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的《贝多芬传》的引言中，我已经给“英雄”下了定义，这篇引言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写于同一个时期。我拒绝把“通过思想或是暴力得胜的人们”称为英雄，我心目中的英雄是那些心灵伟大的人们。把“心灵”这个词的意义再扩大开吧！它不仅仅囿于感情的范畴，依我理解，指的是内心世界的广袤王国。能主宰这个王国，并且依靠它原始的力的英雄是有能力与敌对的世界抗衡的。
贝多芬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对我的英雄的最初概念中。因为在近代社会，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贝多芬是出类拔萃的艺术家中的一个，他们把对人类博爱精神与创造天才，即支配无垠的内心王国的主宰——结合起来了。
不过，读者千万别把约翰·克利斯朵夫看成是贝多芬的翻版！克利斯朵夫不是贝多芬。他是新时代的贝多芬，是贝多芬式的英雄，然而是独立自主的，投身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即我们所处的那个世界里。他与波恩的那个音乐家[8]在身世上的相似之处仅仅表现在第一卷《黎明》中克利斯朵夫家庭的某些特征上。倘若我故意在作品的开篇造成相似的假象的话，那是为了肯定我的英雄与贝多芬属同宗同祖，为了把他扎根在莱茵河以西地域的历史之中：我让克利斯朵夫的童年生活浸沉在一个古老的德意志——古老的欧罗巴的氛围之中，不过，大树一旦冒出地面，就生长在“现时的一切”之中了；克利斯朵夫本人不折不扣地成了我们之中的一员，成了经历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间西方两次战争的一代人的杰出代表了。
倘若说他成长的世界已被此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可怕事件破坏、蹂躏了，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克利斯朵夫这棵橡树仍将长留于世。风暴可以折断大树上的几根树枝，但树干是岿然不动的。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每天，从世界各国飞来的鸟儿到这里寻觅栖身之地。最让人感动，并且大大超出我创作该书初衷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个陌生人。我看见从最遥远的国土，差异最大的种族，从中国、日本、印度、美洲国家、欧洲的所有民族那里来的人们都异口同声说道：“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属于我们的。他是属于我的。他是我的兄弟。他就是我……”
这就证明了我的信念是真实的，我通过努力达到了预定目标。因为在我创作之初，我写过以下这段文字（一八九三年十月）：
“尽管人类大家庭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都要始终不渝表现出人类的团结。这应该是艺术，也是科学的首要目的。这也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目的。”
现在，我本该就《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的选择陈述我的几个观点，因为这两者与我对这部作品及其目标所抱有的观念是密不可分的。不过我试图在一篇总论中详细阐述我的美学观念，它与我的同时代的大多数法国人的观念是相悖的。
这里我只需说一句，《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风格（有人依据该书，总是错误地判断我的全部作品）是受激发我的全部力量，以及激发《半月刊》始办之初我的伙伴贝居的全部力量的主导思想制约的。这个主导思想粗粝而富有朝气，然而出于对一个黏滞的时代和环境的强烈反感，又是极为纯洁的，因为我们当时也可以说是极端的清教徒。它就是：
“照直说！痛快淋漓地说出来，无需粉饰，无需做作！说出来是让别人理解！不是为极少数雅人所理解，而是为成千上万个人，为最淳朴、最卑微的人所理解！别担心让别人把你理解过头了！无遮无拦、直言不讳地说吧，说得一清二楚，一针见血，需要时，不妨说得重点儿！倘若这样你会更加坚实地扎根在大地上，又有何妨！再说，倘若为了更有力地宣扬你的思想，需要你重复说过的话，那就重复吧，用足全力吧，别去寻找其他的字眼！别漏掉一句该说的话！让你的语言变成行动吧！”
就在今天，这些仍是我为了反对当时的唯美主义而坚持的原则；我在鼓励行动，并且本身也包含行动因素的某些作品中也是应用这些原则的，但并非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善于心领神会的读者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欣悦的灵魂》之间会看到技巧、艺术、文句的匀称和谐等要素存在着根本差异，更别说诸如《利吕里》或是《科拉·勃勒尼翁》那样的作品了：那些作品的内容决定了节奏、音色、和声的完全不同的技巧与组合。
此外，即便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每一章也不是同样严格地符合开篇的要求。最初的战斗中所表现的严格的清教徒精神在作品中的第三部分（从前被冠名为《旅途的终结》，现在分为《女朋友们》、《燃烧的荆棘》和《新生》），就有些松懈了。随着我的英雄的年事增长，内心渐趋平静，作品的音乐也变得更加复杂，色彩更加细腻。但是墨守成规的评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满足于对整个作品，对主人公整个一生作同样的判断——非黑即白。
读者以后在我的笔记本里将会找到丰富的资料，从中看到我在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的内情，特别是反映在《广场上的集市》和《屋内》里的对当时社会的看法。现在谈及还当是过早[9]。
也许，还有必要把原计划中要写进书中的一部分提一下，但我最终没写成。那就是原本要安排在《女朋友们》和《燃烧的荆棘》之间的整整一章，其主题是革命。
那不是当今在苏联大功告成的革命，其时（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间）革命是失败的；不过正是昨日的失败者造就了当今的胜利者。
其实，在我的笔记里，被删除的这一章的轮廓已经相当清晰了。那里面，克利斯朵夫被逐出法国和德国，逃亡到伦敦，与世界各国的逃亡者与流放者组成的几个小组混在一起，并且与他们中的一个领袖成为知己，此人是一个类似马志尼[10]和列宁那样道德极为崇高的人物。这个坚强有力的鼓动者以他的智慧、信念和个性，成了欧洲所有革命运动的核心人物。克利斯朵夫积极参与了在德国和波兰突然爆发的一次运动。这些事件、起义、战斗和革命者之间的分歧占了该章相当大的篇幅，最后，革命被粉碎了，克利斯朵夫又成了逃亡者，历经千险万阻，终于来到了瑞士，在那儿发生了恋情，接下来便是《燃烧的荆棘》。
在描述这整整一代人的长长的悲剧中，我原来还准备了一段类似大自然的交响曲作为结尾——不是《大海的静默》[11]，而是《大地的静默》，生命的伟大斗士又平静地回归大地。
我写道：
“我无意中总是有一种需要，给这一部部人类史诗一个类似我打算为我写的《革命戏剧》系列安排的那样的结局[12]：激情和仇恨都融化在大自然的和平之中了。人类的骚乱被无垠的宇宙的寂静所包围，如石沉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主导思想永远是团结——人类之间的团结，人类与宇宙的和谐……
“千千万万个人，你们拥抱吧！那将是世界之吻。[13]”
但我最后选择了“和谐，那是爱与恨的庄严的结合[14]”作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结尾，那是进步行动中的有力的平衡。因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结局并非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阶段。他绝对没有完结。即便他死了，也只是一个节奏的转换，是伟大的永恒的呼吸中的一次换气……
“总有一天，我将重生投入新的战斗[15]……”
因此，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是新的一代又一代人的战友。他即便死上百次也无妨，他永远会再生，永远会战斗下去；他是，并且永远是“在斗争，在受苦，然而必将获胜的世界各民族的自由男女”[16]的兄弟。
罗曼·罗兰
一九三一年复活节写于
瑞士莱蒙湖畔的维尔奈夫
编者注：1952年，诺贝尔图书馆把以前从罗曼·罗兰手中得到的资料又转交给刚刚成立的罗曼·罗兰基金会。同年，国家档案馆又为该基金会制作了《安多纳德》手稿的微缩胶卷。
《黎明》和《清晨》，自1903年7月至10月；《青春》，自1904年7月至10月；《反抗》，自1905年7月至1906年春天；《安多纳德》，自1906年8月至10月末；《广场上的集市》，自1907年6月至8月末；《屋内》，自1907年8月末至1908年9月；《女朋友们》，自1909年6月至9月初；《燃烧的荆棘》，自1910年7月末至1911年7月（因发生一次重大事故和写作《托尔斯泰传》而中断过）；《新生》，自1911年7月末至19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