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意识到巴黎六月起义是欧洲的一个重大事件，并且认为它是欧洲革命的一个转折点。他们指出，起义者的胜利将根本改变力量的均势，有利于各国的革命。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失败也会助长各地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法国资产阶级由于镇压起义，实际上是和欧洲的正在重新抬头的封建和专制主义反动派站在一条战线上。
1848年6月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密切注意法国的事变，并在《新莱茵报》上进行讨论（《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几次演说》、《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及其他文章）。他们关于法国的文章说明，他们仍然期望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法国无产阶级应当起主导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欧洲各国的革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所以他们认为：法国工人的胜利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它将是推动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的强大的动力。他们希望这个胜利将使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易于进行到底，从而为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铺平道路。
恩格斯后来写道，他们当时所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将爆发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过高地估计了无产阶级已经具有的组织程度和阶级觉悟程度。但是，无论是革命的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在当时都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然而，《新莱茵报》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德国，集中在德国各邦的革命发展进程以及德国革命运动的动力和前景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的直接后果时强调指出，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例如《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斯图加特和海德堡俱乐部被封》等文章）。虽然3月13日在维也纳，3月18日和19日在柏林，以及在德国其他各邦，人民迫使君主作出了许多让步（他们答应立宪，召开国民议会并组成自由主义或半自由主义政府），但是他们没有取得对封建制度的决定性胜利。整个政治结构，整个行政机构和警察机关仍然原封未动。《新莱茵报》在强调指出决战尚未获胜时这样写道：“……巴士底狱还没有攻下来”。[9]
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看来，德国革命不彻底的原因在于自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执行的政策。被群众的决心，特别是被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挫伤了的德国资产阶级出卖了人民的利益。“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害怕工人和民主的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10]在论述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和分析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及1848年7月继任的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政策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妥协论”，这个理论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提出来为他们和封建君主势力的妥协辩护的（主要参看《办事内阁》、《危机和反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预见到，三月起义以后，有可能出现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路线，就像1789-1794年法国革命那样，彻底废除一切封建制度和君主制度，消灭一切封建主义残余，首先是农业中的封建主义残余。另一条是德国自由派所执行的路线，就是要抑制革命运动，同封建贵族言归于好。《新莱茵报》警告说，第二条道路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君主制的反革命，导致三月革命前事态的部分或全面地复辟。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解决德国革命面临的主要任务——国家的民族统一——进行了不倦的斗争。他们在一系列文章（例如：《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阅报室〉报论莱茵省》）中表示反对德国自由派策划的要把德国统一在普鲁士或奥地利霸权之下的计划，同样地反对按瑞士路线建立联邦国家这一在民主人士中获得了广泛支持的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只有建立一个真正统一和真正民主的国家，才能彻底消除德国在经济上的分离状态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以及中世纪的排他主义和地方孤立的残余。他们认为，这种在真正民主基础上实现的集中将为切实加强德国无产阶级以及受到分裂主义倾向和狭隘的地方偏见严重干扰的德国革命运动创造有利条件。他们主张“从下面”来统一德国，即通过人民对德意志联邦各邦，首先是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腐朽的专制制度进行革命冲击来实现统一。恩格斯写道：“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德国应当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为此，首先必须使‘无论是奥地利或普鲁士’都不再继续存在。”[11]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德国的统一是一个欧洲问题，它只能在欧洲各国的革命力量起来向国内外反动势力，并且首先是向英国的反革命统治者以及俄国沙皇统治这个当时欧洲的主要宪兵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实现。
他们正是从这个革命观点出发来看待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根据《新莱茵报》的说法，由丹麦国王统治并且主要为德国人居住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了争取把德国统一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斗争的一部分。按照事物的必然联系卷入了德意志联邦对丹麦进行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普鲁士政府，力图同丹麦政府取得和解；普鲁士政府准备牺牲德国的民族利益，不仅是对支持丹麦君主的英国和俄国所施加的压力的反应，而且是因为它想使普鲁士军队从战争中解脱出来，以便能够用他们来对付普鲁士本土上的人民群众。普鲁士政府勾结普鲁士和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推行的这个叛卖政策，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情揭露。他们认为这个政策是对反革命强国的致命的让步，是德国统一的绊脚石。恩格斯在《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一文中写道，“普鲁士、英国和俄国这3个强国最害怕德国的革命和革命的最直接的结果——德国的统一。普鲁士怕德国统一以后自己不能再存在，英国怕因此不能再剥削德国的市场，俄国怕因此民主制不仅会推广到维斯拉河，甚至会推广到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所以普鲁士、英国和俄国共同密谋反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反对德国和反对革命。”[12]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反对沙皇统治和欧洲其他反动势力的革命战争不仅是保卫革命的手段，而且是使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他们论证说，在这样一场战争的过程中，人民对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反抗必然也会发展。而革命爆发的先决条件甚至在那些人民的不满情绪还没有发展为公开的革命行动的国家里也会产生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获悉的以及发表在《新莱茵报》上（见《俄国的照会》）的有关俄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定的消息——许多地区发生骚乱，圣·彼得堡等地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证明完全有理由指望，如果发生这样一场战争，革命甚至可能在沙俄帝国爆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政权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他们在《新莱茵报》上坚定不移地支持人民当权和建立人民民主政府的思想，认为这是巩固革命群众的胜利和完成革命运动所面临的任务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思想贯穿在《法兰克福议会》（他们最早发表于《新莱茵报》的文章之一）一文中。以后，他们不断回过头来研究人民当权的思想，并在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在德国革命的每一个阶段——在6月14日柏林人民的行动引起的普鲁士政治危机的日子里，在9月反革命势力和民主势力斗争日益激烈的时候，在维也纳十月起义和后来发生的事变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并使之更加具体。
革命最初几个月的经验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必须废除一切旧的行政、军事和司法当局，彻底清洗全部政府机构，消灭在普鲁士特别强大的官僚政治（见《7月4日的妥协会议》和其他文章）。他们认为，人民当权的最重要的保证就是把奋起反抗反革命军队的人民武装起来（《6月17日妥协会议》、《市民自卫团法案》等文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性因素，他们大力支持一切参加革命斗争的人们，例如，1848年5月为迫使统治集团作出新的让步而再次进行街垒战的维也纳工人，1848年6月直捣军火库，夺取武器来打击反革命阴谋家的柏林工人以及1848年9月起来反对法兰克福议会批准与丹麦签定可耻的休战协定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起义者。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为时过早和准备不足的起义只会归于失败，从而使反革命势力更加猖獗。例如，他们在《科隆在危急中》和《科隆革命》这两篇文章中，力劝科隆工人不要理睬普鲁士政府的挑衅，而要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备决战。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在科隆的战友们进行的艰巨的解释工作，确实使莱茵省的民主运动在九月危机的日子里没有受到摧残。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认为，来自下面的革命行动必须有革命创建的代议机关的强有力的政策相配合，这种代议机关应该代表人民行使制宪议会职能。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民主的代议机关而斗争，这些机关应该反映群众的意念，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依靠他们的支持。他们强调指出，人民选出的议员应对人民负责，并实现人民的意愿，他们坚持革命的人民有权对选出的议会施加压力，要求议会作出有效的革命决议并采取措施加以实现（《柏林的辩论自由》等文章）。
在许多论述德国国民议会和一系列专门论述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自由多数派的行为。因为一切严厉措施都被自由派、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破坏了，它们不依靠群众，从未掌握真正的权力，只是进行无谓的舌战，从而成了十足可怜的、有名无实的代议制议会。形成议会中左翼的那些代表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议员，也来能显示出足以胜任的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谴责议会的“左翼”领袖和民主派组织领袖的优柔寡断和拒绝公开站在人民的一边（参看马克思的文章《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他们强调指出了许多左翼政治家依然怀有的立宪幻想和他们不要革命群众支持仅仅依靠议会来实现激进措施的妄想的有害影响。
在九月的日子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的调和政策只会导致对反革命越来越大的让步，所以提出了人民革命专政的口号来表达革命时期人民当权的思想。马克思在《危机和反革命》一文中写道：“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13]《新莱茵报》的编辑们认为，这个专政构成真正由人民行使的权力；这个权力就其本质而论，是民主的，同时也是无畏的和有力的，它能够粉碎一切反革命阴谋，消灭君主制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保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把革命权力解释成一小撮人的专断独裁的宗派观点，这一点从1848年8月4日马克思在科隆民主协会会议上所作的驳斥魏特林的演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