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想在《革命戏剧》系列中全方位地表现法国革命的风貌，后来这个设想都浓缩在他的八个剧本之中了，其中四个写于一九〇〇年前后，三个写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九年还写了一个；这八部戏剧较全面地再现了法国从一七七四年至一七九七年这段史实，计有《圣枝主日》、《莱奥尼达王朝》、《七月十四日》、《狼群》、《理性的胜利》、《爱情与死亡的游戏》、《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这八个剧本情节显然有许多不连贯之处，但结构是和谐统一的；这些剧本写就的时间跨度将近半个世纪，历史在演变，罗兰本人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而剧本创作的社会背景也各各相异：罗兰于一八九八年创作《狼群》时正是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国闹得天翻地覆之际；而他在一九三九年创作《罗伯斯庇尔》时，法国人民阵线运动正方兴未艾，成为法国一股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这八个剧本的写作技巧迥异，譬如《七月十四日》、《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以“大众戏剧”的原则写成的，而《爱情与死亡的游戏》、《圣枝主日》和《莱奥尼达王朝》的广度却没前者那么大，有点室内剧的味道。统而言之，这八个剧本的格调还是相对独立又统一的，都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虽然罗兰在剧本中改动了日期、人物的姓名和细节，但他创作时始终没有逾越史料的基本框架，剧中的人物也与历史人物的基本心理特征相对应，换言之，他的剧作是深深扎根在革命的英雄史实之中的。罗兰深深爱着他的剧本中的英雄，革命斗争使这些人（无论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面目狰狞，操戈相向，但他们都在为各自的理想而斗争，因而都有着崇高的人格和品德。然而，罗兰认为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历史的误会，彼此仇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剧本的主导思想始终是调和折中，这也是罗兰一贯的政治主张。这些剧本与《约翰·克利斯朵夫》一脉相承，可以说都是作者的信念之作，鼓励人们相互理解，彼此相爱。正由于作者让剧本赋有明显的导向的使命，因而免不了带有夸张的成分，这样反而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罗兰从未设想过创作系列的《战争戏剧》，但也写过两个剧本涉及到这类题材：《为时不晚》（一九〇三）和《利吕里》（一九一九）。《为时不晚》讲述的虽然是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间英国人和荷兰人之间爆发的一场战争，但剧情并无明显支持哪一方或是反对哪一方的倾向，它谴责战争本身，认为是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一种亵渎；这个剧本仿佛就是系列政论《超然于纷争之上》的一个序幕。《利吕里》是作者在凡尔赛条约签订的当月在瑞士的日内瓦发表的。这是作家度过了一次世界大战整整四年的苦闷期之后发自内心的一声呼号，他以轻松、戏谑的口吻，谴责和嘲讽一切形式的谎言、怯懦和丑行，它也是罗兰的全部剧本中风格最独特、最富有戏剧效果与诗意的剧作了。
四
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成书过程，作者在他为本书写的《引言》中已介绍得很详尽了，这里不再赘述。
有许多读者看完这部小说之后，断定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贝多芬，就是依照贝多芬的一生写成的。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和误导——贝多芬不是约翰·克利斯朵夫。
诚然，作者在创作该书时，的确借用了贝多芬这个人物形象，小说中也确有贝多芬的影子存在，特别是贝多芬的禀赋、精神、性格等诸多方面，但非具体细节。因此，这里有必要先概略介绍一下贝多芬的身世以澄清事实，并且也可方便读者窥见贝多芬与约翰·克利斯朵夫有哪些相似之处。
贝多芬生于德国科隆附近一个小镇的一所破旧的阁楼上，在莱茵河畔长大。父亲是一个不聪明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
他的童年艰辛，四岁时就被父亲整天关在家里练琴；少年时代就得操心家里的收支，为每天的面包发愁。他十一岁加入戏院乐队，十七岁时他最亲爱的母亲去世；由于父亲只知酗酒，不能主持家政，他便成了一家之主，负责两个兄弟的教育；贝多芬看见父亲常常因酗酒闹笑话，实在有辱家门，便羞惭地请他退休；而有关当局担心其父会把养老金挥霍一空，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于是就把这点钱交给贝多芬收领。
贝多芬对莱茵河的感情深厚，称它为“我们的父亲莱茵河”；他在莱茵河畔的故乡消磨了最初的二十年，日后成了浪迹四方的游子之后，还常常梦见故乡“迷雾笼罩着的白杨，茂密的矮树，细柳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村落，教堂，果园……远远矗立着废圮的古堡，显现出瘦削而古怪的轮廓”。我读了罗曼·罗兰撰写的《贝多芬传》之后，觉得罗兰在讲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童年和少年在故乡的生活情景时，确实借用了贝多芬的家世和在故乡生活时的一些情景，至于贝多芬在二十岁后离开故乡踏上了去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的征程之后，便和书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彻底分道扬镳了，也就是说他俩的经历南辕北辙；倘若说仍有相似之处，那就不是具体细节，而是更多表现在生存状态、精神和性格上了：贝多芬因为社会地位低下，爱情上屡遭挫折，作品卖不出去，常常为金钱而苦恼；他于一八一八年曾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出日常生活并不艰难的样子。”失恋和贫困使贝多芬完全放纵了他的暴烈和粗犷的性情，使他对社会、习俗和舆论更加无所顾忌，更加嫉恶如仇；物极必反，他最后终于“用痛苦换来了欢乐”，创作了流芳千古的不朽之作《欢乐颂》。他用百折不屈的信念（当他的崇拜者称颂他的天才时，他想到的既非学术，亦非艺术，而是“信念”）、坚不可摧的意志终于战胜了世俗的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了痛苦。
我从罗曼·罗兰的生平和他撰写的《贝多芬传》的对比参照中，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与其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身世与贝多芬相似，还不如说小说的主人公更多地反映出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与体验；但这三者有一个共同点，即：对人类的爱和信心。罗兰在撰写现实中的贝多芬的一生和创造他的小说中的形象——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是把这两个人当成“英雄”歌颂的——不是凭借强力，在虚荣的野心的驱策下，为人类酿造巨大灾难的所谓“英雄”，而是一生以慈悲为怀，爱人类胜于爱自己，倾心为公众服务的真正英雄；他认为在这个腐朽的社会上、鄙俗的环境里，不甘于庸碌、稍有理想的人，日常都受着周围的压力，在与命运抗争；这些人都可以从贝多芬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上得到慰藉，汲取力量，增强信心，并以他们为楷模，寻求真理，坚持真理，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句至理名言在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比照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作家所写的第一部重要小说，往往与自己的经历有关，本书也不例外。罗兰的家庭和童年生活虽然与他书中的主人公殊异，但作者对母亲的至爱，对母亲亡故的切肤之痛，都在克利斯朵夫身上得到宣泄，我们从这两个人的身世中都可以看出，母亲是他俩一生中最亲的人，并且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可以设想，倘若罗曼·罗兰没有一个如此关爱他的母亲，他能把克利斯朵夫对母亲的爱描述得如此深切，如此感人吗？
罗兰在学校教授过历史，弹得一手好钢琴，在意大利，特别在罗马醉心于艺术，受到强烈的艺术熏陶；他在他的忘年交、贵妇人玛尔维达的引荐下，出入当地上流社会沙龙，认识了不少社会名流，结识了艺术上的几个朋友，与他们一起欣赏音乐。后来，他与玛尔维达结伴游览了德国一些城市，迷恋上了瓦格纳的音乐，在莱茵河畔流连忘返，凡此种种，都在书中得到了形象化、艺术化的再现，给罗兰提供了小说的素材。罗兰的感情生活，我们仅知道他在罗马初尝爱情的甘苦，遭遇过一次婚姻的失败，而第二次婚姻却是十分美满的，除此而外，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与克利斯朵夫一生色彩斑斓的情史作一番比较；然而他的第一次婚姻却几乎可以完完全全移植到克利斯朵夫一生唯一的知己——奥利维埃的夫妇关系上了。
罗兰在书中几乎全方位地对他所处的时代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剖析：法国、德国、犹太人的民族特性、上层社会的伪诈和堕落、有产者的空虚和幻灭、艺术家的苦恼和消沉、教师的清贫、工会和教会、文艺界掮客的丑陋、文化商人的可恶、文化人的悲哀、穷人的境遇、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国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政党间的勾心斗角，特别是对艺术（着重于音乐、雕刻、绘画方面）的细致精微、鞭辟入里的见解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他的生活经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都是他思想和情感积累、沉淀、提炼的结晶。反之，倘若我们觉得罗兰在描述工会活动、工人上街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奥利维埃在冲突中死于非命的这几个章节写得稍欠厚实，显得粗糙浮泛的话，也许可以说，这是罗兰一生从未参与过工会运动，与社会下层接触不多的缘故吧。
作为思想家，罗兰当然不会像照相那样原原本本地把社会现实照搬到他的小说中，而是在书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思想和情感；亦可以说，他以小说之名，借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口，直言不讳、酣畅淋漓地表述了他的价值观、人生观、社会观，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其磅礴气势如洪水决堤，其绚烂瑰丽如霞光满天，其丰富厚实如一部大百科全书。
关于青年，他表达了以下这一段高瞻远瞩，又饱含深情的见解：
“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更愿意行动而非宽容，更渴望拥有而非真理。他们要生存，要占有生活，哪怕欺骗也在所不惜……因此他们讨厌听见痛苦的呼号，因为这使他们想到了怀疑和痛苦的存在：这股狂风曾搅乱了刚刚消隐的黑夜，并且继续在威胁世界，他们想否认，想遗忘也办不到。他们不可能听不见，因为狂风还在他们身边劲吹。于是这些年轻人便恨恨不已地掉过脸去，声嘶力竭地叫喊，以此对外界充耳不闻……”
“克利斯朵夫倒是很友善地看待他们的。他对世界不顾一切地向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向着一个新的秩序攀登深表敬意。在这股冲力下，人们有意识地固守自己的利益，他并不在意。人在向着一个目标勇往直前时，就该神情专注地盯着前方看嘛。他呢，坐在世界的转折点上，回首身后黑夜的悲壮与辉煌，瞻望前面希望的曙光在微笑，那是一种清新而充满激情的朦胧美，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年轻人不愿缅怀多灾多难的往昔岁月，他却愿与他们一起憧憬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