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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11月21日于柏林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我只能非常仓卒地写两行。我夜以继日地忙着审阅关于拉萨尔之死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李卜克内西编写的[1]，现已大致完成，三天内开始印刷。[2]这项工作比我想象的更费时日和更为繁重：要把握住贯穿书信的主线，还要把在短短几天内发生的许多事件叙述清楚。在这一扼要重述的过程中我感到可怕极了！我的生命也完结了，子弹也同样致命地击中了我，只是我死的方式很糟糕，我不得不内心淌着血慢慢地死去。您知道，过去我们经常开玩笑地谈论我的复仇欲望。您可以想象到，或者更正确地说，您无法想象到，现在这种复仇欲望[3]是何等强烈地折磨着我。我有责任为他报仇雪恨，我一定能做到，否则我就是一个可鄙的人，就是自己小看自己。
正如各方人士向我要求的那样，拉萨尔在灵床上的照片[4]应放在小册子前面，工人们渴望得到这种纪念品。其次，在小册子的后面谈到有关两个凶手的地方还有他们的照片。[5]把三个人的照片都收入小册子，您认为这样做好吗？当然，如果您能告诉我您对这样做的想法，那他们一定会立即照办的。在照片下除了名字外还要有题词吗？用什么样的题词？或者在拉萨尔的照片下题上“从骨头里也要长出复仇者”，最近几个月他已经不由自主地预感到死亡，而且这种预感以一种最古怪的方式随时随地表现出来。他在最近的所有讲话中都谈到自己的毁灭并且引用上述那句话！或者就题上您的一封来信中使我最满意的那句话：
“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象阿基里斯那样。”[6]
总之，如果应该或可能写题词的话，请您告诉我这个题词。
另外那两张照片下面应该写什么呢？
在那个寡廉鲜耻的娼妇的照片下面，也许应该写上拉萨尔在给她写的但她再也收不到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话，在信里他对她大致已经心中有数。信里写道：“我的鲜血（或者我的命运——这封信不在我手头）要把你淹没，我要把你骂到死为止。”要不然写什么呢？
我认为，在那一个凶手的照片下面只能写上他的名字和“1864年8月28日在日内瓦杀害斐迪南·拉萨尔。”您认为这样写行吗？我把复仇的目的同在小册子里刊登凶手的照片结合在一起，为的是让他们在各地出丑，使仇恨和复仇的火焰在拉萨尔的支持者中燃烧得更旺，特别是要使我能容易发现和抓到腊科维茨。
唉，要是您现在能在这里，能最后一次为朋友效劳，维护和尊重对他的纪念，那有多好啊！
现在谈谈我今天这封信的真正目的。卡尔·布林德这个卑鄙的家伙厚着脸皮在伦敦的德文报纸上或者说在那里印好的传单上（该传单也发表于《法兰克福报》[7]）向拉萨尔发起了无耻的攻击。传单的标题是：《共和派的抗议》，今天有人把它寄给了我，但是我不能随信寄上，因为上面有一篇应当以整个协会的名义发表的声明，不过，您在伦敦会很容易地找到这个传单。他把这个传单还传播到美国去了。拉萨尔生前对此只会付诸一笑，他不需要更多地为自己辩解，但是，这并不会使死者免受惩罚。当然，死狮难免遭驴踢[8]。难道拉萨尔能容忍那些十足的笨蛋吗？能容忍他们连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9]之间的区别都弄不清吗？不过，这个家伙大概还不是十足的笨蛋，他只是这样一个无赖，很久以前他还没有那种难以名状的卑鄙行径。在加里波第公开宣称他感到最遗憾的无非是他没有能把他的宝剑献给丹麦之后的一天，这个无赖就带着德国代表团招摇过市地去见加里波第，并作了令人恶心的捧场。这帮家伙就是使德国人的名字在外国受到如此鄙视的那些人。人们甚至还不知道，在我们那里情况看起来并不是真的那么糟，其实加里波第今天在德国肯定是不会期望什么代表团或期望向他致敬的。
因此，为了清算这个布林德的最后一次可耻行为，我把他交到您的手中，亲爱的马克思，请您拿起您的最尖锐的和最严厉的笔，捍卫拉萨尔，请您消灭这个家伙！[10]
好吧，亲爱的马克思，再见！已是凌晨四点，我都累倒了。这草草几行竟成了一封很长的、潦草的、我担心会令人看不懂的信。不管您多忙，请您一定要立即回答我的问题。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 索·哈·
李卜克内西衷心地问候您。他这几天无暇写信。我想在加里波第和马志尼[11]那里也以适当的方式照顾一下卡·布林德。
（赖升禄 译 单志澄 校）
编辑部附记
本刊1983年第二辑登载了一封未发表过的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信（1864年1月24日），这一辑刊载了索菲娅·哈茨费尔特致马克思的两封信（1864年10月1日和1月21日）。这三封信都是按德文原文译自《社会历史国际评论》杂志1982年第2部分。1864年8月30日拉萨尔在日内瓦同腊科维茨决斗，重伤致死。马克思于1864年9月12日给拉萨尔的生活伴侣索菲娅·哈茨费尔特写了一封吊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69页）。拉萨尔死后，这位夫人积极活动，以便为死者报仇和维护他的威信。她打算利用马克思来达到她的目的，并特别希望马克思编写一本关于拉萨尔之死的小册子（见本辑发表的1864年10月1日的信），为拉萨尔歌功颂德。马克思历来鄙视工人运动中的个人崇拜并以外交方式拒绝了她，但建议写一本能为大家所理解的小册子。
当卡尔·布林德在德国、英国和美国报刊上发表《共和派的抗议》一文反对拉萨尔并指责他背叛工人时，索菲娅·哈茨费尔特又写信请求马克思予以帮助（见本辑发表的1864年11月1日的信）。马克思当时有些迟疑不决，他不想让人怀疑他利用拉萨尔的不幸来报私仇（见本刊1983年第二辑发表的1864年11月24日的信）。不过，当布林德声称福格特案件已“了结”时，马克思还是拿起了笔。此外，约瑟夫·魏德迈从美国回来后在一封致恩格斯的信中认为布林德的抗议是毫无意义的。
拉萨尔早在1850年就有反对布林德的想法。他于1863年6月开始鼓动之时就遭到布林德的攻击，他没有公开答复，但制订了一个经马克思同意的对付布林德的计划。在拉萨尔突然死亡后，马克思出于“老朋友”的情谊又一次反对布林德。
特别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他给伯爵夫人的信中表明，揭露布林德是他参加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原因之一。他正是在1864年秋国际动荡的局势中放弃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政治克制态度，并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同重新活跃起来的英国和法国工人运动一起活动。在创立国际工人联合会和起草它的纲领性文件时他为自己提出了任务，即同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和其他以前的“民主派大王”以及布林德所提出的那些使工人运动迷失方向的、超阶级的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作斗争。
在文献的使用上还要说一点，伯爵夫人和马克思从9月12日到11月24日这一时期的通信已在本刊1983年第二辑和这一辑刊出。只有马克思10月16日的一封信的残篇排除在外，因为这一残篇对于两个通信人之间的关系和当时的行动都没有什么补充，加之这一残篇的来龙去脉还需详加研究。
本刊1983年第二辑所载的第一次发表的信，是西德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的过程中知道的。1960年初获得了这封书信手稿的复制本和其他的哈茨费尔特资料。1966年初该信件的所有者海尔曼·哈茨费尔特伯爵同意发表此信。
注释：
[1]根据洛·布赫尔和伯·贝克尔的聪明尝试并由于马克思的拒绝，李卜克内西出于对伯爵夫人的同情只是勉强接受了编辑工作，并把它看作是党的义务。
[2]伯爵夫人于11月25日与R·施林格曼签订一份合同，规定小册子第一版印1800册。
[3]伯爵夫人想通过追捕海·窦尼盖斯和扬·腊科维茨这两名“凶手”来满足她和拉萨尔支持者的复仇欲望。
[4]在拉萨尔死后几小时，根据伯爵夫人的倡议，拍摄了拉萨尔在灵床上的照片。她让准备了1600张遗像供小册子使用。
[5]伯爵夫人自离婚案以来就熟悉了侦探方法，在决斗后不久，他泄露了扬·腊科维茨的特征，并设法弄到他和窦尼盖斯的照片。此外，她还让路易·维贝尔追踪腊科维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58页）。
[6]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69页。
[7]《共和派的抗议》一文发表于9月29日《新法兰克福报》第3版。
[8]马克思在他的关于布林德的声明中又一次引用了伊索寓言《年老的狮子》中的这个隐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7页）。
[9]拉萨尔想利用“这个”国家即现存的普鲁士君主制国家作为“不可缺少的手段”，以便导致“那个”国家即具有“伟大的未来社会任务”的“民主民族国家”的建立（昂肯：《拉萨尔》第365页）。
[10]伯爵夫人可能指望马克思乐意帮助她公开反对布林德，因为她知道布林德在福格特案件中的作用和马克思对他的敌视。
[11]伯爵夫人和拉萨尔于1861年11月在卡普雷腊拜访了加里波第；拉萨尔于1862年7月在伦敦会见了马志尼。这两次接触都是拉萨尔强求的，他想利用两位有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未来行动达到自己的民族解放的目的。此外，这两次会见是分别进行的，以便疏远同布林德的紧密关系，因为布林德向流亡者领导人说过拉萨尔扮演了并无其事的培尔西尼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