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州园林中，沧浪亭并不算最好的。拙政园、狮子林的名气，都在它之上。但我三过苏州，曾三游沧浪亭。徘徊其间，对绿水丘山、古木修竹，我的心情总有一些落寞。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里的园林之趣。初到苏州，我产生的最强烈印象是，这座城市是最适合文人居住的地方。园林酒肆，水巷人家，处处都渗透着东方文化的圆融。那我落寞的心情又何以产生呢？
我最早知道沧浪亭，是通过一首名为《沧浪亭》的诗：
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
高轩面曲水，修竹慰愁颜。
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
吾甘老此境，无暇事机关。
作者是北宋早期的文人苏舜钦，他与梅尧臣齐名，世称“苏梅”。这沧浪亭，便是苏舜钦花钱构筑的私家园林。国内所存古诗人的宅邸而擅园林之胜的，一是成都的杜甫草堂，二是苏州的这一处沧浪亭。杜甫草堂现在的规模，已远不是当年杜甫的蜗居了，是后人为纪念诗圣而不断经营的结果。而沧浪亭一经建成便有园林的格局，这从苏舜钦的诗文中可以印证。
当今之世，诗人是最贫穷的一群，几近文丐。古诗人的日子好过一些。因为他们并不把写诗当作职业，他们多半都是官员，有固定的俸禄。所以，古诗人中，虽然有杜甫、杜荀鹤这样的贫穷者，但大部分诗人都过着赏花吟月的贵族生活。只是，能够建造私家园林者，却又是屈指可数了。
那么，苏舜钦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能建造起这座沧浪亭呢？
二
苏舜钦，字子美，四川中江县人，曾祖苏协随孟蜀降宋后，授光禄寺丞，知开封府兵曹事，举家便迁到了开封。祖父苏易简，父苏耆，皆进士出身的官员，也都是名噪一时的文人，都有文集刊世。开封乃宋朝的首都，苏耆当过开封县令，这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苏舜钦生长在这样一个官宦世家中，不知冻馁为何物，且从小浸淫典籍，浏览书乡，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
苏舜钦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宋朝的上升期。除契丹的入侵使北边屡有战事外，国内基本稳定。但朝廷内革新与守旧两派的斗争，却须臾没有停息。苏舜钦二十二岁因父荫入仕，当了一个太庙斋郎的小官。当年，因玉清宫毁于大火，皇上想修复，苏舜钦便向当朝仁宗皇帝献上了一篇《火疏》，反对修复。内中有这样一段：
楼观万叠，数刻而尽，诚非慢于御备。乃上天之深戒也。陛下当降服减膳，避正寝，责躬罪己，下哀痛之诏，罢非业之作，拯失职之民；在辅弼无裨国体者去之，居左右窃弄威权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虚怀收刍荛之言，庶几变灾以答天意。
二十二岁，从今人的角度看，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可是偏偏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教训起皇帝来。这种“好为帝者师”的举动，一方面说明苏舜钦幼稚无知，一味地恃才傲物，只想出风头，而不知人情的凶险；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士风还算健康，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还比较宽松。不然，这样高标准的“毒草”是绝对不可能出笼的，即便出笼，其下场之悲惨也是可以预料的。苏舜钦没有因为这篇《火疏》受到任何打击。五年后，他反而顺利地考中进士。说明仁宗当时的政治还算清明。
兹后，苏舜钦还给皇帝上过《乞纳谏书》和《诣匦疏》，文笔更加疏狂，批评的口气也更加严厉。特别是后一疏，甚至指名道姓斥责皇上跟前的一些近臣尸位素餐，虚庸邪谄。皇上一天到晚和艺人混在一起，歌舞享乐，心志荒唐，政事不亲。这样的批评，不要说用在皇帝与辅臣身上，就是一般的人，恐怕也很难接受。
写《诣匦疏》时，苏舜钦已经三十一岁了，居丧期刚满回到开封。如果说九年前写《火疏》，是因为年轻而不谙世事，那么现在则说明他性格的偏执，也可以说是可爱，疾恶如仇，勇于任事。这种性格有助于艺术的发展，但对于官场，却是一个不和谐音。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穿了，这练达即是滑头。说起来虽不好听，但却实用得很。在中国，混到高官位子上的，有几个不是老滑头？
然而有趣的是，这篇“毒草”抛出后三个月，苏舜钦还照例补了一个长垣知县。十年间上三疏，抨击时政，火药味很浓，但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这可能给他造成一种错觉，即“造反可以升官”，正义可以战胜邪恶。因此助长了他的狂放性格的发展，以致酿成最终的悲剧。
苏舜钦二十三岁结婚，娶郑氏为妻。五年后郑氏病故，此前苏舜钦才经丧父之痛，去官守孝，两年丁忧期满再度入仕。宰相杜衍欣赏他的才华，知道他丧妻，便把女儿嫁给了他。这一来，苏舜钦成了宰相的快婿，更是身价百倍。杜衍与范仲淹是政友，都是朝中的革新派。范仲淹于庆历三年即1043年入阁主政，任枢密副使，枢密使即杜衍。革新派人物相继掌握朝中大权。第二年，由范仲淹推荐，三十七岁的苏舜钦升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由此，苏舜钦进入“高官”的行列。其时他正当盛年，本可以凭借这一崭新的舞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谁知由于行为不检，被一直寻机反扑的守旧派抓住把柄，而导致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灾祸。
当时京师的俗例，各衙门春秋赛神，本衙门官员要聚在一起吃喝一顿。这酒饭钱由到会的官员们凑份子，也有的把本衙门的一些破烂清理卖掉，换一些碎钱买一顿吃喝。苏舜钦初当上京官，自然不肯放弃与同僚们相聚一乐的机会。他也让人把本司的一些拆封的废纸卖掉。钱不足，参加宴会的人又各出一些钱来助席。先是请来一班优伶歌舞助饮，喝到高兴时，苏舜钦便命令撤去优伶，让本司的吏员也走开，只留下一帮朋友。这时，苏舜钦召来两军女妓，狎邪宴乐。是夜尽欢而散。
邀饮与狎游，这在宋朝的官场中，本是常事。怎奈苏舜钦是政治旋涡中人。他岳父是当朝宰相，范仲淹和富弼为其副手，三人共理朝政，都是革新派。一些利益受到侵害的守旧派官员，一直在伺机反扑。苏舜钦本是京城名人，所邀饮的十几个朋友，皆一时名士，因此反对派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于是由御史王拱辰、刘元瑜上本皇上，弹奏其事。仁宗皇帝肯定记得这个上《诣匦疏》的苏舜钦，也肯定没有好感，于是下令把苏舜钦抓起来，枷掠严讯，过了两个月的牢狱生活。结案，判苏舜钦监主自盗，减死一等科断，除官为民。
监主自盗，指的是苏舜钦把公家卖废纸的钱用来招待同僚喝酒。这么一点点事，差点掉了脑袋，可见处罚之严。今天，各单位卖旧报纸打牙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儿，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侵吞公家财物。可是，宋代的苏舜钦，做官做到了正部级，却因为这么一丁点小事儿被革职为民，这恐怕不能简单地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来解释。一方面，它说明政治斗争的险恶。抓住一点过错，把政治对手搞掉，既落得一个惩治腐败的好名声，又达到了剪除异己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也说明宋朝吏治之严。如果法律上无章可循，卖废纸也绝不会定下一个“监主自盗”的罪名。至于这法律实施的普遍程度，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庆历四年（1044）的秋天，宋朝首都开封发生的最大事件，莫过于苏舜钦一案了。这一顿酒，不仅使他的命运发生逆转，从此离开宦海，一蹶不振，更使得改革集团受到重挫，蓄势待发的改革力量顷刻间几乎崩溃。史载“同会者十余皆连坐斥退，名士一时俱空”。这些名士，都是改革派的重要人物。到了第二年正月，改革派的三个领军人物俱被贬出京城，杜衍知兖州，范仲淹知汾州，富弼知郓州。此事的始作俑者王拱辰与刘元瑜相庆说：“诸辈为我一网打尽矣！”
历史，留下了一段不可修复的遗恨。
三
春风奈别何，一棹逐惊波。
去国丹心折，流年白发多。
脱身离网罟，含笑入烟萝。
穷达皆常事，难忘对酒歌。
这首《离京后作》，是苏舜钦在庆历五年（1045）春离开开封南下吴中的旅途上写下的，表述了他劫难后的痛苦心情和有些勉强的自我安慰。两个月的牢狱生活，使他开始冷静下来，在狱中他只写过一首诗《诏狱中怀蓝田高先生》，他的一贯昂扬的情绪急转直下，变得颓废了。
诗是这样写的：
自嗟疏野性，不晓世途艰。
仰首羡飞鸟，冥心思故山。
刚来投密网，谁复为颦颜。
寄语高安素，今思日往还。
大凡少年得志者，没有坎坷的生活经历，一旦遇到劫难，由于缺乏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差，骤然间便会不知所措。由豪气干云到万念俱灰，由心存社稷到情寄田园，这种变化应在情理之中。
离开气象森严的京城，行船在草长莺飞的江南，对于疗治心灵的创伤，大有裨益。一路行来，下淮亭，上寿阳，过泗水，宿丹阳，面对娇红嫩碧、霏霏烟雨，苏舜钦的心情好多了。一个多月的行程，他写了十几首诗。对于创作态度比较严谨的他来说，这数量已是相当可观。诗中渗透了挣脱罗网回归自由的那种轻松感。患难见真情。这一趟南行，他的弟弟子履一直陪伴左右。到了苏州，子履要回开封，他写了一首《送子履》：
一舸风前五两飞，南迁今去别慈闱。
人生多难古如此，吾道能全世所稀。
幸有江山聊助思，莫随鱼鸟便忘归。
君亲恩大须营报，学取三春寸草微。
诗是写给弟弟的，但感情所系，却在高堂老母。忠臣既不能做，则孝子万万不可不当。他提醒自己，不可贪恋江南的鱼鸟，而忘却自己的人子之义。他还想回去侍奉住在京城的白发母亲。
但是，诗归诗。苏舜钦此次南迁，一直到死，再也没有回到既令他梦魂牵绕又让他黯然神伤的京城。
四
史载，苏舜钦（庆历五年）四月，来吴中，始居回车院，盛夏蒸燠，不能出气，乃以四万钱购郡学旁弃地，吴越时钱氏近戚中吴节度使孙承佑之旧馆也。葺为园。
这园，就是沧浪亭。
孙氏旧馆历经百年风雨，早已沦为弃地。苏舜钦花四万钱买下，再购置花、木、砖、石，造一座私家园林。从此隐居于此，读书注《易》，吟诗会友，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生活。
蒙难之前，苏舜钦到过苏州，曾感叹“无穷好景无缘住，旅棹区区暮亦行”，现在他终于可以在这里颐养天年了。购地的当年，苏舜钦就建好园邸并搬进去住下来，前后不过半年时间。从这一点看，最早的沧浪亭，绝没有今日这么宏大的规模。建亭之时，苏舜钦正在落魄之中，不可能有人为其助建。四代为官，苏舜钦的家底应该还是殷实的，但毕竟不是巨富，所以不可能大兴土木。从他自撰的《沧浪亭记》来看，他只是修筑了一个亭子。至于竹、水、丘、林，则是孙氏旧馆的弃物，略加修葺即可。
初到苏州时，苏舜钦的情绪并不稳定，甚至想离开吴中北归，有他的《秋怀》诗为证：
年华冉冉催人老，风物萧萧又变秋。
家在凤凰城阙下，江山何事苦相留。
这是他当年秋天登苏州城的阊门而作，题在城门的墙壁上。在诗旁，他又书了一行小字：“江山留人也？人留江山也？”江山留人而赵宋的社稷不留。这一年，同样遭到贬斥的滕子京，在洞庭湖边的巴陵重修了岳阳楼，被贬汾州的范仲淹为其题写了《岳阳楼记》。庆历四年（1044）的京城政变，为中国历史留下两处名胜与一篇千古传诵的美文。这倒真是应了那一句老话：江山不幸诗人幸。然而诗人还是不幸的，在三十七岁的盛年，苏舜钦不得不过起“狎鸥翁”的闲士生活。对于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人来说，这该是多么大的折磨。他的岳父杜衍，虽然也在谪任之所，但毕竟是一个风雨不惊的官场老手。这位卸任宰相，从远在北方的兖州寄诗来安慰沉沦在颓废中不能自拔的女婿。苏舜钦回答岳父：“易毁唯迁客，难谙是俗情。愁多怯秋夜，病久厌人生。”他仍在絮叨自己的愁和病。从这一点看，他只能当一名易感的诗人，他缺乏政治家的那种从容和忍耐。
好在苏州是一个最适合文人居住的地方，好在沧浪亭及时建造起来，苏舜钦受伤的心得到暂时的慰藉。在苏集中，诗题冠以沧浪亭者，大约有六首，第一首是《沧浪怀贯之》：
沧浪独步亦无悰，聊上危台四望中。
秋色入林红黯淡，日光穿竹翠玲珑。
酒徒飘落风前燕，诗社凋零霜后桐。
君又暂来还径往，醉吟谁复伴衰翁。
由于苏舜钦的才华和特殊的地位，在京城时，他成了交际的中心，每日呼朋引类，名士往来，有酒有歌，有诗有舞。比起开封来，苏州虽然也是吴侬软语的富贵之乡，但毕竟淡泊得多。而且，更重要的，他不再处在社交的中心位置，他已经丧失了官场酬酢的优越感。所以，老友贯之前来看望他，令他激动不已。贯之走后，他便有了这首伤感的诗。三十八岁的苏舜钦，已经从心理上称自己是一个“衰翁”了。
除了在书信上，他还保持与欧阳修、范仲淹、滕子京、梅尧臣等一帮旧友的联系外，在苏州，他的新交多半是吴中的文士或出家人。他们在一起吟诗唱和，研究书艺，品味琴韵，探讨佛道玄旨。除诗文外，苏舜钦还擅书法，善弹琴，文人的看家本领，他似乎一样不缺。虽然官场中人都害怕同他往来，但一般的文人士子，都还仰慕他的名声，而乐得与他交往。他与这一帮地方上的名士在一起诗酒流连，渐渐地也就忘了开封的旧事。
这时，他在开封时的好友，尚在官场的韩维，来信指责他“世居京师，而去离都下，隔绝亲友”。他回了一信为自己辩护。这封信在他的文集和《宋史·苏舜钦传》中皆有载，只是两者有些出入，但大致相似，即困居吴中，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目前的生活，他在信中说：“耳目清旷，不设机关以待人，心安闲而体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尊，以自愉悦；逾月不迹公门，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
这是一个十足的闲人。由于“迹与豺狼远”而“不设机关”，苏舜钦渐渐习惯了这种与官场无涉的文人生活，从文中还约略可以推测，住进沧浪亭后，他一直没有停止扩建工作。“珍花奇石，曲池高台”，这些，都是后来添置构筑的。
在沧浪亭住了三年多，到庆历八年（1048）春，由于韩维的上书，苏舜钦复官为湖州长史。但他并没有到任，这年的十二月，他病逝于沧浪亭中，年仅四十一岁。
五
苏舜钦少年得志，中年置身于权力的旋涡，是仁宗一朝名倾朝野的诗人，但他在政治上并无建树。虽然他热衷于改革，抨击时政不遗余力，但终因不拘小节而引祸上身。在中国古代，由诗人而入官者，像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等，身后留名，不是因为政绩而是因为其诗章。当然也有例外，像高适、晏殊、王安石、范仲淹生前就已政声卓著。清谈误国，不幸的是，清谈恰恰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把文人习气带到官场，这官肯定就做不好。
今天，客观地评价苏舜钦，他在历史上的最大功绩，莫过于修了一座沧浪亭。他死后，沧浪亭屡易其主。南宋绍兴初年，沧浪亭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得，改为“韩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元代废为僧居。到了清康熙年间，宋荦任吴中巡抚，寻访苏氏遗迹，已是灰飞烟灭，于是再度倡导重修。兹后又屡毁屡修。现在的沧浪亭，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苏州巡抚张树声修筑的。
徘徊在沧浪亭中，我感叹苏舜钦的不幸。同时，又庆幸他终于觅得沧浪亭这一块宝地以寄托晚年的孤踪。苏舜钦写的《沧浪亭记》，如今尚刻在沧浪亭大门内的碑石厅内，驻足其下，我品味以下这一段：
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从中可以看出，苏舜钦在沧浪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他不适合官场，无法适应那种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可惜他醒悟得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