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茨金的声明
宣读沙茨金的如下声明：“我的文章发表在《青年国际》，后在我没有起任何作用的情况下，转载于《阶级斗争》。该文批评了与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相抵触的挪威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指出，挪威青年有权利、也有义务在争议场合支持共产国际的决议、不接受以多数票通过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季诺维也夫作总结发言
同志们，我首先应对我未能出席昨天早晨的会议致歉。这是由于完全刻不容缓的党的事务的搅扰。但是我认真地看了所有讲话的速记记录，所以能够答复所有提出的意见。
简单谈谈我在全会开幕时的《报告》的总的特点。霍格伦同志认为，在这一报告中许多事实没有得到阐述。这是显而易见的。绝不可能在一个报告里对我们全部五十多个党里发生的事情进行实际评论。我也不认为我的任务是霍格伦向我要求的阐述瑞典的公社选举这样的事件。我不得不甚至对一些比公社的选举具有更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避而不谈。我不得不只着重探讨主要的东西。但是我认为，霍格伦同志的不满有其政治原因。在交谈者不知为什么特别不喜欢该话题的时候，他就建议讲讲别的什么，例如，关于好天气，这是常有的事。在霍格伦建议我不是讲讲他的关于宗教的文章，而是讲讲关于公社的选举的时候，在霍格伦同志身上是不是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霍格伦同志的这个建议，但是仍然打算以后还首先谈在该时刻最最重要的、在我们当中引起分歧的事情。
首先，我应从宗教问题开始我的总结。关于宗教的辩论是有些出人意料地出现的。我们当中谁都没有想到，在本次执委会全会上我们不得不详细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既然这发生了，就应该完全搞清楚。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非常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有关共济会的问题。当时的辩论带来了益处，所以我希望现在的辩论也会带来益处。
霍格伦同志在其昨天的非常机智的讲话中试图故作镇静。他把事情说成，似乎实际的胜利在他那边。据他说，他没有要求什么别的，只是要求在宗教问题上慎重。但是，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根本不符合事实。请记住，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发起人绝不是我们，而是霍格伦同志。我们当中根本谁都没有想要宣布对信教工人或者信教群众进行讨伐。而霍格伦同志把事情说成似乎问题正是如此。也许，霍格伦在他所处的境地中没有任何别的出路。他的历史哲学是这样的：一些坏蛋，要么无论如何就是一些冒失鬼，草率地提议对信教者进行讨伐。而他——霍格伦，及时发现了危险，阻挠了行动，最终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同志们，诸位知道，这样描述事实是无中生有。我没有在我们的国际报刊上见到任何一篇这种精神的文章。我们只是知道，最近国际资产阶级在宗教上对苏维埃俄国进行了真正的讨伐。但是谁都无法证实，我们中有谁开始了霍格伦所指的讨伐。我完全同意拉狄克同志关于宗教问题的发言。我们自然一刻也没有忘记，我们必须重视成千上万的信教工人。纽博尔德同志也是完全正确的，他在讲话中提醒我们，在英国和在爱尔兰多么广泛地存在着信教工人。早在两年前，在我们第一次表述我们的口号——“工人政府”的时候，我们直接坚持我们应当在这个口号基础上不仅与社会民主党人达成一致，而且与无党派工人和天主教徒工人达成一致。那时一些极其激进的同志因此对我们进行了指责。但是我们现在的观点仍然是我们应当和信教工人在内的每一个工人一起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霍格伦同志完全不必在这方面教导我们。我们在俄国也和千百万的工人和农民打交道，他们中有相当大数量的信教者。说实在的，我们善于和群众保持联系，不比别人差。我给大家列举了俄国党的例子，它现在执掌政权，有时把人开除只是因为他们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我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让大家对之简单地效仿。当然，应该考虑到现在掌权的我们党内部的情况。例如，我们发动一定的清洗，而同时我们也不止一次对大家说，在资产阶级国家活动的党可以绕过这些清洗，因为党在那里没有掌权，所以以其他方式进行选择。对待信教党员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我给大家列举俄国的例子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处在像我们党所处情况中的党如何采取行动。我们宣布对诚实的、但信教的无产者进行什么讨伐——这是无稽之谈。我们忘记了千百万天主教徒工人的巨大意义——这更是无稽之谈。我们不是关于这个和霍格伦同志争论，而是关于某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霍格伦同志指责我：我没有援引他的文章的确切引文。他指责我和布哈林同志，说我们画了针对他的观点的漫画。至于我，我没有援引确切的引文只是为了稍微放过霍格伦同志，因为对他来说最糟糕的就是我要是念了他的文章全文。由于霍格伦同志坚持，我现在只好至少列举他的文章中最原则性的（不是最可笑的）地方。
霍格伦同志写道：“个别的共产党员作为个人，可以进行宗教宣传或者反宗教宣传，这取决于他们的愿望。这是他们的权利。谁也不会对此进行干涉，只要这没有危害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行动。但是，如果党自身赞同无神论作为共产主义信条的必要组成部分，那么党无疑就会退化成宗派，就完全像如果它宣布自己是浸礼宗那样。”
请允许再援引霍格伦同志文章中的一处：
“党只是（向党员）要求，他们接受党的政治纲领和章程。但是须知，纲领和章程研究的只是把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方法和手段问题。”
这就是霍格伦同志的文章的原则性部分。大家大概允许我不用自己的话，而用我们公认的恩格斯和列宁这样的导师的话来谈这一争论。
在早在1905年的第一次革命期间（当时我们还不被称为共产党员，只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派）写就的文章中，列宁同志写道：
“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句话通常是用来表示社会主义者对待宗教的态度的。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必须正确地说明，以免引起任何误解。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就我们自己的党而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像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在正式文件里应当根本取消关于公民某种信仰的任何记载。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国家教会，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1]
“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现代国家和现代教会提出的要求……”[2]
“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以便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3]
因此，大家看到，列宁同志怎样提出问题的：就国家而言，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就党而言宗教无论如何不是私人的事情。然而，霍格伦同志所宣传的正是宗教就党而言是私人的事情的观点。我请霍格伦同志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对他的立场的说明对不对。“对”还是“不对”？他是否要求宗教就党而言是私人的事情？从霍格伦同志的文章所得出的结论，无疑是他对这个问题回答“对”。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犯下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采取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因为最糟的恰恰就是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说它要求宗教就党而言是私人的事情。
请认真思考一下我念的对霍格伦同志文章的第二处引文。按照霍格伦的看法所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要求我们的党员只承认党纲的政治方面和党章。不言而喻，我们从实际生活中知道，普通工人（须知我们是大众的政党）对我们的纲领有时都所知不详，所以我们不能这么要求他们。我们满意于他们憎恨资本主义和准备站在我们的队伍中为推翻它而作斗争。但是自然，我们向整个党、向党的核心，特别是向党的领袖所要求的，不仅是承认章程和承认纲领的政治方面。党具有明确的世界观。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立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基础之上。请允许我在这个问题上将列宁同志的意见与霍格伦同志的提纲进行对比。我引用的还是列宁同志的那篇文章：“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出版有关的科学书刊（直到现在，这些书刊还遭到农奴制的专制政权的查禁）现在应当成为我们党的工作之一”。[4]他还说：“我们现在必须遵从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建议：翻译和大量发行18世纪的法国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5]大家看，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看法。
霍格伦同志恐吓我们：如果我们是无神论者，就会变成宗派。同志们，如大家所知道的，列宁同志成功地组织起来的，不是霍格伦同志如此害怕的一个宗派，而是巨大的群众——无论如何不比我们瑞典同志所拥有的群众少。列宁同志有着比霍格伦同志更加出色的与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联系。列宁是全体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工人阶级的领袖。他决不是宗派领袖。然而，他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正确地指出，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于捍卫党的章程和政治纲领，还要宣传以无神论作为组成部分之一的明确的世界观。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应当援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引文。在这个问题上援引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等。马克思恩格斯所表达的是与霍格伦所说的“生活的神秘剧”等等完全不同的意思。
我重申，我列举的不是霍格伦同志文章的最可笑部分，而是最原则性部分。大家看到，霍格伦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什么样的根本性错误。他最好别再装模作样，好像他在这个问题上胜利了似的。共产国际会对他给予明确的直接回答。共产国际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持这样的观点：宗教就党而言似乎应该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任务似乎仅限于捍卫章程和捍卫纲领的政治方面。我们有着更大的追求。我们把自己视做给工人阶级和通过工人阶级给全人类指明道路的党。我们是以共产主义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完整的、一贯的世界观的拥护者。
我们如何进行反宗教宣传，是另一个问题。简而言之，这种宣传应该进行得巧妙。我们应该找到合适的形式、合适的手段、合适的时间。这是显而易见的。有时我们手头也有“反宗教的”小册子，但是写得太粗糙，不仅不能教育信教的人，更有甚者还侮辱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特别审慎和一丝不苟。但是归根到底，反宗教宣传是必要的。我重申：我不知道在瑞典发生了什么，什么迫使霍格伦同志突然发表那样的文章。即使（虽然这没有得到证实）两三个浮躁的、素养欠缺的同志以比较愚蠢的方式干起反宗教的宣传，即便如此，霍格伦同志也应当不要忘记他是国际的一员。我重申，即使再另有十个瑞典同志确实想错了，这也仍然不证明霍格伦同志应当写捍卫错误观点、只会给国际运动造成损害的文章。霍格伦同志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对我们的讲话吹毛求疵、利用这些讲话反对瑞典党。的确，这有可能。社会民主党总是利用我们相互的争论。但是霍格伦同志不应忘记，社会民主党一定已经在利用他的完全本着《社会主义月刊》的精神写成的宗教文章。我再次请求霍格伦同志直截了当地说，他是不是坚持宗教就党而言是私人的事情的观点。如果是，那他就犯下前所未闻的、最不应犯的改良主义类型的错误。如果不是，那应该把这直接说出来，只有这样之后他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揶揄挖苦。至于我们，我们仍然坚持原先的立场。我们不是宗派，而是群众性的政党。我们准备与任何信教的、但是诚实的无产者合作。无从谈起任何的反宗教征伐。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我们仍然坚持恩格斯和列宁所教导我们的东西。我们只是要求，在共产国际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同志，譬如霍格伦，别写把我们的青年弄糊涂和损害共产主义思想的名誉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