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局面弄得有点儿张皇无措。纪真倒是很平静，但还是很快地打断了他的话，说道：“追谣办现在也很需要人。”稍停顿了一瞬，又补上一句：“对科里领导的工作安排，你不要乱插嘴。”
一句话，把他弄得满脸通红，也不敢再接什么话了。一出了处长办公室的门，还没等大陈说什么，小陆倒先嘿嘿地笑了两声，揶揄地说：“我说什么来着，你还非去碰一鼻子灰，真有种。”
临出发的那天
离预定出发到边境的日子只有两天了。徐邦呈以南州市一个外侨的名义向使馆写的信也发出去了，信的明文不外是一套侨民向使馆要钱要补助之类的常见内容，信中的密写是：“经H市、南州、天津、北京，一切顺利，计划可行。”后面署了徐邦呈的代号“1127”。看起来，已是万事俱备，下一步只看特务机关在盲发电台中如何答复了。
在他们临出发的那天，一直很少在科里露面的段兴玉突然到他们组的办公室来转了转。小陆想跟他说几句这次行动的一些安排，他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冲他们笑了笑，又说：“反正你们机灵点儿就行了，在边界捕特，不比在南州市里，得多注意注意地形。”段科长讲这话的口气看上去很随便，可在周志明听来，却感到有种语重心长的意味。下午，去火车站的汽车已经等在楼下，他跑到处长办公室去叫纪真，走到门口就听见段科长和纪处长在屋里唧唧咕咕地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什么，但似乎感觉到他们是在谈这个案子。段科长和纪处长的私交之深，是他早就了然的，大约他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吧。他正要敲门，门却自己开了，他们两个人一起走了出来，纪真身披军棉大衣，手里拎着个鼓鼓的大皮包，一副行装齐备的样子，看见他便说：“到点了，走吧。”他跟在纪处长后面走了两步，又回过头看了看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段科长，段科长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只说了一句：“祝你们马到成功！”他深深地点了点头，他辨不出科长的脸上这会儿是没有表情还是表情复杂，只觉得他的宽大的手掌里有一层冰凉的汗水……他忘不了当时那个情形，不知为什么，那时他突然觉得心里没底，虽然纪处长也和他们同去。
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办公室设在五楼图书室的那三间屋子里。追谣办的主任是处里一位副处长挂名的，三个副主任都是科级干部。段兴玉虽然是最后一个走马上任的，但因为他在全处科长之中“约定俗成”的头牌地位，所以一来就挂了个第一副主任的衔，办公室的人还自动给他安排了个单间。
离开了311案，他的生理节奏似乎也一下子松懈下来了。早上，姗姗而来，晚上，早早离去，从来不加班，也不让下面的干部加班。最近他爱人出差到上海去了，他得顾着给上中学的儿子弄饭，所以还免不了常常借口去局里看看什么的，一溜溜到菜市场去，随后就从那儿直接溜回家了。上行下效，追谣办的人于是也全都吊儿郎当起来，反正大家乐得轻松。
段兴玉表面上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松闲劲儿，而骨子里，却浸着股心酸。人当盛年，壮心不已，连古人都说，士不可一日无事，可他这么多年就没有干多少正经事。长期不能务正业，而且还得做出这么种逍遥自得的样子来自我抚慰，孰能没有一点心酸呢？虽说从砸烂公检法以后，公安基础工作毁坏殆尽，发现敌情线索的能力低得可怜，侦查单位无事可做，也是自然。可没想到这次311案一立，他才紧张了几天，就又脱了手，成了“有闲阶级”。他不知道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泡过去了。
也许，他真该变得圆滑些，或者沉默些，不那么锋芒毕露，让甘向前觉得他棘手，也让老纪替他捏着把汗。跟着甘局长搞案子，如果只能在违心的附就和沉默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沉默也许更好些。
311案一开始，就是叫人不痛快的。外线处行动迟缓，险些贻误战机，可人家是在开批邓大会，你还不能说一句二话；夜里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发现徐邦呈之后，急等着局领导快拿主意，可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局里才通知他和纪真去开会“研究”。他是带了一肚子气去的。
参加那个会的人不多，除了他和纪真之外，就只有马局长、甘副局长和局秘书处一个做记录的干部。可那间会议室里的空气却很坏，像长年没有打开过窗户似的，茶几上的油漆味儿，沙发套子的焐味儿，以及不断浓厚起来的烟草味儿，给人一种窒息感。
会开了整整一上午。马树峰和甘向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相决不下，说完之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谁也不肯让步。
段兴玉这些年本来已经习惯于忍耐这种慢吞吞的会议了，和许多人一样，开会常常成为他打盹养神的好机会。然而他那一天的心情却不同，分局和外线的同志正在“为民旅馆”外面盯着，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而决策者们却还在这暖烘烘的沙发里喷云吐雾，临阵不决。他望望局长马树峰紧皱的眉头，又望望副局长甘向前冷漠得毫无表情的脸，心里交织着一股焦急和恼忿。
“我看，是不是可以决定了？”最后还是马树峰用苍哑的声音打破了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说：“我的意见是暂时不捕。这个人是哪里派来的，潜入的任务是什么，是单线，还是复线？这一切情况目前都不清楚，都需要通过一系列侦查活动来发现，来搞清楚。”马树峰说完，用被皱纹包围着的眼睛向其他人环视了一圈，最后当然还是要把目光落在甘向前的身上。
“也许，刚才我还没有把意思说明白。”甘向前放下手中的笔记本，粗大的喉结在紧扣着风纪扣的衣领里滚动了一下，慢吞吞地却是坚定地说：“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今天研究这个案件，我的意见是不能简单就事论事的，应当首先考虑到当前阶级斗争的总的动向。当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是全市，也是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这个斗争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必然是互相联系，互相呼应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甘心他们在中国代理人的灭亡，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所以，我们看待今天这个案件，不能不以当前阶级斗争这个总纲为出发点来安排工作。因此，我建议对这个潜特，应该立即逮捕，迅速而有效地制止敌人可能的破坏活动。”
马树峰的眉头皱得更紧，动作烦躁地点起一支烟，从会一开始，他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明显地控制着自己的声调，竭力平静地说：“这几年，我们也抓到了一两个特务，但总是刚一发现就迫不及待地抓起来，缺乏必要的侦查过程。没有侦查过程的反间谍工作当然又痛快又省事，可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敌人的情报意图是什么，使用什么活动手法，联系人是谁？往往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