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论罗素游俄文既多唐突，又涉儇薄。其实吾固未尝评罗氏之记载，亦未论罗氏之理想；吾独揭罗氏先后对俄态度之矛盾以为不按事实一任情感者引戒耳。罗书佳处俱在，今译文已塞市，更不烦复说。今吾欲言者乃在比较罗氏与韦尔思。
韦尔思“今世著作界之王”也。其新书《世界史》，雄才大笔，网罗百家之言，都三四十万言，其初属稿距出版才寒暑一周耳。书既成，韦氏游俄。既归亦为文纪其所见闻（共五篇，按登伦敦之SUNDAY EXPRESS），使吾以哲学界之后许罗素，则仅此著作界之王差可与抗衡乎。
罗与韦皆留俄十余日。罗氏赖翻译，韦氏亦赖翻译。罗氏见蓝宁而浅之，韦尔思亦见蓝宁而嘲之。罗氏言高干（MAXIM GORKI）大病且死，而恐俄之光明随与俱寂。韦氏闻之而惊，入俄即探高干，高干未死，高干无恙；高干壮硕如十五年前（韦氏初见之）；高干为狂俄之砥柱；高干救科学，高干挽文艺，高干奖美术；微高干则俄之文明其逝矣。罗氏见高干居穷窭（高干仅身上破衣一袭耳）困床苦咳，遽哗言其将死。哗言幸不中：韦氏喜，高干亦自喜，举天下爱高干爱俄之文明者盖无不喜也。
韦氏写苏俄，韦氏实绘苏俄；盖无一语无精神，无一语无彩色也。韦氏状苏俄之穷之衰之败之荒之枯之惨之难之憔悴之不幸，极矣，蔑以加矣。
然则韦氏亦诛“鲍雪维几”乎？韦氏亦毁“苏维埃”法乎？韦氏亦詈“共产囚”乎？此皆读者所欲得而知也。
韦氏未赴俄，未尝言俄事（按作者所知）。韦氏未尝同情红党。韦氏未尝主共产。韦氏既临俄乃言俄事。
韦氏既状苏俄之苦难，断曰：“读者得毋以此颠连荒颓之现象为‘鲍雪维几’所赐欤？否，否！吾不云然。……此荒毁之庞俄初非一已成之。广厦而为外力所倾残，其为制也自生而自灭。建此大而无当之钜城者，非共产主义也，资本制度实为之。纵此伟大之民族入六年筋力疲绝之盲争者，亦非共产制度也，全欧之帝国主义实为之。更令此残窘趣死之人民，缠绕于寇侵叛乱而扼之以封锁之暴者，亦非共产主义也，法之财魔英之‘报蠢’实为之。”其结论曰：
一、“俄之文明几殆矣，未尝如是其衰也。如此更阅一稔，则通体且溃。全俄将荡尽，独农村存耳。城市将湮灭，路轨将烂，交通败而天人莫援矣。”
二、“然此非鲍党之咎，亦非共产制之故也。嗟吾读者，非然也，非然也！彼‘鲍雪维几主义’实方今唯一之政治，差可挽全俄之倾覆于庶几耳。即使美与列强迅与之援，则其前途犹有望焉。”
三、“是苏维埃政府无经验乏能耐至于极矣。将依共产主义或较和缓之共产主义，重新全俄社会之组织，盖非列国慷慨之协助不为功。”
四、“将致此协助必先与西欧及美通贸易。然鲍党以私人之贸易为盗而产为劫，故可与贸易之团体，独政府自身而已。求此贸易安全而有效，亦唯有以国家为机关，尤莫妙于国际之组织。”
韦氏以墨以炭写俄民之生活而毅然为鲍党卸责任，恳恳以全化育为先而丐列强之援力，何其心宽言深而意长也！韦氏游苏俄之科学院美术院，而谒全俄之才智。全俄之才智，盖饥如狼，衣履不蔽体，形容枯槁，声音喑哑，执药而试，橐笔而画，操刀而刻，其灵半灭，其心半僵，韦氏游其间，几疑身在狴犴之丛也。韦氏不忍，韦氏动情，故为大声告世人为此人间之菁华乞慈悲也。
韦尔思有雅号曰“人心之美术家”。其气概广如海，其识见明于炬，其鉴别精如神，其估计细于毫，其立言之尺寸分明良可慕也。韦氏言俄败而不言苏俄败。韦氏不喜马克思而不恶马克思之从者。韦氏主张集合主义（COLLECTIVISM）而不害俄国之共产主义。韦氏言救俄民，亦言救俄文明。彼既脱寻常“康拉特”（COMRADE）之狁气狞态，亦一洗书生教授之执顽浅尝，从容大雅，致足乐哉。
今吾得而结案矣。罗素哲学教授也：其平素支配之材料为方程为数目，其所籀之理论高妙宏辟非俗士所能几。韦尔思小说家也：其平素支配之材料为贵族为平民为大宫为陋巷，为物价为俗尚，为人心之几微，为大千世界之形色。罗素因哲理而及社会问题，悬理想以为鹄；韦尔思甄万象之变幻，以擘治化之微旨。罗氏为科学家，常抑情感而求真理，然一涉意气，即如烟突泉涌蓬生而不已。韦氏为文学家，常纵情感而求文章，及临事理之复凑，转能擘画因果发为谠论。罗氏未赴俄即慕共产制度，悠然以俄土为天国；及一即事实而设想全虚，则心灰意懒，复为和平之劝。韦氏未尝言共产制度而早知俄土之残破，故能雍容探检，郑重文明，反为共产党作辩护，要亦以人道和平为终归。罗氏终是书生，故见难而惧，谆谆以俄辙为戒。韦尔思富常识，知革命之成败，有自然之背景，其来也非劝告所能御，使其无因则虽有大力勿能致，故不为迂说不谈哲理以聒世。
故法国革命，英国不必革命，非英国人不知自由平等友爱也。俄国革命，德国亦革命，一采劳动专制，一采普通选举，非必德国人有爱于红党之仇也。俄国革命，英国不必革命，非必俄国人之政治理想视英人为急进也。使俄以共产而民安之，英留王室而民亦安之，则自有史乘民族殊特之关系，不可得而齐也。就使俄革命一旦完全败灭，非必共产之遂不可复行于他国，亦非必其败亡之原因在于共产制自身之不可行也。天下偾事之多，举二谚足以概之，“削足纳屦”、“因噎废食”是矣。
载上海《改造》杂志第3卷第10期（1921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