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大约有两年多时间，我闭门读书，足不出户。偶尔出游数日，也必定是回老家的深山里，听泉沥沥，听鸟嘤嘤，在世俗中最易受到伤害的诗人，在山林里，却能得到天籁之乐。有一次兴尽之余，得诗一首：
风起竹邀花扫石，寒来云为客添衣。
禅家活得无拘碍，尽日南山一局棋。
如果不是置身山林，怎么能获得这种飘飘欲仙的生活？不才以“禅家”自谓，初始，的确如传统文人，属“不得志而逃于禅者”。而后，在经历了许多历练之后，真正认识到禅是养心蓄气的不二法门，便成为一种自觉了。游历天下佛教名山巨刹，寻觅往昔高僧大德的遗踪，便成为我耽于山林的一种方式。去年，我二游天台山，参拜了一千四百年前陈隋之际的大和尚智的肉身塔以及寒山遁隐的山林后，回到寓所，微醺之际又吟出一律：
我本江城士大夫，琼台又到总踟蹰。
昔年秋暮看红叶，此日春深听鹧鸪。
霁月初升钟磬远，樵风暂歇老龙孤。
自从遁去寒山子，谁发清歌对碧芜？
不知不觉，我已经以士大夫自居了。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及“打倒孔家店”等尽破传统的劫数之后，却自称士大夫，是不是有不合时宜的“遗老”做派？但是，在这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当今之世，我实在找不到一个比士大夫更合适的词语，来概括我当下的生活状态。士大夫用之于当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词语。若强加解释，应勉为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结合体，属于既有恒产又有恒心的人。他们爱国不吝此头，爱己擅长风月，操守与狂诞齐美，忧患与享乐并重。因此即便是放在世界文明的框架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也必定像布达拉宫中的夜明珠一样闪射出璀璨的光芒。倚松傲啸，对月烹茶；鸡声野店，细雨骑驴……这种种超然世外的山林生活，谁又能说不是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二
像释迦牟尼这样伟大的宗教领袖，以及孔子、老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样杰出的圣人，差不多都诞生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那一二百年间，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里面肯定包含了某种天机，只是我们人类的智力尚不能将它破译。正是这几位横空出世的智者，用他们创立的宗教与思想，给人类的生活指出了方向，一经确定，便很难变更。李白有诗“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诗人的疯话，切不可当真。对圣贤，我历来充满崇敬，正是因为他们，人类才告别愚昧，社会生活才有了秩序。
几乎从一开始，东西方文化就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对于如何入世，开创人类的事功，西方优于东方；对于如何出世，从自然万物中汲取精神生活的养料，东方则明显优于西方。治国者，采用西方的那一套，或许在聚敛财富、伸张国力上大有裨益；但若要治心，让一个人平和起来，优雅起来，东方文化则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中国上古的圣贤，把个人的修养看得非常重要。如果说儒家看重的是社稷，那么道家看重的则是生命。外儒内道，几乎成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内涵。这绝不是互相抵牾的两张皮，而是共生互补的对立统一。用儒术建立治国平天下的事功，用道术涵养洞察幽微的心灵。让一个人在进取与退守之间，均能游刃有余。古人有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很明显，前者属于儒家，后者属于道家。怎样才能做到独善其身呢？索居陋巷，心远地偏，固然是一种选择，但歌哭于山峦之中，优游于林泉之下，则是一种更佳的选择。
中国古代文人的诗作，极写山林之趣的，几乎可以编纂成洋洋巨册的山林诗史。说到诗，略说一点题外话，把写诗作为一种职业，用来谋生，这是当代的事。古代的诗人们，除了李白这样一个极为特别的例子，几乎没有一个是专职的。诗歌队伍中的佼佼者，既有帝王将相，也有野老优伶。他们写诗从来都不是为挣稿费，即便是写出洛阳纸贵的千古名篇，也只是获得一片啧啧称赞而已。到了唐代，虽然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为擅长写诗的士子开辟了一条出仕为官的途径，但从事实上看来，这也并非善举。用当今话讲，复合型人才不多。写诗、当官都很优秀，只有王昌龄、白居易、元稹、柳宗元、高适、岑参等不多的几个。更多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杜牧等，诗是再优秀不过的了，但官却当得滞碍。我指的不是官大官小的问题，而是从政的能力以及为官一任的绩效。扯远了，且打住，还是说山林。
第一个用诗歌的形式把山林写得非常美好、让人神往心仪的，是陶渊明。且看这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是《归园田居五首》中的第一首，是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回乡当农民之初写下的。他为我们画出的这一幅“农家乐”，既是风景，也是风情。陶渊明当了十三年的官，一直在卑位，直到离开公职，月俸也仅为五斗米。他辞官的理由，冠冕堂皇的话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乍一听，还以为陶先生器量狭小，是在和皇上闹意气要待遇，其实这理由站不住脚。陶先生若真是想弄钱，在县令位子上远比在农夫位子上容易，君不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乎？陶先生纵然不贪，就是在日常酬酢中，也能得到不少实惠。他真正的辞官理由，在上面这首诗中已表露无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把官场比作樊笼，可见陶先生对权门利窦的痛恨。在离职归家的途中，他写下了《归去来兮辞》，说自己在官场是“心为形役”，并表示“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要追求什么呢？无非是对月饮酒、临流赋诗的山林生活，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一份旷达与闲情。
三
中国的士大夫，为什么对山林情有独钟呢？这关系到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生存状态及价值取向。明成化二年（1466），状元出身的罗伦在翰林院修撰任上，因反对当时的内阁首辅夺情而遭革职，回四川省永丰县家中闲住。事过境迁后，不少人替他打抱不平，交章呈奏皇上，要重新起用他。而且，的确有诏书到县，要他赴京履新。但这位罗状元偏不领圣恩，作了一首诗回答皇上：
五柳先生归去来，芰荷衣上露漼漼。
不由天地不由我，无尽烟花无尽杯。
别样家风幽涧竹，一般春意隔墙梅。
老来只怕风涛险，懒下瞿塘滟滪堆。
仿效陶渊明归隐山林，穿上三闾大夫屈原所喜爱的荷衣，扶犁南亩，拄杖东山。饮酒饮茶在春秋序里，观人观物在竹梅之间。比起在京为官时“午门待漏寒威逼”的窘态，再看今日的“睡觉东窗日已红”的闲适，有琴书自娱而无冠裳之拘，这是多么大的乐趣。年轻时的罗状元，才华横溢心雄万夫，将一种匡扶社稷的钓鳌之志携到京师，很想在官场上干出一番伟业。恃才傲俗，这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既然傲俗，自然要对官场的种种龌龊发表意见。如此一来，岂能不忤怒权贵？于是，烟云缥缈的谪官之路上，一代一代，一程一程，走过了多少箫剑相随的才子？罗状元便是其中一个。陶渊明把官场比作“樊笼”，罗伦更是把官场比作长江瞿塘峡中的滟滪堆。这滟滪堆，在上世纪50年代被炸掉。如今三峡大坝建成，它更是成了一汪清水。可是，在此之前，长江上的所有船夫，都将滟滪堆视为鬼门关。那江心的几堆乱石，不知吞噬了多少过往的船旅。从某种意义上说，滟滪堆是死亡的信号。罗伦把官场比作滟滪堆，这不能说是一个文人的变态心理，而是一个遭受挫折的官员的豁然醒悟。热衷于事功者，会认为这是逃避现实而施以冷眼，甚或讥为庸人。对此类诮语，另一位谪官，比罗伦稍后的江西吉水县的罗念庵，归田后屡召不赴，也写了一首诗：
独坐空庭一事无，秋风春雨自团蒲。
而今始解闲非偶，到得能闲几丈夫。
一般的中国人，眼中的大丈夫莫不是顶天立地的伟岸男子，若不是“孤臣白发三千丈”，便是“把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但这位罗念庵，却认为大丈夫须得具备赋闲的胆识。坐在蒲团上享受春风秋雨，对于常人，是不难做到的事情，但对于经纶满腹的智者，的确需要道德上的勇气。不思钟鸣鼎食，也不当龙袖骄民，这要拒绝多少诱惑啊！
官场上的失意者，大都选择山林以颐养天年，这似乎已成规律。其实，即便是显宦，又何尝不把终老林下作为上善的选择？战国时的范蠡，辞去越国丞相之职，带着绝代佳人西施泛舟五湖，这是多么美丽的结局。我总觉得，李商隐的千古名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是因范蠡的启示而吟出。兹后，急流勇退的高官多得不胜枚举。还有一种为官者，既不显也不贬，只是觉得自己的学识与性格不适于在官场久待，索性也就寄情山水。唐代大诗人王维，便属于这一类，他有一首五律《酬张少府》，单道这事：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王维返回山林，是因为他心中无治国驭民之长策。这也许是一句真话，唐史上虽然有他的列传，却并不记载他的政绩。尽管有这些佐证，我仍然觉得王维的话有“遁词”之嫌。他的问题不是没有长策，而是所有的心思都不在当官上头。古人有言：“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可见，中国士大夫有蔑视富贵的传统。一味追求富贵，会遭到清流们的白眼。但是，追求功名，却是一般读书人热衷之事。如果把读书人分为三类，则可以说是下等求富贵，中等求功名，上等求道德。普天之下的士子，以下等与中等居多，求道德者，则凤毛麟角。“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已是求道德的表现了。在何种境界中来思考道德的真谛呢？“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寥寥十字，王维为我们勾画出宁静到极致、闲适到极致的山林之美。
四
如上所言，也许会给人一种错觉，所有为官者都喜欢山林。其实不是这样。唐人有诗：“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这巨大的反讽道出一个现实，为官之人虽然都道山林好，但真正愿意离开官场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中国古代的官员，其主体都是读书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其主体也是读书人。前些年，当“知识就是生产力”见诸报端并被惊为一种历史观的进步时，我曾戏言，这观点古人早就提出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金钱美色，尽在书中。读书人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支柱，似应视为一个整体，但若究其人品操守与价值取向，分歧却是无法弥合的。岳飞与秦桧，这种势同水火的极端例子，在历史中并非个案。卑鄙扼杀高贵，终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全盛。每遇人妖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士大夫作为社会良心的体现，都会站出来主持正义，维护道德。明晚期东林党人的出现，便足以说明问题。权力滋生腐败，权力更滋生丑恶，何况是不受监督与无法制约的权力。所以，在皇权统治下的士大夫，一方面有忠君报国的思想，另一方面，为了洁身自好，只能退隐山林。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真不愧为圣人言。但这句话却是不能演绎的。既然宽厚仁慈与充满智慧的人乐山乐水，那么乐于官场的人又算哪回事呢？这只能说，士大夫即便为官，不能过醉月餐霞的山林生活，心中也必定要存山林的旨趣。胸中有丘壑，坐地成神仙。可悲的是，太多的为官之人，胸中全被眼前的利益填满，哪里还会有丘壑呢？
中国文人喜欢讲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应该说，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所谓忧患意识是也。身在权力之中，常告诫自己权力要为民所用；身在江湖里，则担心统御万民的帝王决策不慎而招民怨。有这种想法的人，属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者”。治国事者，应重仁轻术。过于苛严，也许能提升执政能力，但终究还是会国运衰败。怎样才能做到仁呢？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法自然”。生长万物的大地是最宽厚无私的。《易经》讲大地“厚德载物”，这厚德即是仁。所以说，中国士大夫向往山林，是在精神上追求“仁”的表现，是一种崇高的价值取向。
庙堂与江湖，城市与山林，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场景，反映到具体的某一个人，亦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状态。有志于事功者，无不想在宏大的权力庙堂里觅到一个位置。另一部分士大夫，则躲避庙堂与城市而置身杂树交花的山林。这些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庙堂中吃到了苦头而豁然醒悟的，前面提到的陶渊明、罗伦等当属此类；另一种是天生的厌世派，如庄子。隐居山林便成了他们逃避红尘的最佳选择。后者，常被人视为隐士。在中国的士大夫中，隐士是大家尊崇的对象。最著名的隐士，除了庄子，莫过于居于柴桑的陶渊明和钓于富春江上的严子陵了。历代诗文中，极赞山林之美的，数不胜数。但也有个别的例外，如传为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的淮南小山，就写过一篇《招隐士》的小赋，把山林描画成“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的恐怖地狱，乃至发出了“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呼号。由此可见，作者不是那种深自谦抑的道德修养者，他愿意步入庙堂，在那里，寻求与君王风云际会的机遇。与《招隐士》迥然相异的，另有一篇《北山移文》，骂的是那种假隐士，这篇文章收在《古文观止》中，这里不再赘述。
庙堂与事功，山林与道德，允为形式内容的统一。一个人，可以先庙堂而后山林，也可以先山林而后庙堂。既可以身在庙堂而心在山林，也可以身在山林而心在庙堂。每个人的境遇与学养不同，追求也就不同。孰优孰劣，因事而论。当今之世，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已不复存在，但热爱山林的读书人仍不在少数。现代生活，决定了他们对山林只能是向往或者短暂的亲近，长久隐居在那里，已成为不可能的事。结束本文时，我忍不住还要引用王维的《竹里馆》一诗：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王维这首诗，写于他的辋川别墅。这辋川，离当时的都城长安不远。长安即是今日的西安。我到西安数次，却是无法找到这个比陶渊明的桃花源更令人神往的地方。不是没有辋川这个地名，而是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再没有可供诗人流连的茂林修竹。辋川竟只能存活在唐代的诗歌里，对于我们后来者，这简直是一种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