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李希凡文集(第七卷):往事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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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求生苦旅(6)

馆长哈珮,自号墨农。江苏苏州人氏,真是好一位江南才俊。高挑身材,我站在他跟前,还矮他一头。我当时已过了16岁,是有名的竹竿儿,那时我虽然不知自己有多高,但新中国成立后参军时检查过,高度为1米81。所以,我看到他这高个子,总在一米八四八五左右。容长脸儿,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特别是那一对黑多白少、顾盼有神的秀目,分外透着聪明,穿着却很朴素,留分头,穿皮鞋,身上是蓝布大褂,第一次见面,我就很喜欢他。他会说好几种地方话,见北京人就是一口京片子,见天津人就是满嘴“天津卫”;和家里人在一起,就是一派吴侬软语。我也见过他的父兄,虽不是五短身材,却也超不过1米65。哈伯伯一口苏州话,和墨农无甚相像之处。哈大哥剑眉大眼,别有一番气概,他家是回族。我和二姐私下里都叫他哈二哥,二姐和哈大嫂是好友,她有一个小女儿名兰君,真如粉捏玉琢一般可爱。

墨农兄在石家庄小有名气,报纸文艺版上经常发表他的诗书作品。那地方的绅士官僚,经常求他的墨宝,有时弄得他很不耐烦。他从不卖字画,只是广交文友。他做这个馆长,总想有点作为的罢。教育馆既然有名无实,馆长也是闲差。我记得在筹备开馆时,他曾亲自去书店选书购书,那有限的经费,只购得三四百本书,再加上从各处搜捡来的旧书,也只有七八百本书,倒也填满了阅览室的书柜。多系文艺、古文学、书法练习之类。开馆既登了报,墨农还在胡同口亲自写了大字通告。我们也在门前恭候,馆里不过四个人,馆长、二姐和我,还有一位打扫卫生的王大爷。书籍登记成册,编号、出纳、报文,都是二姐包办,我家本是书法世家,幼时都受过父亲的严教,二姐写得一笔工整娟秀的小楷。独我,从小缺少家教,又被父亲从左手打回右手,用父亲的话说,写的字“简直是狗爬的干柴棍子”。所以,馆里的文字活儿,我插不上手。我只能干力气活儿,运书、搬书、上柜之类,我像那初干长工的半大小子,还要听从老王大爷的指挥。开馆三天,总共只有10来个人来图书室转了一下。能坐下翻翻报刊,特别是从书柜里拿本书坐下看看的,更是寥寥无几。墨农大概有些失望了,他好多天没有来阅览室“视察”。一上班就钻进他那间小办公室。那办公室虽小,却有一张大条桌,后来才知道这是他自行设置的,可供他或写或画。有时他也整天在那里看书,拿着一根可以醮红墨水的小棍,或圈或点,终日不辍。

二姐的文书杂务不少,她一向对工作认真负责,全馆文书、杂务、对外联络,都由她管,我只干那跑跑踮踮的,平素就跟老王大爷坐阅览室。老王大爷是天津人,原是铁路工人,参加过“二七”大罢工,他毫不隐瞒这段历史,并常引以为自豪。很喜欢讲那时工人罢工斗争的故事,讲到罢工遭到军警镇压的场面,他是掩护工人家属的,军警搜捕工人代表时,他和他的“弟兄们”挡在前面,还夺过一支枪,但不会打枪,后来被大兵一枪托子打在脑袋上昏死过去,家里人是从死尸堆里把他抬回家的。王大爷还是位练家子,常常还给我露两下子。一举手,一投足,很是像模像样的。当时我并不知道“二七”大罢工是怎么回事,只是因为父亲参加过邮政职工大罢工受到排挤,以及不得不在36岁时就告老还家,而对所有罢工事件都有了好奇心而已,只不过我也觉得有些“故事”,是老王大爷在夸大其词。因为这位老人家雅好唯我独尊。他虽也够格做我父亲,但他毕竟是清洁工,我虽年纪小,也是个小馆员,可是他总是在指挥我。让我干这干那,本该他干的活儿,如早晨打扫阅览室,我住在馆里,起得早就都干了,有时粗糙一些,他看了不满意,还要训我一顿。我顶他几句,他先是向二姐告状,我从小刁蛮,哪吃这个。二姐总说他年纪大了,阅览室又没什么事可做,不要和他计较。这位王大爷,还有个嗜好,爱品个茶,每天上班,就先张罗开水沏茶,然后就坐在门旁,一面品茶,一面唠唠叨叨,长此下去,我当然很烦,就找本书,坐在条案西头,离他远一点自己看书。王大爷觉出我在冷落他,就又到馆长那里告状,说我上班不做事。好在馆长不听他的,听说我在看书,反而很高兴,告诉王大爷说,他是管借阅书的,多看点书,了解每本书的内容,对读者来借阅有帮助,您别管他看书,这才相安无事。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大概是“穷措大”既想发财,又想娶个漂亮老婆的野心和幻梦,大背“圣人之道”。我家总还是和书沾点边。父亲有几书架书。半是中文,半是英文。中文都是线装,有他的圈圈点点,他不许我们动,英文书就更不用说了。到了我能看书时,因缺乏家教,迷上了武侠小说,什么《明清八义》、《三侠剑》、《雍正剑侠图》、《五女七贞》、《彭公案》之类,开始读点正经书,那还真是这位王大爷“逼”出来的。为了不听他唠叨,也避免彼此生闲气,我本是勉强自己读书的。因为哈馆长选购的书,没一本武侠小说。倒有《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之类,那《古文观止》的注解还十分详细。因为在父亲私塾里学过几篇,那时为了默写原文,尽受训斥,伤透了脑筋。这回可得仔细看一看,揣摩原文,推敲注释,不只明白了很多典故,也对原文宗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滕王阁序》我很喜欢读,它确是一篇美文,骈体,真可谓对仗工整,诗意盎然,语言流丽。当我弄懂了那些典故含义时,我又不以为然,觉得这少年才子王勃,干吗要记那么多典故,费那么大劲把它们拼在一块儿,其实两个典故对仗起来,都是一个意思。《古文观止》我是读完了,我虽不喜欢骈体文,却给我读古文学打下了点基础。自然,更吸引我的,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首先是小说。我从二姐那里看到了巴金的《家》,二姐是巴金的崇拜者,不过,后来不知从哪儿看过一篇文章写到,巴金长了满嘴的黄板牙,似乎显得很失望。二姐大我10岁,已经是成年女性,我不大懂她的看法——作者有黄板牙和《家》有什么关系?我喜欢《家》,可怜大哥觉新的境遇,赞赏觉民、觉慧的反抗。但那种大家族的生活,终究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使我感到震撼的,是一本收有很多作家的短篇小说中一篇写妓女的作品,题目是《月牙儿》。贫穷的生活艰难,我都有体验,却没有想到,人间还会有被逼到如此出卖灵与肉的悲惨境地。于是,我在阅览室里又找到了老舍的作品《赵子曰》、《二马》、《牛天赐传》,我又喜欢上了老舍的作品。从此,我知道了小说不只有写英雄豪杰、忠臣、大侠的,也有写贴近我的生活的普通人的作品,它们更能给我知识,激发我对苦难生活的理解。记得那本短篇小说集,也有鲁迅的《孔乙己》、《药》、《明天》,冰心、叶绍钧(即叶圣陶)等人的作品,我还看过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落花生的短篇小说集,也有周作人、朱自清的散文。后来上了瘾,凡是“新文学”就读,只是对新诗不感兴趣。这里有新书,有旧书。但所有的书,都没有日本侵略中国的内容。有些书虽是新的,却印制粗劣,错字连篇。现在想来,那大概也是书商的盗版。因为有一部分作家,都在当时大后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谁会在敌占区出书。不过,盗版也好,它们总是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保留了一点异样的精神食粮。阅览室的八百多本书,我不敢说全部看完,至少一多半我都翻过,小说我则全部看完了。它们增长了我的知识,打开了一个愚昧少年的眼界,“启蒙”了我对人生的思考。自然,我也有很多读不懂的作品,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长明灯》、《阿Q正传》等,但那些描写穷人苦难的作品,尤其是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些市井人物,确实使我倍感亲切。

从文艺爱好来讲,石家庄还给了我另外一个机遇,即进入戏剧圈子。这倒不是指我从小爱看京剧。石门教育馆东面街上紧贴后院墙,就是一家戏楼(我记得可能叫“同乐”),每天晚上锣鼓喧天,我初到石家庄时,也曾去听过蹭戏,是一个外来的戏班子,主角是一位女老生,三国大戏《失空斩》,唱得很不错。可这次吸引我的,却是我没怎么看过的“话剧”。我记不清石家庄有几个戏园子,除“同乐”外,我只记得,中山路的尽头,那时新建了一个石门剧场,可能是为演话剧建的,规模、格局,都适合话剧的演出。可是直到抗战以后,才看到话剧《日出》的演出。可我到石家庄时就不记得它那里演过任何戏,倒是看过一场《楚霸王》的电影。石家庄没有话剧团。1944年秋天,哈馆长通知我,市政府的业余话剧团要借阅览室排戏,你晚上没事就陪他们一下吧!这个业余话剧团的组织者是市政府韩秘书(朝鲜人),自任名誉团长,还调任了一位专职导演郑哀伶(也是天津人),而且郑哀伶随即搬进了教育馆院,就住进那两间空房子里。至今我不知道这剧团是怎么成立的,这些所谓业余演员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只知道那“韩秘书”是热心的支持者,舞台布景、服装道具,都是由韩的办公室代借代买,似是路路畅通。演员则是多数来自市府机关,个别人来自铁路系统,如演四凤的宋桂英,就是铁路医院护士。第一部戏是《雷雨》,而挑选排演这部戏目的,又是那位韩秘书。

于是,我这无人问津的阅览室,夜晚倒成了热闹非凡的“排练场”,对词、彩排、说戏,就都在这“五官挪位”的阅览室进行。《雷雨》演员并不多,但与此相关的人却来了不少。因为是晚上排戏,女演员还有人陪着,我记得宋桂英演四凤时,王文蒨就陪她来过,她们是铁路医院的同事。

我当时已将满17岁,却还没有看过一场话剧,充满了好奇。年轻人哪有不喜欢热闹的,没过几天,我就“迷”上了这个剧团了。话剧比京剧好懂多了。尽管《雷雨》人物,如周朴园和鲁妈、繁漪和周萍的对白,内涵丰富,有些还是我不能理解的,但大致的戏剧情节,总是能看清楚的。曹禺的大名,导演和演员们(他们多数是天津人)都知道,可宣传广告上,却只有剧名和导演的名字。后来才知道,作者正在“大后方”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还写了新剧《蜕变》。我想,1944年,虽然已经是日本侵略者的“残灯末庙”,就是石家庄这小地方,也已处于被抗日根据地包围的四面楚歌之中,但是,沦陷区人民却蒙在鼓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石家庄的几个戏园子倒挺红火。夜间,图书室都能听到同乐戏园子的锣鼓声,也时断时续地听到那扮老生的女演员的高亢的嗓音,真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墙犹唱后庭花”。直到《雷雨》排练好,她却不能不让位给“业余话剧团”了!没想到的是,《雷雨》的第一场演出,我就在后台看到,她穿一身漂亮衣装,正坐在前排观看演出。

石家庄是很少演话剧的,至少在那时我没有看到一个话剧团演出过,或者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业余话剧团《雷雨》的演出才引起了轰动。剧里几个主要角色的演员,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名人。老实说,他们中间,可以称为戏剧家的,只有导演兼演鲁贵的扮演者郑哀伶。郑也是天津人,据说在天津演戏,就有“活鲁贵”之称。他是怎样从天津戏剧界沦落到石家庄的,我不清楚。恍恍惚惚听说,他的名字郑哀伶,就埋藏着一段爱情经历,一段感伤的往事。哀伶者,哀伤从艺人也。既有自伤之意,也蕴涵着追怀一位相爱的“女伶”人的伤痛之情。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伤爱人之弃世而离开了天津戏剧界,还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入侵,毁坏了他的戏剧事业的理想?反正他经历过一段心灰意懒甚至绝望的日子,因为他现在的妻子,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妇女,而且是一位铁路工人的女儿,并有着三四位火车司机和修理工的内弟。那位郑大嫂给他连续生了三个儿子,大的只有五岁,小的刚刚出生。这是一个缺少“戏剧思维”的家境,有的只是一个每天为日常生活矛盾而争吵的家,他们就生活在教育馆院里,我的二姐就常充当他们夫妻矛盾的调解人。我想郑哀伶平素的生活是空虚而苦闷的。