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罗曼·罗兰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法国勃艮第地区的克拉姆西镇。他的父亲一族上溯五代都是公证人，母系一族上溯几代虽不是清一色的公证人，但也有几个从事这一行当。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扎根在尼韦内这片土地上，所以罗兰常常不无自豪地称自己为“土生土长的高卢人”。罗兰从小就体弱多病，终日关在深院高墙之内，小他两岁的妹妹在他五岁时就夭折了，给他母亲精神上的打击很大，因此罗兰的童年生活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他的一生都为之受到影响。
一八八〇年，在母亲的坚持下，罗兰离开故乡到巴黎读中学。他一生都不喜欢巴黎，他曾写道：“我在十五到十七岁，呼吸到的净是污浊的气息。”他在巴黎不再像童年时在故乡对宗教那么虔诚了，而是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思考、敢想敢为的品格。十八岁时，他如痴如醉地阅读了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称之为是他“多年来心灵的甘霖”；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又让他很受启发，使他在道德和审美观念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罗兰曾两次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但均告失败，一八八六年终于被该校录取，初攻哲学，后改攻历史学，他的导师便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米什莱，真可谓“名师出高徒”了。
当时，他有两个最亲密的朋友，一个是克洛岱尔[1]，另一个是苏亚雷斯[2]，这两人日后也都成了大名。罗兰在青年时代就立誓不以教员为终身职业，并且立誓从事任何工作都不得有碍他的思想自由为前提；为了逃避毕业后当教员的命运，他告别了亲爱的母亲，只身来到罗马，在罗马的法国学校注册入学。罗曼·罗兰称罗马是他的“再生地”，他在那儿享尽了日光，沉湎于生动活泼的历史研究之中，领略到雕刻艺术之美，品尝到初恋的甘苦，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并且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在那儿，他结识了一名年逾古稀的贵妇，名叫玛尔维达·冯·梅桑博格，她是个法裔德国人，社会关系极广，为他引荐了当时许多伟人，如马志尼、尼采、瓦格纳；也就在那儿，他写下了最初的几个剧本，而早年在巴黎高师时酝酿创作一部“音乐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设想，也勾勒出大体框架，他由此对“古老的德意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罗马，罗曼·罗兰与玛尔维达相伴去德国游览了一些景点，迷恋上瓦格纳的音乐，在莱茵河畔流连忘返；一八九一年七月间他回到巴黎后，稍事休息，便结婚了。他的妻子是法兰西学院一名教授的女儿，名叫克洛蒂尔德，富有、善交际、赶时髦、有教养，而崇尚独立自由的罗兰当时没有固定的工作，小家庭只能依靠妻子的嫁妆为生，这门不般配的婚姻在一九〇一年便解体了。罗兰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这样写道：“我必须离开我曾经爱过、现在仍深爱着的那个女人，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谁也不愿为对方做出牺牲。”
为了生存，罗兰一时只能违心地执掌教鞭了，但与此同时，他写了大量剧本，诸如《圣路易》、《狼群》、《丹东》等等，均发表在《半月刊》上，从此与该刊创建人查理·贝居成了终身好友，在往后的数十年间，他俩的友谊虽有过不少波折，但一直延续到罗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〇三年，《贝多芬传》使罗兰一举成名，这是他的“伟人传记系列”的第一部；接下便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二年的十年间，写了十个分册。这部巨著不仅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确立了罗曼·罗兰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也使他从此不再受经济的困扰，从而一劳永逸地从教师生涯中解脱出来。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兰发表了著名的《超然于纷争之上》的评论集，他的本意是希望莱茵河两岸的人民团结并进，共同创建欧洲文明，不料却同时遭敌对双方的怒斥和辱骂。他对西方失望了，尽管他在一九一六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对欧洲的前途仍然不抱信心；一九一九年凡尔赛条约签订后，他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可悲的和平。屠杀无辜百姓的两国政府间的可笑的默契。谁又想到明天会如何？”
在罗兰看来，“明天”的希望在东方，首先是印度古老的哲学，他认为“欧洲自身已不足以拯救自己”。一九二三年，他出版了《甘地》一书，那是他与许多印度知识分子通信、交谈后，自己苦思冥想的成果。一九二六年，他在维尔奈夫自己的别墅接待了泰戈尔和尼赫鲁，又于一九三一年接待了甘地。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成功给罗兰带来了新的希望；但他对革命仍顾虑重重，认为倘若共产主义是为人民服务，有利于和平的，他就拥戴和鼓励；倘若它是压迫人民，对和平构成威胁，他就揭露，并且与它分道扬镳。
一九二三年，虽然他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主持了世界和平大会，后来二次世界大战仍然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回，他心灵上受到的创伤是永远不会愈合的了。在这期间，他又创作了《欣悦的灵魂》、《心灵历程》，续写他的《革命戏剧》系列等作品。一九三四年，他娶了一位俄国少妇为妻，其母是法国人；婚前，他与第二任妻子通信达十年之久，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直到他临终前，他的妻子始终是他的生活和工作中最忠诚的伴侣；自罗兰离世之后，她仍抱着对罗兰最诚挚的爱忘我工作，积极出版罗兰的著作，宣扬罗兰的思想，致力于罗兰未竟的事业。
罗兰早在一九一七年就预感到德国会再度崛起，威胁世界和平，果真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罗兰执笔奋书揭露暴君的丑行，在一九三五年，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并且极具讽刺意味地把该书安了个书名：《不要革命，要和平》。
一九三八年他从瑞士回到法国他的第二故乡凡兹莱与家人团聚，撰写他的《回忆录》。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代文学巨匠罗曼·罗兰辞世了，就在同一天，他为纪念他的亡友而写的《贝居传》出版。
二
我们对罗曼·罗兰的生平有个大致了解之后，下面我再较详细地介绍一下罗兰在他一生各个时期的一些重大活动和重要细节，这些也许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罗兰的认识，以及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理解。
罗兰一生中，特别是他闻名全球之后，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托尔斯泰给他的影响非常之大。早在一八八七年四月十六日，他就给托翁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对老人的敬仰之情，后者于当年十月间给当时尚在巴黎高师就读的罗兰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提出他对次年发表的随笔《什么是艺术？》的最初的设想。托翁写道：“对人类的善与美表现在把所有人都团结起来。”罗兰热爱和平，憎恶暴力，提倡多民族友爱相处的信念，与托尔斯泰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前面提到的罗兰的好友、法国作家苏亚雷斯是犹太人后裔，比罗兰小两岁，他与罗兰是中学同学，后又是巴黎高师的校友，他俩一起玩音乐，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苏亚雷斯曾给罗兰写过许多信，其中有一封是他离开马赛的父亲家重返学校后给父亲写的信，信中提到了罗曼·罗兰，他写道：“我从未那样喜欢过他。我们只需彼此看上一眼，就明白对方当时的心情。”
苏亚雷斯在高师毕业后，写了一本小说《埃摩的香客》，就是罗兰与另一位朋友暗中资助出版的；也多亏这本小说得以问世，苏亚雷斯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来，罗兰又把他介绍给出版商贝居。
伟人大都是在母亲的关爱下成长起来的，罗兰也不例外。他的母亲深爱着罗兰，一心想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但罗兰自高师毕业后，不喜欢教书，只身去了罗马，在那里，他给母亲的第一封信上这样写道：
“我住在三楼，房间大而宽敞，底层是大使馆，可以弹钢琴，我以后打算租一架。”
母子俩常常通信，罗兰在信中详尽地描述了意大利旖旎的风光，介绍了隔日被邀请去参加盛大晚宴的情景。罗兰作为一个艺术鉴赏家，与同学或是乘坐玛尔维达的马车跑遍了罗马的名胜古迹，饱览了近郊的田野风光，教堂和博物馆更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也小住过一阵子；这个国家艺术大师的杰作使他惊叹不已，米开朗琪罗的《摩西》更使他感触尤深，他说道：“天哪，我多么喜欢《摩西》啊，我去参观过多次，似乎见到摩西本人了！我凝望了他一个小时，发觉他并不像乍见面时那么悲伤。事实上，他是两个人的化身……”
一八九一年他从意大利回到巴黎后，觉得当地的空气沉闷而压抑。法兰西各剧院拒绝上演他在罗马写的剧本；他彷徨歧途，在无所适从之中认识了著名的语言学教授勃雷阿尔的千金，觉得她不仅风姿绰约而且是个音乐行家；值得一提的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得知他与克洛蒂尔德订婚的消息后，写信给他母亲说：“勃雷阿尔小姐找到了知音，她嫁给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集科学、文学与艺术于一身，但我尚不知道他的名字。”（一八九二年八月十七日）
这期间，罗兰边在准备他的论文，边在几家中学授历史和道德课；一八九五年六月，他通过了论文答辩。这一对新婚夫妇很快就产生了裂罅，克洛蒂尔德渴望丈夫迅速功成名就，却不理解他，不知道他对上流社交生活厌恶之极；而罗兰则对妻子爱慕虚荣、爱嘲讽和轻佻的性格深感烦恼，两人最终分手了。
罗兰离异后，过了一段孤独的日子，深感到“再伟大的人也不能独自一人生活，离群索居体现不出人生价值”，于是他开始寻觅友谊。他在罗马时在玛尔维达夫人的府邸曾认识一名意大利女子，名叫索菲娅；在一九〇一年夏天又遇见了她，并接受她的邀请，到她别墅小住过。也许罗兰最初是想娶她为妻的，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翌年，索菲娅嫁人了，他俩达成默契，成了忠贞不贰的朋友。罗兰在索菲娅身上看到了意大利女子性格上倔犟和慷慨侠义的一面。他俩自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从未中断过通信。罗兰在信中把自己在艺术、音乐和文学上的见解告诉她；索菲娅则始终对他温情脉脉，鼓励他发奋进取；我们可以从本书的格拉齐阿身上看到索菲娅的身影。
贝居在罗兰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俩认识时，贝居才二十五岁，也是巴黎高师的毕业生，靠了妻子的嫁资开了一家书店；就是他率先把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分期发表在他创办的《半月刊》上的。罗兰在给玛尔维达夫人的一封信中是这样介绍贝居的：“我认识不少革命人物，其中一个叫查理·贝居，他大约二十六七岁，曾是个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可他又突然离开了社会党，认为该党太专制，过于狂热。”贝居在发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卷《黎明》时，激动地对罗兰说，他刚读完前八十页就被迷住了，兴奋异常。《约翰·克利斯朵夫》一经问世，便受到了批评界和读者的瞩目，但其发行量仅局限于《半月刊》的读者；不久，书商罗朗道夫也想出版《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居认为该书版权已归己有，与罗兰发生龃龉，但最终《黎明》还是在罗朗道夫那里再版了。这样一来，贝居出版该书的发行量受到限制，《半月刊》难以为继，在罗兰的斡旋下，两家出版社达成协议：该书的以后的各卷先由贝居出版，几个礼拜后再由罗朗道夫出版。
罗兰与贝居虽然心灵无法沟通，且友谊也经受了多次考验，但两人都很念旧情，在罗兰自感重病缠身，不久于人世之际，还委托贝居搜集他的文稿，出版他的手迹；可惜贝居本人在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牺牲，先罗兰而去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问世是罗兰生命的转折点。一九一三年，他获得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随后他就向巴黎大学递交辞呈，从此以全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兰因年龄与健康原因没有入伍，在日内瓦的由红十字会主办的战俘管理所工作。从战争一开始，他就接受不了法国与德国交战的事实，企图联合欧洲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士共同捍卫思想自由，尽可能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他发表了结集为《超然于纷争之上》的系列文章，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法国的许多上层人士纷纷谴责罗兰不爱国，而德国方面，以托马斯·曼为首的一帮文人又声称罗兰与柏格森、丘吉尔是一路货色，是德国最可恶的敌人。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罗兰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写了一封信，恳求他在国际谈判中充当仲裁和调解的角色，他说：“阁下既然是华盛顿和林肯的接班人，就当以人类的事业为己任，而非仅为一个党派、一个民族的利益。”
罗兰母亲因儿子不在身边，又听到社会对儿子的种种非议，积郁成疾，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撒手人寰；罗兰在母亲逝世前赶到巴黎照看了母亲两周，他自己身体也欠佳，又为母亲丧事痛苦异常，加之他的老友都因他在战争期间发表的主和文章疏远了他，于是他在一九二二年又毅然决然地重返瑞士。
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九日，马克西姆·高尔基首次给罗兰写了一封信，此后，两人的友谊与日俱增；罗兰夫妇终于在一九三五年踏上苏联国土去造访高尔基，高尔基在家中热情接待了他们，并请罗兰撰写一本专为儿童阅读的《贝多芬传》，还对他在大战时写的政论大加赞赏。罗兰由他年轻的妻子当翻译，在苏联逗留了两周，同时受到官方的接待，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演出，参观了克里姆林宫，两次受到斯大林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