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儒家、道家、佛教齐头并进，隋代时期，王通曾经提出过要将儒、释、道三教合并在一起的理论。唐代初期，唯物主义者们开始反对佛教，并且对风水、卜宅等迷信进行批判，可惜这类唯物主义者势单力薄。佛教宗派哲学在寺院所建立的物质基础上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拥护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良好的经济基础也推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因而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数学等方面也随之发展起来，唯物主义哲学逐渐壮大，但由于唯物主义以及无神论思想与迷信思想之间矛盾不断，因此隋唐五代时期哲学一直围绕着这个矛盾展开。
隋唐时期的唯物主义观
吕才，生于约600年，卒于665年，曾担任过太常博士、太子司更大夫等职务，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通晓历史、乐律、阴阳等方面的知识。他所著的《叙宅经》是专门用于批判建筑住宅的选向问题。封建社会按照迷信的说法，习惯在建筑住宅时先选择一个好的方位，而古时候人们习惯根据人的姓氏来选择住宅方向。吕才认为这种方法十分荒谬，于是他在书中批驳了这种迷信思想。他所著的《叙禄命》是批判通过算命可以推断人的贫富贵贱、生命长短一说。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还将鲁庄公、秦始皇、汉武帝等人的生辰八字作为例子，按照算命的方法推算后发现，与史实并不相符。
此外，吕才所著的《叙葬书》当中的内容，对封建的丧葬制度进行批判。他一生中写的著作都与批判封建思想有关。为了能够让人们摆脱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他引证儒家经典对封建迷信思想进行批判。唐太宗还命他将《阴阳书》当中关于人生禄命、葬地风水、住宅方位等问题进行校正，这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进入唐朝之后，佛教和道教逐渐兴盛起来，尤其是佛教思想给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让人们的思想中又多了新鲜的动力，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上，也让人们有了全新的观点。卢藏用继承了前人的唯物主义传统，并且吸收了佛教和道教中的思想，对于“天人观”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对其意义进行了全新的阐述。
卢藏用，字子潜，生于约656年，卒于约713年，曾担任魏州司马、尚书右丞、吏部侍郎等职。他的著作《析滞论》中主要阐述了天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并且对卜筮以及祷告等一些迷信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文章中以客人发问的形式引出论题，再用主人回答的方式来论证命题。在天人关系方面，他一方面坚持重人事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完全对天道的作用进行否定。他认为天也有意志，天会辅助一些有德的人，对不善的人将会降下灾难。
李华，生于约715年，卒于774年。历史上记载他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时中了进士，并且在天宝年间担任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侍御史等职。他的一生中著作非常多，是我国古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所著的《卜论》当中，对神学迷信的思想进行了反驳。
《卜论》当中主要是对龟卜迷信进行了批判。在我国古代时期，龟卜是一种古老的迷信活动。古代时期，人们将龟、龙、凤、麟视为四灵兽，而在这四种灵兽当中，只有龟是现实生活中有的动物，而且被人们视为长寿的象征。李华认为，既然龟是人们崇拜的灵兽，那么如果用龟壳进行占卜的话，岂不是将灵兽杀死，让它的精气消失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怎么可能从已经焦朽的龟壳当中得到神明的启示呢？龟作为灵兽都难逃一死，那么它又怎么可能用神意去启示人呢？而且将龟杀死也不符合明、德、序、吉凶的，所以用死龟壳来占卜什么都得不到。
为了证明龟卜只是一种迷信思想，他还在书中详细讲述了关于迷信形成的过程，比如说古时候人们祭祀时，会采用尸体来祭祀，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后，这种残忍的祭祀方式被取缔了。古时候，当钟鼓器械被制成后，还需要在其表面涂抹牲畜的血，据说这样可以起到避鬼的作用，但是现如今人们也将这一迷信行为取缔了。由此可见，任何“妄作”行为都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不会永远都存在，所以龟卜也只不过是一种迷信行为而已，自然也可以将其取缔。
李华站在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观点上去批判龟卜，因为当时科学并不发达，所以他没有办法利用科学常识向世人解释龟卜是一种迷信行为，他也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可以作为参照，所以他在对占卜进行批驳的时候，并没有否定鬼神一说，他不否定鬼神的存在。
隋唐佛教的四大宗派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混乱场面在隋唐时期逐渐被平息，而佛家各派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隋唐时代的统治者利用佛教的宗教思想来统治百姓，并且大力弘扬宗教思想，所以这给佛教宗派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个时期出现了四大宗派，即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以及禅宗。
天台宗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宗派，因为创始人智顗生活在天台山而得名，又因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要经典，所以该宗也被叫作法华宗。
天台宗主要是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才应运而生的，它是建立在南北方佛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之前，各种宗派的学说都有矛盾之处，而天台宗则将各种矛盾进行调和，再对不同的学说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三个方面。
第一，天台宗主要以《法华经》为“宗经”，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会三归一”的理论，即将不同教义以及传统文化思想“会归”到天台宗当中。
第二，智顗提出“止观并重，定慧双修”，并将它视为修行的原则，他认为修行中这两者缺一不可。他将止观双修作为天台宗的宗风，这也意味着天台宗将我国南北方佛教融合在一起，为以后佛教宗派的发展也奠定了基础。
第三，天台宗思想体系的建立主要是通过判教形成的。所谓的判教是指判别和判定佛教中的各种经典的地位及意义，再根据本宗的理论体系对其他各宗派的思想进行整理和安排，达到抬高本宗地位的目的。
智顗一生收了很多弟子，他的弟子对他都尊敬有加，始终都陪伴在他的身边，协助他完成创宗的各项事宜，并且延续了他所主张的宗派思想，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相宗的创始人是唐代著名的玄奘法师。玄奘一生都在做与佛教经典有关的翻译工作，一生当中翻译了约1335卷经论，他翻译经论时一直保持严谨的态度。他所创建的法相宗取消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关系，将主观方面视为纯精神，将哲学的问题说成不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而是单纯的主观作用，而在主观方面起作用的也不是生理和心理活动，而是精神作用。
佛教哲学中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以及作用只有六种，而法相宗则有八种，除了有眼、鼻、耳、舌、身、意之外，还有末那和阿赖耶。其中阿赖耶是最重要的一种认识，因为它是另外七种认识的根本，它能够主宰其他七种认识，所以也称为“心”。
法相宗通过原有的佛教唯心主义世界观进行发展，认为八个识通过自己变现认识对象，才能够起到认识的作用。主观和客观发生关系并不能产生认识，法相宗认为人们认为的外界和对象并不是主观认识的外界和对象，而是自己所认识的变现的“相分”。
法相宗认为第八识阿赖耶才是主宰，即便人死了，其他七种识都会相继消失，而阿赖耶却永远不会消失。佛教一方面坚决反对灵魂不灭的有鬼论，可是另一方面却主张不灭的灵魂，这为佛教的因果报应提供了依据。法相宗的认识学说当中，主张主观唯心主义，可是其中第八识的出现，又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所以说法相宗又是客观唯心主义。
创建华严宗的人是法藏，他是唐朝第一个开创重要宗派的人。该宗派奉《华严经》，因此得名华严宗。华严宗认为，只有主观认识对象和作用发生关系，才能够产生幻想。该宗派将客观世界的物质基础取消了，而且将认识结果硬说成“幻想”。虽然在该宗派中也出现了主观和客观的字眼，但是这里的客观指的是主观化的“客观”。该宗派认为，人们认识的现实世界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所以将客观事物的存在进行了否定。
华严宗利用“法界”来打乱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界限，其中“法界”一词的含义，与现代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当中的“存在”的意义十分相似。“存在”的范畴涵盖很广，可以是规律、原则、物质、心灵，等等。唯心主义在“存在”这个问题上，先肯定了“存在”，但是又抽空了“存在”的内容。华严宗认为，所谓的“真法界”就是一种纯精神性的，客观世界没有物质基础。
华严宗在认识论上推动了我国哲学史的发展，但是他们却用颠倒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来看待所有的事物，这也让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出现了扭曲，所以他们并不能深刻地认识问题，更不能接近科学，反而会在反科学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作为我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的禅宗，不仅影响了我国宋代理学，还被传播到朝鲜和日本等地。禅宗的创始人是慧能，禅宗的影响力遍及中国。禅宗相较其他宗派并没有优越的条件，而且禅宗本身也没有很多“理论”，因此避免了与其他佛教宗派的抗衡。禅宗提倡主观唯心主义，并且提出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学说。
慧能希望人们能够坚持自己的主观信仰，并且相信自己的内心，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获得解脱。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佛性，也都具备觉悟的主观信念。他觉得人想要解脱，绝对不能从外界寻找原因，要从自己的内心寻找原因。
禅宗告诉世人，不要一直追求超现实世界的自由和平衡，更不要对现实世界提出不合理的抗议，一切的痛苦根源其实都是来自自己认识的错误，只有自己的思想改变了，并且接受佛教提出的基本原理，才能够真正地解脱。
道教哲学中的重玄学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势力，大力宣传佛教，与此同时也推崇道教，道教甚至成了唐代时期的国教，道教哲学的代表人物是成玄英以及司马承祯。
东晋后，重玄学逐渐成为道教理论，到了唐代初期，道教哲学已经成了当时社会理论的主要形式，成玄英是重玄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成玄英主要通过注疏老庄的形式来阐发重玄学，同时也延续了老庄的哲学理论。
隋代末期至唐代初期，我国佛教义学正是盛世，而此时的成玄英正在京城学习和研究佛学理论，因此他的重玄学与佛教中的三论宗理论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他的哲学理论既涵盖了佛学理论，又涵盖了佛学的思维方式，这让他的哲学理论自成一派，独具特色。
成玄英认为“道”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所有的哲学家基本上都围绕着哲学的基本范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道家哲学当中，“道”是最高的范畴，同时也是道家哲学中的中心概念，道家认为只有“道”才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成玄英将“道”解释成“理”，将《道德经》当中的“道”推到了“理”的层面当中。他认为“道”与“物”不同，“物”的认识是不可靠的。辩证唯物主义中认识对象是指具体事物，而具体事物当中包含了现象和本质两个层面，想要认识主体必须通过感官先认识事物的现象才行，想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通过思维来认识才行。
此外，成玄英还利用佛教理论，将“物”视为主观幻想出来的产物。他还特意强调了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影响，故意忽略认识内容其实是来自客观对象，这也让人们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他抹杀认识的具体事物的价值，导致具体事物脱离了认识的“理”，这也让他的理论陷入神秘直观论当中。
成玄英延续了僧肇的认识思想，他将人的认识能力分为两种，一种是“凡情妄虑”，另一种是“圣智”。虽然说他的认识思想与僧肇的十分相似，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成玄英提出的“凡情妄虑”以及“圣智”并不仅仅代表认识能力，其中还包括道德实践能力。他认为凡情和圣智的区别主要是有欲和无欲。凡情和圣智在认知方式上也有所不同，凡情以“知”为特征，而“圣智”是以“照”为特征。凡情和圣智获得的认识也有所不同，成玄英认为之所以对象会有所不同，是因为认识能力有所差异。
“虚忘”是重玄学的核心。所谓“虚忘”，是指排除人的主观执滞，只有排除了成见才能够如实反映认识对象。成玄英的哲学认识论主要继承了老庄的道家理论，他否定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价值，强调道家哲学的认识论意向，从而形成了特有的道教哲学理论。
司马承祯的修道理论主要集中在他所著的《坐忘论》中，他认为“坐忘之法”在学道之初时，必须先安坐，收心离境，才是修道的关键。他认为“收心”先要“安心”，虽然心中会有营求的事情，但是不能生得失之心。由此可见，司马承祯的“坐忘之法”重点在心。
如果将“坐忘之法”与《周易》进行比较的话，会发现两者之间竟然有类似的性质，但是司马承祯提出“坐忘之法”时，却对《周易》毫不了解，因而他的著作《坐忘论》也为我国生命科学做出了贡献。此外，一些道学理论是在对孔子的“尽性知命”说丝毫不了解的情况下形成的，这同样是对生命科学做出了贡献。假设道学没有正确地推向“尽性知命”和“性命无为”说，那么可能我国的生命科学架构就要出现偏差，而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文化史也会出现偏差。
我国上千年的文化历史，虽然主要以儒学为主，但是在生命科学理论方面丢失了孔子所提出的“尽性知命”理论。两汉之后，人们将孔子的思想定义成“仁”，这本身就是一个误区。孔子的“尽性知命”的生命科学理论一直到今天才被人们正确认识，认识到“尽性知命”的学说也对我国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意义。
被长期忽略的哲学大家李筌
李筌大约生活在唐玄宗时期，他一生都在研究道教的经典，著作有《阴符经疏》《孙子注》《太白阴经》。其中《阴符经疏》当中有很多宗教神秘主义思想，是道教中重要的经典，而《太白阴经》中则有很多军事辩证思想。他曾经担任节度判官和刺史，但是一直以来他的哲学思想没被人们重视，所以他也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被人们长期忽略的哲学家。
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李筌用唯物主义思想做出了解释，他认为天地主要是由阴阳两气组成。轻而清的是阳气，所以阳气上升形成天，而重而浊的是阴气，阴气下沉后形成地，阴阳能够生五行，而五行可以生成万物。五行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他认为只有认识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够顺应自然，这样才能够获得吉福，如果违背自然之理，就会招来凶祸。
李筌批判迷信阴阳五行思想，他表示只要是贤能的人，即便是不选择黄道吉日也会取得胜利，如果法令明确，不必占卜吉凶，结果也会圆满。他对国家兴衰是绝对不能逆转的宿命论提出了批判，他认为只要能够“乘天之时”，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物尽其用，就可以有利于生产，这样即便是弱国也可以变成强国，所以贫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他提出，这世界上没有因为灾难和疾病导致贫穷的，贫穷都是因为过于奢侈和懒惰；这世界上也没有一夜暴富的人，那些富贵的人都是靠勤奋和节俭才能够累积财富。在治理国家方面，他提出依法治国的思想，按照功劳给予奖赏，按照罪行给予刑罚。他认为只要做到赏罚分明，不徇私舞弊，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另外，在用人方面，他主张人尽其才，要发挥个人的专才，才尽其用。
由于古时候条件有限，所以在战争中地形是制胜的关键。但李筌并没有陷入地形决定论当中，他提出在地形被选定的条件下，要充分利用人的主动作用，这样才能够取得战斗的胜利。
李筌认为，双方在对战时，不要随意进入到敌人的领地，更不要在敌人的领地中停留；战斗时不要选择对双方都有利的地形作为战场；不要隔离对战双方都可以去的“交地”；不要包围各国的交界处；一些防守比较严密的城市，只能抢掠物资，不能够攻陷；在山林和沼泽地带时，一定要快速通过；在地形比较险要的地方，即便敌寡我众，敌人也可以轻易地将我们消灭，因此在这种地方作战时一定要利用谋略；如果陷入了不战斗就要死的地方时，一定要拼命战斗。由此可见，地形可以对战争胜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作战时一定要先考虑地形的问题。此外，李筌还认为即便地形问题考虑周到，也不一定会打胜仗，因为还要考虑人的因素。其实，在战斗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地形，而是人。
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形而上学以及唯心主义的观点，人们认为某些地方的人比较勇敢，而某些地方的人比较懦弱，人们觉得人的勇敢和懦弱都是天性，因为地域差异，所以不能被改变。可是李筌却觉得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没有任何依据，因而他列举了大量史实对先天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并且明确指出这种说法的不正确性，他认为人的勇敢和懦弱都是后天形成的。
《孙子兵法》中指出，在战斗时不能轻易相信敌人，因为敌人都是不可靠的，而李筌则延续了《孙子兵法》中的这一思想，他认为古时候有很多对敌人讲仁义的事情，可是最后都没有落下好结果。
李筌觉得要根据敌人的特点探究敌人的内心，他的军事思想主张发挥人在战斗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天师保佑不了无道的昏君，同样地利也不能够拯救灭亡的国家。地势可以改变，只要人们可以努力，就可以化险为夷。
他还认为人没有天生勇敢和天生懦弱之分，胆怯、懦弱的人通过刑罚的规定也可以变得勇敢，而勇敢的人通过奖赏也会变得更加勇敢。他通过《孙子兵法》中的内容提出了很多有关地形的作战方案，与此同时，他还发挥用兵的军事思想，按照敌人的特点将敌人分为“勇士”“智士”“不肖”“仁人”“愚人”以及“好财”六种类型。另外，他还根据敌人的经济地位和知识才能将敌人分为“愚者”“智者”“富者”“贫者”“贵者”“贱者”“勇者”以及“博者”八种类型。他根据不同类型的敌人，制定不同的作战方法，力求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他提出用兵一定要制人，而不是被人所制，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后，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己方的优势，更有利于在战斗中抓住战机。如果在战斗的过程中总是犹豫不决，则很容易失去战机，让敌人有机可乘。
由此可见，李筌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的军事思想都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提出的论点对我国古代认识论和方法论影响很大，他所提出的观点比一般的哲学家更具唯物主义因素。
中唐时代的儒家理论创新
南北朝时期，我国佛教、道教纷纷进入了鼎盛时期，而儒家则停滞不前。虽然当时也有很多儒家理念的学者没有放弃，并且坚持为儒家经籍做义疏，可惜传世的经籍依旧很少。到了隋唐时期，儒家才渐渐兴起，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儒学大家，例如韩愈、柳宗元等人。
韩愈生于768年，卒于824年，是我国唐代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儒家“道统”的先驱者。
唐代时期，佛教和道教盛行，当时的统治者唐宪宗本身也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韩愈却是一个很排斥佛教和道教的人，对迷信也十分反感，甚至还上疏皇帝进行劝阻，他还列举史实告诫皇帝信佛教未必能够长寿，历史上也有很多佛教信徒英年早逝。唐宪宗见到韩愈的上疏后，不仅没有打消迷信佛教的念头，反而差一点将他斩首。
韩愈心中十分排斥佛教，他认为佛教不可以相信，希望可以取缔佛教，恢复儒家传统。他认为只有儒学思想才是正宗，只有用儒学思想来教化百姓，才能够提升百姓的品性和修养。在人性的问题上，韩愈既不赞同孟子的性善说，也不赞同荀子的性恶说，而是赞成董仲舒的性三品说。
韩愈主张的“性三品”说当中，将人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其中上等人是指善且有道德的人；中等人指的是既善也恶，道德并不完全的人；下等人是指性恶且没有道德的人。此外，他认为人性也有三品，上品是指仁、义、礼、智、信兼具的人，中品是指五德参差不齐的人，下品是指五德不全的人。
虽然韩愈的“性三品”说是典型的封建制度的人性论，但是他却不主张消灭所有情欲，他认为只要人们将情欲控制在一定的道德标准上即可，他所提出的观点是对佛教灭情见性的批判。他的这些理论与后来的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矛盾，所以也为后来的“存天理、灭人欲”打下了基础。
韩愈的一生都在反对佛教，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儒学成为正统，但是他本身却对儒学没有什么贡献。他提出“师道”一说，希望人们可以学习圣人之道，他反对嫉妒和怠惰的学习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是学习的敌人。他觉得学习就要学有实用，不能空学，所以他希望人们可以学习办事能力。这也是他提出的“思行”之见。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773年，卒于819年。他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中，自幼就十分聪明，21岁那年考取进士后开始从政。他曾经与王叔文一起主张政治改革，并且任命老将军作为军队的统帅，最终成功夺回了军权；他取消了很多苛捐杂税，并且让一些宫女回家和家人团聚，这也让宫廷的开支减少了很多。
他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对当时的宦官和军阀都是不小的打击，而他的政治改革也是建立在顺宗皇帝的基础之上，只可惜顺宗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已经半身不遂，所以他在继位后半年的时间，就将自己的皇位让给了宪宗皇帝。宪宗皇帝与顺宗皇帝不同，他只听宦官的话，对柳宗元这些提倡政治改革的人十分贬斥。不久后，柳宗元便被贬到永州，不久后又被贬到柳州，前后共14年时间，他一直遭受迫害，最终死在柳州。
柳宗元在被贬期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写下了很多抨击天命论神学历史观的文章，并且用哲理散文来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他继承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元气组成，万物的变化也是由元气决定的。他觉得元气中有阴阳二气，宇宙的变化与阴阳作用有关，而阴阳二气无穷无尽，天地也无边无际。
柳宗元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对“推天引神”说予以驳斥，他还反对神学天命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人的主观意志出现转移是必然趋势。他的这一观点也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在唯物论方面，他主张朴素的唯物主义。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对佛教的某些思想表示赞同，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有关，在经济、政治、文化都有所限制的年代里生活，彻底的无神论者十分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